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女，回族，北京人，1945年11月26日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散文等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400余万字。代表作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并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法、阿拉伯、乌尔都、孟加拉等多种外文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续广播”节日两度全文广播，台湾《世界论坛报》全文连载，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出版繁体字版，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先后获茅盾文学奖、建国四十周年北京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自出版以来畅销不衰。此外，中篇小说《红尘》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获全国少数民族优秀文学奖，报告文学《国殇》获首届中国潮报告文学奖，报告文学《小巷匹夫》获火凤凰报告文学奖，电影剧本《龙驹》获建国四十周年优秀电影剧本奖，电影剧本《我不是猎人》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电视剧《鹊桥仙》1980年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结集作品有：花城出版社和台湾林郁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小说集《红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魂归何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万家忧乐》、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霍达报告文学选》、台湾林郁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国殇》、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霍达电影剧本选》等。1993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新作《未穿的红嫁衣》（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于1994年出版繁体字版），上、下集电影文学剧本《秦皇父子》在，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中以百万元成交。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多次向国内外介绍霍达及其著作，《人民日报》等国内多家报刊，香港、台湾地区及日本、美国等报刊及电台多次对霍达作品评介，被认为中国大陆新时期崛起的全方位、多产的、具有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的作家。曾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及英、法、西班牙、毛里塔尼亚、俄罗斯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94年1月参加大陆作家访问团访问台湾。其传略载入《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古今女杰谱》、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世界名人录》等国内外大型辞书。
我相信读者看了前头的作者简介后，会有很多感想，有一点可能共同：这位中年回族女作家真了不起，写了那么多作品，写了那么多引起轰动效应的小说、报告文学、剧本，拿了那么多奖，有的还是国家级的大奖！
我手头有一些对霍达的评论和采访文章，加上这次登门拜访，炮制一篇像样的采访录，自认为并不费事。但笔者不愿炒人家的冷饭。在此我要向读者介绍的，是自己初访霍达的感受和印象。
久仰大名，霍达
早在1983年至1986年期间，我曾负责宁夏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工作，那时正在陆续出版“当代回族作家丛书”。我请负责小说的一位编辑与活跃于文坛的回族作家保持联系，霍达也在联系名单之中。1986年后，我调总编室工作，在繁忙的编务工作之余仍关心着文艺创作的动态。当我看到霍达逐年都有佳作问世，创作日臻成熟，对她也像对我所喜爱的其他几位当代作家一样，格外注意起来。老实说，霍达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仅读过几部代表作。但仅从这些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史学功底、审美理想和高尚情怀，就已令我赞叹不已，不由对这位热爱祖国，与人民息息相关，具有高度历史使命感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民作家产生敬意。
霍达早期以写作剧本为主，多取材于中国历史，兼写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公子扶苏》（1981）、《鹊桥仙》（1981）、《江州司马》（1982）、《飘然太白》（1982）、《鞘中之剑》（1985）、《战斗在北平》（1985）等史剧，反映现实生活的有《我不是猎人》（1981）、《保姆》（1983）、《龙驹》（1989）等。近年来，她还将自己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剧本，如《穆斯林的葬礼》、《红尘》。《秦皇父子》是她历史剧创作的代表作，创作于70—80年代，1986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公演舞台剧，为海内外所瞩目。
霍达同时从事小说创作，并以小说佳作享有盛名。除短篇小说外，已发表中篇小说多部，有《追日者》（1984）、《年轮》（1984）、《秦台夜月》（1985）、《红尘》（1986）、《芸芸众生》（1986）、《魂归何处》（1986）、《沉浮》（1989），《绝症》（1992）等，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1987）、《未穿的红嫁衣》（1993）两部。其中《红尘》、《穆斯林的葬礼》和《未穿的红嫁衣》是她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尤其是《穆斯林的葬礼》1987年发表后，1988年经修改、加工后出版，1989、1991年又两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一再引起轰动效应，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影响广泛，评论界交口称誉，普遍认为这是新时期文学和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第一部成功地表现了回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长篇力作，有着独特的文学地位和审美价值。冰心老人在该书外文版序言中，热情洋溢地向海外朋友推荐这本“中国回族女作家写的奇书！”
除剧本、小说外，霍达也写报告文学、散文、评论。她的报告文学从宏观、历史的视角观照人生，纵论天下，怀斯民于胸中，抒真情于笔端，富于强烈的时代感，如《渔家傲》（1986）、《起步于黄帝陵前》（1986）、《万家忧乐》（1986）、《绿叶的荣誉》（1986）、《小巷匹夫》（1987）、《国殇》（1988）、《民以食为天》（1989）、《弄潮大西洋》（1990）、《仰雪词馆主》（1990）等，无不动人心魄，感人至深。代表作《国殇》以知识分子英年早逝为线索，串起了一个个故事，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读后发人深思，令人钦佩作家的勇气！乘外出开会之便，我受《宁夏画报》主编之托，在归途路过北京时登门拜访了这位慕名已久的作家。
霍达，真豁达也
5月27日上午，我无约而至，冒昧地叩开了霍达的家门，她先生王为政为我开的门，让我进屋落坐，我说明了来意并递上了名片和介绍信。他说，霍达昨晚又熬了一个通宵，现在刚刚睡下。我说就不必叫醒她了，约好明晚再来。随后他给我一张挺刮的印有他自画像的名片，还印有他的身份和职业。王为政同志，恕我孤陋寡闻，我只知道您是位画家，竟不知也是位作家，并且夫妇同是全国政协委员。见他丝毫没有文化名人的架子，就同他随意地聊了起来，当谈到霍达的回回名“法图迈”时，他说应叫“法蒂玛”并在我的采访本上予以纠正。他从里屋找来一些有关霍达的材料让我回去看——这大概是他们应付众多采访者的便捷方法。
回到沙滩附近的《求是》杂志招待所后，我看了带回来的那些材料——他人采访霍达的文章及作品评论，然后就继续捧起前两天刚买到的《未穿的红嫁衣》津津有味地阅读下去。这部长篇新作取材于90年代的现实生活，小说中的人物就像生活在我们身边。作家用她老到的文笔刻画人物，状景抒情，生动地描写了主人公（一个学者型的常务副市长）的遭际和命运。小说巧妙地将主要故事情节安排在一昼夜之内，将主人公在仕途上的拼搏和挫败、爱情中的追求和退却写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再次显示了作家的文才和史识。深夜，终于匆匆读完这个令人伤感的悲剧故事。作家为她心爱的女性形象取了一个比《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新月更雅致的名字：郁琅！对一个庸俗的妇女（主人公李言之妻）起了一个通常的“何丽珠”的名字。而这个名字却巧合了我的姓，我爱人的名——冤哉枉也！
第二天晚饭后，我按照王为政同志名片上的电话号码给霍达家挂了电话，耳机中传来霍达清晰动听的京腔：“光汉吗？您稍晚些来吧，八点以后凉快！”我按时到了她家，王先生迎我到客厅一张长沙发上坐下，给我递了一支烟。我端详着对面墙上和我这边的左墙上三幅名人的墨宝：一幅是冰心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语），另一幅是楚图南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诗），还有一幅廖沫沙的“比大海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雨果语）。三幅题字虽出自现成的诗文，却寄寓了这三位老人对霍达的厚望，这也是她人品和文风的真实写照。
忽闻外屋开门声，随着响起我已经熟悉的声音：“光汉来了吗？”声到人到，我面前出现一位风风火火、快人快语、浓发飘逸的中年妇女，不用介绍，这就是我所久仰的霍达。握手后，她坐在我左侧的一张单人沙发上，我们像熟人般地交谈起来。我说：“我刚看完您的新作《未穿的红嫁衣》，觉得更富现实感，写得很吸引人，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她说：“谢谢。”我从包里取出这部小说请她签名留念。她笑笑说：“这本书把许多‘冇’字，错排成‘有’字，意思就完全弄反了。‘冇’是粤语方言，念‘卯’，是‘没有’的意思。这一错，真是‘无中生有’了！”说着，到外屋找笔给我签名去了。我和王为政同志继续闲聊，说到书画艺术，又是一番境界。说话间霍达返回客厅，将书还给了我，并为我沏了一杯四川藏族地区产的“雪域圣茶”，说如何如何好，让我品尝。我知道回族同胞善品茶，她说好，就一定错不了。啜了一口，带点土腥味，并不可口，真是“众口难调”，我们对茶的见解并不一致，只好据实说了。霍达淡淡一笑：“你不会喝！”竟如此自信。
谈到宁夏这个话题时，霍达说，她1989年曾经去过宁夏，很留恋塞上古城银川，向往它的整洁和宁静（当然相对而言）。“光汉，这次我同你一块回宁夏吧？”足见她对宁夏一往情深。然后又谈起张贤亮、高深等友人的近况，谈起创作。话越谈越投机，也就愈加随便了。提到《国殇》，我说，现在还可给你增补不少例子，并列举一些人名。这一现象引起我们一番感慨。当我说到宁夏至今尚未出过霍达的书时，她爽快地说：“那就出一本散文集吧？”如此痛快的约稿是难得的，但我现在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便说：“现在不能定，要回去商量再告诉你。”她于是说：“千万不要勉强。”我知道她现在红运高照，出书并不难；这想法还是出自她对宁夏的感情。
时间已过去两个小时，她说：“光汉，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我能答就答。”我不善作记者式的采访，关于霍达的情况我已大致了解，要进一步了解她的生平和探讨她的创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见时间不早，我就没有将事先准备好的访问提纲拿出，就回答说：“这样随便聊聊很好，下次有机会来京再作深谈。”她表示欢迎。我问她能否提供几幅与文学活动相关的照片在画报上发表，她爽快地答应了，一下给我找来十几张，不过要我去附近的中国图片社翻拍，并且说，这些照片都是友人送的，没有底片。我觉得她说得有理，这些照片都很珍贵，万一我这个初访者借去不还呢？以前她有过这方面的教训。
我希望霍达多多保重身体，不要经常熬夜；见她劳心劳身、疲惫不堪（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又盼她赶快找到保姆，减轻家务劳动，腾出宝贵时间写出更多的扛鼎之作。
最后，我代表《宁夏画报》向霍达夫妇致以亲切的问候，欢迎这对伉俪能来我们宁夏做客。
1994年7月29日
（载《宁夏画报》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