“公车上书”不久，康有为又以工部主事的身份，向光绪上了两封奏章，言词更加恳切，情绪更加激昂。光绪看了，钦佩他的远见卓识，赞赏他的变法主张。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又有些胆怯，心想：自己刚刚接管政权，还处处受到太后和朝廷守旧官僚的挟制，如果轻举妄动，定会招致他们拼死反抗。再说，慈禧太后的淫威，他不止一次地领教过，还是稳妥为上。这两封奏章被暂时搁置一边。
康有为以他敏锐的政治眼光，早就看清了这一严酷的现实。他认为，要想变法成功，除了通过奏章争取皇帝的支持外，当务之急是让那些手握重权的守旧官僚了解世界大势，开阔政治眼界，自觉地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大清的命运，同变法维新的成败联系起来，才能排除阻力，争取广泛的同情与支持。
他多方筹集资金，在北京办起了《中外纪闻》报，托请发送邸报（以抄录官方文件为主的清政府内部报刊）的官差，免费分赠朝廷的大小官员。报纸的内容多译自西方的电讯和报刊，主要介绍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
接着他又四处活动，在主张变法的朝臣和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办起了“强学书局”。这本是译书机构，后来就成了维新人士的重要政治团体，即名噪一时的强学会。
强学会成立后，由翰林院侍读文廷式出面张罗，因此，入会的名人颇多，就连督抚、将军都有捐款挂名的。
张之洞、张孝谦、杨锐、徐世昌、刘坤一等都是这个团体的成员。
舆论的力量是很大的。当维新变法的思潮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素以政治上投机取巧著称的袁世凯也提出了入会的申请。最令人喷饭的是那个亲手签订《马关条约》的卖国贼李鸿章，也要求捐款资助。由于他臭名昭著，被大家拒之门外。
第二年初，强学会又在上海出版了《强学报》，每天印一小册，免费分发，宣传变法维新。以此为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更加强大的宣传攻势。
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又给光绪上书。他痛心疾首地说：“瓜分之祸，已经迫在眉睫，就像一串药线相连的地雷，一处点火，四处爆炸。如不顺应时势，及早变法图强，等到人心离散，乱民蜂起，局面将不可收拾。那时，皇帝和大臣，要想当一名普通百姓恐怕也不可能了。”
光绪幼年登基，经历了无数次的内忧外患。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没有“亲政”，只是慈禧太后手中的一个玩偶，然耳濡目染，已初步认识到清朝的国运已经危机四伏，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而自己的龙庭就在火山之上，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现在，太后已经“撤帘归政”，国家的危难局面并没有好转，瓜分之患反而愈演愈烈。他终日忧心忡忡，情绪十分低落。
读了康有为的奏章后，这位郁郁寡欢的皇帝心里非常激动，眼前也突然闪现出一线光明。特别是那些言词虽然激烈，却能打动人心的话语，正和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光绪之所以激动，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通过变法，可以利用维新派党人，向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官僚施加压力，夺回被他们控制的最高权力，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事实并不像他想的那么乐观。他曾亲自到颐和园向慈禧痛陈利害，阐明变法是挽救大清江山的唯一办法，甚至泪流满面地说：“母后若不授权儿臣变法，我宁愿不当这个亡国之君！”尽管这样，也不能动摇慈禧太后反对改革的顽固立场。他受到的是严厉的训斥，而不是好言的抚慰。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的，这也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
光绪毕竟还是一个“亲政”的皇帝。他铁了心，决定变法维新。慈禧虽然很不满意，又不便公开出面阻拦，只好暂时让步，伺机进行反扑。
不久，光绪同老师翁同龢商量，准备召见康有为，却遭到了恭亲王奕的反对。他说：“按照礼制，四品以下的官员，不能接受皇帝召见。如果有事，可命大臣传话。”
这样，康有为被传到总理衙门，当面向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翁同龢等五大臣陈述政见。
荣禄首先发话。他盛气凌人地诘问道：“祖宗之法不可变，你知道吗？”康有为义正词严地回答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国家的，今国土沦丧，何谈祖宗之法？再说，法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拿这座总理衙门来说吧，也不是祖宗设的，为什么诸位都坐在这里呢？”
荣禄窘得满脸通红，半晌说不出话来。廖寿恒怕荣禄难堪，就变了个话题。他发问道：“你倡导的变法将从何处着手呢？”
康有为从容答道：“应从改变法制、官制入手。”
李鸿章再也按捺不住了，冷笑一声，反问道： “按照你的意见，六部衙门都要撤除，法律制度也得废弃，那么，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康有为答道：“现在列强肆虐，已非昔日可比，那些过时的制度理应废除，不然，新法便难以推行。再说，实行新法，国家不仅不会乱套，反而会治理得有条不紊。”
翁同龢见双方各执己见，气氛过于紧张，便把话题转到了推行变法所需用度以及如何筹集款项的事情上来。康有为也提出了一些可行性意见。
问话结束后，康有为把自己编著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国彼得大帝变政记》两本书送给了翁同龢，并说我国当前的情势同日、俄两国变政时相似，它们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翌日，翁同龢向光绪汇报了问话的情况。他说：“康有为见多识广，才能出众，要想变法图强，非此人无以统筹全局。”于是光绪下诏，让康有为将所有建议整理成章，上呈御览。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正月八日，康有为上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皇帝立即召集群臣，颁行诏令，宣布维新变法；设立“上书所”，允许官员、百姓上书议政，以广开言路；在朝廷设制度局，主持订立各种规章制度。下设法律、度支、学校以及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海军等 12 局。
为了推动变法，康有为不仅通过上书的办法求得光绪的认可，还广立学会，造成浩大的政治声势。他联络有志之士，继被顽固派强令撤销的强学会之后，又设立了保国会。一时间，这些组织如雨后春笋，在各省建立起来，使顽固派大为惊恐。有的人公开跳出来攻击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要求据此严惩办会人员。光绪驳斥说：“国即大清，何罪之有？”
这年的闰三月十五日，梁启超、麦孟华联络各省举人830名，发动了第二次“公车上书”。在此前后，福建、湖北、湖南等地的举人也联名向朝廷递呈奏折。最引人注目的要算翰林院、六部官员和朝廷言官154人的联名上书了。他们从朝廷内部杀了出来，异军突起，加入到声势浩大的上书浪潮中来，给变法运动增添了色彩和力量。
在这种形势下，光绪再也不能犹豫了。他下定决心，冲破重重阻挠，于四月二十三日颁发诏书，宣布实行变法。五天以后，他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决定采纳他奏折中提出的一些建议。在回答康有为提出的“必须提拔有才干的维新派人士担任重要职务”时，光绪为难地说：“情况是很清楚的，那些守旧派官僚，我是无权将他们赶走的。”只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这只是一个主持文牍事务的六品小官，实际上成了皇帝的政治顾问。后来，光绪又召见了梁启超，让他主持译书和筹设京师大学堂事务。八月，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维新派人士，相继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成为推行新法的中坚力量。
尽管光绪慑于慈禧和守旧官僚的反对，不敢重用康、梁等人，但变法这个难产的胎儿，总算露头了。接着，一份接一份的变法诏书陆续颁发下去。从五月四日到八月十七日，一连下了几十道实行新政的命令，对于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进行改革。
如：撤销闲散衙门，裁减多余人员；鼓励创办报刊学会；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废除旗人特权；设立工农商局；奖励兴办实业；改革财政制度，编制预决算，开办银行；废除科举考试，设立大中学校；裁减绿营兵将，训练新式陆军和海军；等等。
这些命令颁布下去，支持的人固然不少，可反对的人更占优势。除了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反动集团外，各省的地方大吏，绝大部分是守旧官僚，他们仗着慈禧太后这座靠山，根本就不理睬这些命令。加上那些成千上万盼着“金榜题名”、升官发财的秀才、举人，遍布全国、反对一切新事物的地主士绅，被裁撤衙门的大小官吏等，结成了一个反维新的联合阵线。而维新派除了拥有一个毫无实权的名义上的皇帝外，丝毫没有与顽固派较量的实际力量。他们既不敢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手里又不掌握军队。
到了六月中旬，为了贯彻新法，光绪大着胆子裁减了一些冗员，还撤销了抗拒新法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人的官职。
慈禧太后得到消息后，气得脸色铁青。
几天后，光绪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她怒气冲冲地说：“你实行新政我不管。可你随便裁减大臣，任用维新派的小人，天理难容！”光绪虽据理争辩，却遭到慈禧一顿严厉的训斥。
光绪从颐和园回来，心情十分沉重，预感到自己的皇位已经岌岌可危。在杨锐、谭嗣同等人的策划下，光绪向慈禧太后亲信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下了一道诏令，命他晋京议事，并给了他侍郎（地位仅次于六部尚书）的官衔。不久，谭嗣同单独到袁在北京的住所私访，向他出示杀死荣禄、起兵包围颐和园以营救皇上的密诏。
袁世凯当面表示奉诏，还慷慨激昂地说：“皇上有难，只要一声令下，我袁某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这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投机政客，看到朝廷的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手里，先用假话稳住了谭嗣同，然后跑到天津，一下火车就向荣禄汇报了谭嗣同夜访的情况。
荣禄听了，当天就坐专车赶到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报告了维新派准备下手的情况。慈禧听了怒不可遏，在八月六日清晨进宫，闯入光绪寝宫，收走了全部文卷。临走时，她大声对跟随的大臣说：“皇上有病，今后不再过问政事！”
从此，光绪便被幽禁在中南海四面环水的瀛台，度过了他终日以泪洗面的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此宣告失败。
这次变法维新是在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又因只有103天，也叫“百日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