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笑雨
1981年，我参加工作，单位有个同事是残疾人，这让我很担心，担心自己的大意可能会伤害她？担心自己选择与她交往的方式会不会不正确？我到底应该抱着特殊的同情、尊重、爱惜之心还是就把她当做和我一样刻意随便嬉笑怒骂的普通人呢？她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我的举止言谈会不会冒犯她的尊严？这种认识观念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忐忑与纠结，半年后才学会与之坦诚相处。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以她为题材的小说。
二十多年后，我读着心钢长篇小说《水滴》的打印稿，这时的心钢已经在残联工作多年，因为平时来往密切，会经常去他工作的残联大楼，跟着也就认识了很多他身边的残疾朋友，《水滴》里的这个那个，很多我都能在现实的人群中找到熟悉的身影，平日里不管在哪相逢，都会有随意的寒暄或者热情的交谈，也就是在这些寒暄中，我才慢慢发觉我可以正常地认识他们的这个世界了。
是的，正常。
我们一开始跟他们接触，无法避免地要有“他们是残疾人，我们要尊重他们同情他们”的先行观念，因为他们是相对脆弱敏感的群体，因而也就更容易受到伤害。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社会群体对残疾阶层的态度，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我以为更多的不是生存智慧，而是道义，动物的生存法则必须剔除弱小，人类的进步法则必须让弱小受到同等待遇。换句话说，这种道义就是人的智慧。但这种道义这种智慧是指彼此在地平线上“平等相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俯视性的施舍，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卑躬祈求。
一个人缺少什么，就会特别渴望什么。在跟心钢交往中也认识不少残疾人，最先让我震撼的就是盲人对光线的向往，对“看见”的向往，他们完全可能拥有正常人都有的生活、工作、爱情、家庭，而最大的遗憾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爱情，近在咫尺的生活只能让触觉来感知，“看见”成了一种梦想，这种本来是最简单的认知成了不可企及的高天流云，当“简单”都不可企及时，对“简单”的渴望就变成了焦虑，对设计家来说，越是简单的就越是上乘的美妙的，对“梦想”而言，越是简单的就越是难得的。爱情来了，他们拥抱爱情，却不知道爱情的模样，他们有加倍的拥抱、加倍的触摸、加倍的吸吮，加倍的珍惜，加倍的放在心里让她疼起来，心疼得不知自己该怎么办，这显然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所以，当我在一本盲人写的小说里看到这种对爱情的心疼时，也踏实地跟着心疼起来，那是一种认识和理会后带来的心疼。这种认识让我对一个群体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观，从而又重新认识这个群体。
这个世界是不均衡的，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文明对人、对社会提出平等公正的要求就因为看到了种种不平，把铲除不平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在残联工作的缘故，心钢对市政设施中的无障碍建设部分特别敏感，外出看到了就会脱口而出“这里怎么没有无障碍标志？”或“这一点点都做了无障碍的考虑，周到。”他自己并不怎么需要使用这些设施，但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他自己的方便，甚至也不仅仅是残联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方便，而是整个社会是不是均衡地考虑到了所有群体的利益。他并不主张残疾人时时处处要以残疾人自居，时时处处有怨天尤人的权利，而是主张无论正常人还是残疾人都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常人”，在社会意义上，谁都是也应该是个完整的人，至于伤残，那是个意外，是跟肾结石胆囊炎一样的意外。只有大家都站在同一级人行道上说话，彼此才没有压抑感，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就该站高一级或自甘站低一级，在心理出发点上就不正常。
在心钢小说中描述的残疾人群，虽然行为言谈不可回避地带着残疾阶层的烙印，但心钢从自己的认识论出发，当然地回避了残疾人“身处低层、弱势群体”的天然意识，还有逢涉及残疾人就一定要苦斗成才、一定要奋进不息、一定要贵人相助的公认模式，而是坦然地面对有缺憾的命运和并不光明的种种人生，在他们中也有捣蛋的，也有不上进不争气的，成功者未必会事事俱佳，失落者也可能光华闪烁。
小说的人物设计尽管是群像谱，但一点也不难看出乔花是作者很花心思塑造的形象，这是一个漂亮性感的盲女，一个有情有义有渴望的母性象征，言语不多的外表下藏着对幸福毅然决然的向往，可以受伤，不能受辱，可以身处底层，不可心灵低下，可以不求回报，不可有恩不报，她对曹一木的“以身相报”几乎是挖空了心思，她知道曹一木在清醒时会断然拒绝这种报答，她就制造了一个让曹一木在接受自己按摩后舒服享受的沉睡机会，再把自己“献出来”，在两年前阅读小说的第一稿时，我并不以为这是可以成立的，还跟朋友说起过这段华彩刻意了、牵强了。当今年第二次阅读时，其中的情节铺垫和感情逻辑显然被重新仔细梳理，顺了很多，有了“魅”气，有了可以相融的欲望，很多描写是很能诱惑阅读的，比如，乔花主张不要开灯，因为对她而言，开不开灯世界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这是特殊身份的必然。但对阅读者来说，两个身心亢奋的年轻人处在黑暗的房间里，还能彼此闻到对方具有性别身份的气息，这时对他们之间的发展已经充满假设。而当他们之间的高潮情节居然是以一种让人不可想象的方式（曹一木沉睡中）发生时，几乎不由分说就掉进了这个激烈的陷阱，这个陷阱可以说就是作者最成功的阅读诱惑。
在串故事的人物曹一木背后，一开始就有一个现代生活的影子，他有一位很有话缘的网友“花泪”，这缕信息若隐若现，透露的是现代生活递交过来的公平触须，在谁也没见过谁的世界里，有一种隐约的平等，我们会自然地以为这道触须的后面仅仅是一缕散不开的标志性气息。不料这缕气息最后竟成为一条神秘的线索，一直躲在后面的网友“花泪”以真名“华蕾”现身、以团圆的方式现身、以爱情的方式现身，故事突然从层叠的焦虑变得温暖、欣慰，这时才明白，这条线索才是作者的理想，这个场面才是常态的渴望，两个隔着雾霭的人拨开朦胧，把手握在了一起，这不就是我们都希望的么？人必须从自己潜藏的角落走进可视的舞台，这才是应有的生活。对谁都一样。对平等的渴望首先是能坦然地面对自己，坦然才会带来平等。
心钢也是这样坦然面对自己的。因为出生时器械伤害，他行动说话都不方便，出行时（尤其是下山、下楼时）如有需要，他会大方地说声“扶我一下”，吃饭时会跟身边的人说“帮我夹点那个……”。尽管知情者大都会主动留意这种“搀扶”，但难免会有大意疏忽的时候，但当我们面对心钢的坦然时，我们也坦然起来。这让我觉得生活的正常。
是的，正常。
正常地认识生活是生活的必须，但有时偏偏就做不到，或者你身处谬误中还以为自己正常，这大概是因为一开始的认识观就是错的。在斯宾诺莎的方法论体系里，观念先于方法，观念决定方法，错误的观念带来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必将错误地认识世界。
很庆幸，我能正常地认识这个世界。正常地认识有乔花、有曹一木、有班固的世界，也像乔花、曹一木、班固那样以“我”才有的独特方式认识世界，像乔花那样，即便是“有没有灯光都一样”的世界，不一样也有温暖和光明吗？
儿时听过一首儿歌，旋律套用的是陕北秧歌，歌里唱着“跛子要跳舞，瞎子要看戏，聋子要听收音机”，虽然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恭，也披露了一种残疾心理对正常生活的对应渴望。这种渴望也就是对平等世界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