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上海性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亚洲《太阳与月亮》杂志主编。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系。曾在东北的空军部队工作二十年，1970年复员，调上海一家自动化仪表厂当工人，不久以工代干从事宣传工作。1981年调上海文学院办《社会》杂志，后任该杂志常务副主编。
1985年，他由社会学转入性学研究，至今已出版著作四十六本（1985年一年就出了十本）。他于1989—1990年克服了重重困难，成功地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公开出版了长达800多页的调查报告《中国当代性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国外一些报刊称他为“中国的金西”（金西为本世纪40年代的美国性学专家，他以十年时间完成了1.7万例的性调查而轰动世界），认为《中国当代性文化》是“中国当代性科学的奠基之作”。1993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写信给他，评价该书为“奠定我国性文化研究的巨著”，它的出版“不仅是我国的需要，也有全球性意义”。它的姊妹篇《中国古代性文化》，于1993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就原始社会直至明清时期中国的性文化历史作了系统的论述和研究，考察了社会各阶层的性生活状况，分析了性开放到性禁锢的演变过程，揭示了性禁锢背后的丰富而复杂的性文化现象。该书对荷兰学者高罗佩的《中国古代房内考》有很大的突破和提高，正引起人们的注目和研究。
1993年10月下旬，“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在上海首次公开举办。刘达临是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陈列的400件文物均为他呕心沥血搜集所得。今年3月在沈阳、5至6月在无锡展出后，这些性文物将在德国柏林展出。
对于这位献身于性学事业、科研成果累累的学者，笔者怀着深深的敬意。1994年5月13、14日，乘出差沪上之便，笔者登门拜访了他。下面是访谈记录。
何：您的著作很多，主要有哪些，能否给我举几种？
刘：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入门》，1987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婚姻社会学》，1986或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爱情心理学》，1987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性社会学》，还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一个婚姻学家的咨询笔记》，这本书销售了五六十万册，我用的是第一人称写法。
这些通俗性的书在当时起到了开拓的、启蒙的作用，现在看起来，学术性就不够了。比较满意的是《中国当代性文化》。
何：我拜读过。您的两万例调查的确是项大工程。
刘：国外有这样的评价：在80年代末，能在中国搞成这样大规模的调查活动，不管调查的数据科学性如何，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再有，比较满意的就是《中国古代性文化》。还有一本就是去年出版的《中华性学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两千多个词条，我任主编，自己写了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由别人撰稿。以后，我不想搞小本子了，想搞分量重些的，有学术性的；对我个人来说，普及性的阶段已经过去。
何：您是如何由婚姻家庭问题转入性学研究的？
刘：我原来研究社会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是社会问题，研究社会的弊病，研究这些弊病如何加以解决。这是社会学的特征。1979年3月份胡乔木受党中央委托，召开了社会学座谈会，宣告了社会学的复苏。1980年以后，我国社会学才恢复研究。我在80年代初研究社会学时不断遇到新的社会问题，如青少年的性健康，婚前婚外的性问题，还有夫妻间性生活和谐的问题，等等。当时这些问题潜伏着，还未引起人们重视，这是一个动机。第二个动机，当时我在编《社会》杂志，在婚姻家庭的研究中常常遇到夫妻关系好或是不好以致离婚等现象。我就想去调查，发现在离婚案件中，主要由于夫妻性生活不和谐造成离婚的，占30%左右。这个动机被一偶然事件激发出来了。1985年1月份，我们编辑部的同志在一起讨论，刊物内容如何推陈出新，搞些新栏目，有人提出我们是否研究性社会学。为了扩大刊物影响，决定以我们编辑部名义在社会上办公开的讲座。1985年以前，社会上只有个人（如吴阶平等人）的性知识的著作，没有组织行为。我们办讲座是一次组织行为，第一次将性科学推向社会。中心内容讲：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性问题的防治与解决。由我主持，每周举办一次，共十讲，每讲两个多小时，延续了十个星期，两个半月。讲座借用了一家剧场，听众反映非常强烈，共收到500多封来信。第一天剧场基本坐满，一千多人；第二次来了两千多人，座无虚席，连走廊都坐满了人。不少听众说，你们很大胆，做了很好的工作，我们社会太需要这个了，应该向你们致敬。还有一位七十一岁的老先生听了后说：“虽然我退休了，我还是要来听。过去我是包办婚姻，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以前，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性知识，等到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但青春期已过。我现在还要学，学了以后教给下一代，使他们能过得比我们幸福。”既然群众对性知识这么需要，我就下决心从事这个工作了。
何：其实，研究婚姻家庭与研究性科学仅一步之遥。
刘：是的。我不是从医学角度来研究，而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性科学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何：性文物继沈阳、无锡巡回展出后，今后还有什么安排和活动？
刘：今年还可能在太原、广州、深圳、香港展出，8月份一定去德国展出；因我在8月份要去德国参加第五届柏林国际性学大会，并领取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10月底11月初，我还要去印度参加第三届亚洲性学大会，我是一定要去的，因为我是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这个会是由亚洲性学联会召开的，会上还有改选的事情。
今年还想创办两个性功能障碍的康复治疗机构：一个在广东，一个在太原。性功能康复的药物，我也准备在外省偏僻的地区挖掘、发现和开发，替有疗效、没出名的药物扬名。我不搞大家都搞的东西，不吃别人嚼过的馍。
我还要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前两年我们作了同性恋的调查，另一机构也搞了这方面的调查。开个会，结合这两个调查来进行对比分析，预备写本《中国同性恋研究》的书。
此外，目前正在筹备明年将在上海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研讨关于性功能障碍治疗的问题。我们将采取赞助的办法，筹划经费。
何：您还要主持《太阳与月亮》杂志的编务。够您忙的了！
刘：近期的工作，就这些吧！
何：在工作中，您遇到哪些困难和烦恼的事？
刘：最大的困难，第一是经济问题。我们搞调查研究，收集性文物，都需要经费，往往为了这个问题伤透了脑筋。第二是人际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了干工作，必须和许多人合作。在这些合作伙伴中，有的同志真正从事业出发，而有些人私心较重，到时候要名要利。我工作中就碰到一个人，以前是我的助手。我当副教授时，他是讲师，年纪大约四十三四岁，能够干点事，活动能量很大。最初帮我干一些事，还不错；我有意提携他，越提携越不行，变得越来越狂妄；最后，由于私心重，要价太高，不得不和他分手。这样，他就反眼不识，以攻击为能事。
何：这种人太可怕了。
刘：去年10月24日到31日，我们在上海办性文化展览。他看后写了篇文章给《健康报》，刊登了，题目是：《性展览，一份大众食品》。说什么性文物不是普及性的，是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说我们“把鸦片当人参”。他是别有用心的。在展览的八天当中，参观者有一万五千多人次，没有说不好的。后来，我把这次性文化展览的成就、群众的反映这些资料寄给了《健康报》。同时，有几十位性科学工作者给该报写了信，谈了他们对该文的意见。《健康报》对此事很重视，12月下旬派记者来上海调查。他看了我的收藏，表示很钦佩，说他们报社以前不了解情况，刊登这样的文章是不慎重的，表示歉意，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报纸上公开道歉也没必要，你们把真实情况正面报道一下就行了。在今年1月29日的《健康报》上登载了一篇较长的文章，用本报记者名义写的专访《献身于性科学的人》。这篇专访从正面报道了我这十年来一系列的工作，包括那次性文化展览，总算澄清了一下事实。
另外，有些人妒忌你；还有些人想靠拢你，没什么能力，有些事让他干，不好，不让他干也不好，很伤脑筋。这正如台湾的柏杨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外国人讲竞争，你好，我想法超过你，是事业的竞争；而我们有些人不是这样，你好，他就千方百计把你拉下来，拉得跟他一样低。这是很伤脑筋的事。还有人想利用我。我跟我爱人讲，我就像块大肥肉，有人帮你干这个干那个，他有他的目的，只是想利用我。如果互利，当然很好，但吃亏上当的事也往往发生。
何：你感到欣慰的是什么？
刘：那就是国内外对我工作的评价和肯定。1990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我主持的全国两万例性调查获得成功的消息，并首次称之为“中国的金西报告”。去年5月，该周刊又报道了刘晓庆和我等六人的生平与事迹，说我们是“引导国家幸福地进入21世纪的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再有，我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对我的劳动和工作表示尊重与肯定。这些信件也会给我带来鞭策和鼓励，我为自己社会价值的实现，能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而感到欣慰。
我说个笑话。我曾经算过一个命，说我命里有贵人相助，说我一生会干许多事，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困难，但每遇到困难总会有贵人相助。像我这样的一介书生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以后应验了：当我一遇到问题和困难，总会有人帮我解决。比如，1989年我欠了一屁股债，我要收集性文物不知何处搜寻，就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相助。我认为，不是我命好，他们也不是帮助我个人，因为他们了解我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所以他们愿意帮助我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最近，我将1985年以来从事性学研究的这十年日记，经过挑选、加工，整理了出来，计有13万字，想公开发表。《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的责任编辑张新荣同志很感兴趣，这部书稿已于4月29日寄给她了。
何：书信和日记这种形式更能真实地反映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
刘：是的，我是带着感情写的。它把我这时期的种种烦恼、顾虑、愤懑以及喜悦记录了下来，有的还有故事性，读来不会感到乏味。你从中可以看到，性学研究在我国走过一条怎样的路，这条路是如何被开拓出来的。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按内容，我将它分为五部分：（一）我怎样走上开拓之路；（二）一个大胆的尝试——两万例性调查；（三）在国外；（四）中国古代性文化的研究；（五）钱啊，钱！
在出版前言中，讲到我是第一个在中国主持性学公开讲座的，第一个创建性学团体的，第一个组织大规模性调查的，第一个搞性文物展览的……大约有十几个“第一”。我从事的工作具有开拓性，这是值得我欣慰的事。
何：能否谈谈您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刘：我不愿像熊瞎子掰玉米似的掰一个丢一个。下一步我重点放在性文物的收集和研究上。我认为这件事很少有人能代替我，我要好好把它搞下去。现在已经收集到500多件文物，打算收集到1000件。我要不断提高收藏的性文物的质量，增加珍品的数量。前两月，山西省文物商店的负责同志跟我讲，陕西一家文物商店有件战国时期的文物，是墓葬出土的阴茎套，玉做的。我认为这是罕见的最古老的性文物之一，有价值。我说，只要在一万元以内，就请他代为买下。
我还收集枕头。这是男女床笫的用具，尚无人收集过。我不收集布枕头，这太普通了。我收集竹子的、皮的、藤的、瓷的，还有里面灌水的，夏天睡起来凉快，还有里面灌药水的，有医疗保健作用。我还收集夜壶、马桶，都是很精致的。你说这些东西与性有关系吗？有点关系，但不是直接关系，它们都是男女在一块儿睡觉时用的。我收集到一个夜壶，底部刻有一行字：“唐杏妹别月放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叫唐杏妹的妇女赠给即将离别的丈夫的，说在离别的时候，你每晚放置在床上。带有民间色彩，很有意思。我也收藏春宫画，有画在瓷板上的，有长卷有册页，都有些，但是还不够精。精品不易搜寻，也买不起。
何：刘教授，感谢你的热情接待和倾心而谈。有机会再到府上请教。
刘：不必客气，今后多联系。
1994年6月2日
（载《宁夏画报》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