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章，在县委宣传部、广播电视局、史志办公室等与文字密切相关的部门，当通干、当科长、局长、主任，留下许多闪光的文字。而归宿于县政协后，便“正儿八经想写点东西”。于是一篇报告文学《奇怪的病迷》在政协系统引起强烈反响，以至，省政协配合有关部门，侦破了导致“奇怪病迷”之离奇刑事案件。接着，他又深入县水电系统，全面捕捉水电开拓者那神奇而又感人的故事。最终构成了长篇报告文学《溇水涛声》，当选取有关章节在网上发布后，点击率一路攀升。“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还在画龙点睛，付诸铅字的，必然是一部佳作。
徐培芝，当过教师、政府组阁官员，每当回忆起祖父徐焕然跟着贺龙闹革命，与贺英结为伉俪共掌湘鄂边游击大队、同反动势力开展艰苦卓绝武装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就夜不能寐。他立志要写出一部文学作品，反映“二战”时那激情燃烧的岁月。由于从未涉及文学，他从头学起，长期积累，2006年便开始着笔，次年，一部三十多万字的纪实小说《血色的土地》终于脱稿。他自知功底欠缺，于是两次自费聘请县内诸多“内行”为其作品“评头品足”。他不厌其烦地修改、加工，如今，县文联正协助他登大雅之堂！
熊先群，当过教书先生、县民委科长，如今为县接待办主任。风趣、幽默、豪爽、口若悬河、大丈夫味十足，却是一位有心人。在他从不辍止的日记里，细致地描绘了自己对人生、社会的种种感受。他曾经“下海”，也作为县委、县政府要员派往八峰药化。2007年，他把随八峰药化旅游团去欧洲观光的所见所闻所感，整理成散文集《旅欧日记》，一时导致鹤峰县城洛阳纸贵，使许多读者未见欧洲而熟知欧洲，同时对他的语言风格佩服得近于五体投地。接着，他又将“下海”的日记进行整理加工，一本散文集《商旅》行将付梓，读者都等着先睹为快。
严芳、郭淑静、杨大美三位颇有文才的女性，她们的小说、散文、古体诗词，让人刮目相看，在鹤峰文学圈里，都说她们定有大作问世，第一，有深厚的功底，其次，都还年轻，人们等待着她们的好音。
还有，县诗词楹联学会的杨俊知、王福仲、姚一鸣，在格律诗词的创作上，不仅自己佳作频出，而且将《晴皋鸣鹤》刊物办的有声有色，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团结在他们周围，共同继承着唐词宋词遗风。
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两位文学评论高手，他们是洪坚娉、徐延春。龚光美先生说，他们写的文学评论，品位甚高，在全州都是不多见的！我还见过坚娉在《长江文艺》、《芳草》等大型文学期刊上发表的若干优美散文，令我心动不已！
还有，郑孝文、李洪林、李顺宜、田广、朱建华、张韬、柳国昌、骆渊哲、卞岽莲等，在散文、诗歌领域，正唱响他们的特色，未来作家、诗人的桂冠，会名副其实地戴在他们的头上！我等老朽不知能否望其项背……
2009年
“年”在您那儿
我们鄂西南的土家人过年，格外神圣，格外热烈，对“年文化”也格外看重，格外奢求。
进入腊月中旬，各家各户就开始忙年。打年粑、“浪”豆皮是不可少的。“拜年拜年，粑粑上前”，不打年粑，便少了一种温馨、一种祥和。我和妻的双亲都蛰居农村，身边无人照料。这回，我们原指望到乡下过年的，没有我们到场，双方高龄的父母一定十分孤单，那年粑也打不成，乡人也会指责我们不孝道，只图自己安乐。可一排算，又万万走不得！只好带个口信，捎点年货，检讨我们的忤逆，并说明苦衷。
还没到腊月中，跟着我们安度晚年的九十高龄的祖母及上十岁的小女就问我：“年粑什么时候打？”“豆皮什么时候做？”“蹄子、鸡子和鱼什么时候买？”我和妻子一笑：“自然会安排好的。”我对在县图书馆工作的妻说：“忙年的事，我多尽点义务。你初次为百科知识竞赛命题，时间紧，又不熟套，就集中精力攻关吧！”妻听我的，白天，她仔细翻阅一本本馆藏书刊，拟一问一答的赛题记在卡片上；晚上回到家里，便挤出时间，请我“初审”。过了几天，老人和孩子又问及她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相视一笑：“年粑会有的，豆皮也会有的……”背着她们，妻对我说：“你身为文化局长，人家等着看你的‘戏’。晚上你要剪辑‘社教’电视片，白天要到各单位落实文化活动，这忙年的事我就多操点心，你就安心排你的‘戏’吧！”于是，我听她的，一心想的是怎样把“年文化”搞得有声有色。
眼看快到腊月尽头。断断续续的鞭炮标志着一切准备就绪，孩子们巴不得明日过年。激越奔放的围鼓声由远而近，乡里各路灯班急不可待地要上街一显身手。大红的春联，鲜艳夺目，千家万户展示着自己的富有和追求……老人和孩子看到我们偶尔买回去的只是些肉食糕点及水果之类，便带着全无希望的惋惜问我们：“年粑、豆皮、甜酒、汤圆都不做了吗？”已经到了腊月二十六，我们只好果断作答：“这些东西并不高级，就算了吧！”她们只得轻轻地“嗯”了一声。
晚上，我和妻带着孩子参加了六大战线精选节目的迎春文艺晚会。演出时我没陪孩子，但她看得很开心。年粑、豆皮之事，再未提及了。
腊月二十七，文化局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几乎全员出动，开始张罗“文化活动一条街”。街旁两壁，是五组大型摄影展览；中间，是百科知识竞赛、图书展销、各种游艺活动、置景照相及台球、童车、滑冰比赛，还有狮子灯、花鼓灯、采莲船、高跷舞蹈队……
腊月三十，孩子的伯父见我们家冷冷清清，便接我们全家去“团年”，我们求之不得。四处“团年”的鞭炮轰轰烈烈，家人团聚的觥筹交错之声不绝于耳。我和妻草草“扒”了几口，便一溜烟到“文化街”各执其事。大年初一到初五，我们完全沉浸在群众文化的汪洋之中。妻那里最热闹，大抵俊男靓女们都想在众目睽睽的百科知识竞赛圈里一展才华，她这个核对标准答案的裁判面前，始终簇拥着黑压压的争先恐后者。她无暇抬头，那种“专注”的神情，恕我“内举不避亲”，在别处我见得极少！
或夫妻双双，或一家老少，或三五成群人们尽情地玩，尽情的乐，把什么忧愁都抛得一干二净！有几次，我和妻上午八点出门，下午四五点才归屋，竟忘了给老人和孩子做午饭，幸喜有糖食糕饼、花生水果，她们只管享用。我们自己，则早已陶醉非常了。
新年大吉，人们见面总免不了握握手、点点头，问候一句“年过得好呀？”回答多是一句恭谦的话“‘年’在您那儿哟！”在“文化街”向我打招呼的人特多，我自然也开心恭谦：“‘年’在您那儿哟！”于是，彼此会心地一笑。
1992年
我老了
本来，日子过得很好。可妻子的三言两语，又无半点恶意，却使我对时光，甚至对人生，产生了淡淡的忧伤……
妻坐在阳台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沐浴夕阳。我轻轻打开去阳台的门，一下子出现在她面前，指着自己已修饰的面庞问：“你说，我老了么？”妻子知道我在调侃，望我一笑：“你呀，老什么？还只18！”说完，又自顾织她的毛衣，停了会儿，她好像突然有所悟，对我瞥了一眼：“不过，你说过，50岁时要当个什么‘家’的，而今离50不远，只有自己封个‘家’算了！”
夫妻间的玩笑，原本不足为怪的，或许，正是这种戏谑，给家庭生活带来许多甜美。然而，这次妻子的话，却像在我心底掷去一块石头，着实掀起层层涟漪。
我是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当什么“家”的？
呵，想起来了！好像20多年前，我们刚刚结婚时，花前月下，席旁枕边，我不止一次对妻说：我要当作家！30年的奋斗，定能如愿！妻睁着圆圆的眼睛问我：“当了作家，还瞧得来我这无知无能的妻么？”我付诸一笑：“就是当了国王，你还是我的王后呵！”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当我拾起这些记忆时，我突然抱怨起妻子来：“你怎么不经常这样提醒我呢？”
妻子闪动着大眼睛，“你看，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你不是写了那么多话来提醒自己么？”妻的话，使我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温馨的房间。
那是我们的新房，除了一张搁板床，一箱衣物，几摞书，其他一无所有。我怕妻为我的寒酸而忧伤，总是玩笑着重复瓦西里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妻知道我是个知识人，听了我的话，总是会心地笑笑：“不怕贫贱，只怕无作为！”也就在那时，我在新房里张贴了好多警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我还拟订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计划：每日必读5千字的书报，写1千字的作品。
毕竟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呵！
似水流年。记不清我是怎样否定自己的。只记得，婚后第二年，一个聪明的小天使来到我们家，于是我不得不承担当爸爸的义务。孩子只允许我当爸爸，不许我当作家。每当我铺开一稿纸时，她便“哇—哇—”地向我抗议。她喜欢听我“喔—喔——”的催眠曲，并且要一直躺在我臂弯里。到了第四年，原指望一切都会为作家铺开道路的，然而，我们的第二个小生命又出世了，之后，又有了第三个！
时间不知为什么过得那么快。转眼，我已到了“而立”之年！跟着，又是“不惑”。
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成了有官帽的人。于是，一种新的追求悄悄爬上我的心头，我开始重新设计家庭生活。部属们常来家中“请示”、“汇报”，我为那些零碎而古老的陈设害羞。而当我步入同级领导的住宅时，一种强烈的落差感油然而生！我自信我是强者而不是弱者，我暗暗嘱咐自己：别人有的，我一定要有！我请来手艺最高的木工漆工，以最新最美的款式花色，创作了组合沙发及这“柜”那“台”，算一算，大约20多件，配上立体声、彩电、冰箱之类，那富丽堂皇，足以使人耳目一新！为了这些家什，我差不多贴去所有工余时间！
白驹过隙，转眼又过去好些年，当初的那些理想，抱负，全都丢到爪哇国里去了！
妻子仍在精心地编织着毛线。为我，为她，为孩子，她总是希图全家都“帅”起来。或许，我的思维她半点也未觉察。我想说点什么，但始终没有开口，我只是猛然感到：我，的的确确的老了！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散乱的潜意识里，隐隐约约冒出这些诗句……
1993年
我心难平
在坎坎坷坷曲曲折折的山道上攀爬，我好累！该坐下来长长嘘口气了。妻子上班，孩子上学，屋里留下了一片宁静，一片淡凉。
书架上积满灰尘，阳光难得照耀，所有的辉煌都淹没在垂头丧气之中。坐不住，正打算在陈旧得向我露出鄙夷的沙发上躺会儿，闭上眼睛，好好看一下周围，外面却响起敲门声，好烦！我懒懒地开门。呵，是邓君！还有向君、唐君......难怪敲门声是那么急骤，似乎要撞开我心里那扇已在关闭的门！
我自觉没有办公之地、没有其他地方正在攀比的现代办公条件的尴尬，但我毕竟还处在他们以为可以把全县文坛诸友组织起来的位置上，没有理由推辞他们的造访，没有理由让这些昔日一起“激扬文字”的穷哥儿们吃闭门羹。烟是有的，好在祝“君”“健”康。茶是有的，落个“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清名……我的话不多，语塞中带着许多勉强。诸君却很开心，不管我的心境如何，他们一面品茶，一面吞云吐雾，一面娓娓谈起我早就不想沾边的文学。向君我是知道的，都“花甲”之年了，老伴正在病中痛苦地呻吟，他却洋洋洒洒“侈谈”文学与“精神文明”；龚君我是知道的，他担负着一个县的史志编纂任务，妻子要靠卖包子水饺糊口，他却绘声绘色地“侈谈”文学与市场经济；邓君我是知道的，他的教学任务那么重，妻子没有职业，他却兴致勃勃地“侈谈”文学的源泉；唐君我是知道的，小两口都有满意的工作，不愁吃、不愁穿，他应该沉湎舞厅，追赶潮流。然而，他也情真意切地谈什么“文学责任”……外面正翻卷着风雨，好大好大。
我突然自问：他们大谈文学，是他们的本职工作吗？不是！这应该是我的工作，是谁组织他们一起侃谈的？没有别人！当然的组织者应该是我，在文联负责的我。然而，我是个弱者。在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关系”与金钱处处戏弄人的氛围中，我的心已在悄悄冷却。
或许，诸君看出了我的自责与窘迫，他们慢慢转换了话题，高谈没有办公之地、没有金钱也能兴文学。居然大言不惭地一吐豪情“我们自费办笔会！”；“我们自费搞研讨！”；“我们自费……”，没想到，这些被“高贵人”不屑一顾的“下等人”对文学——这门差点被人们遗忘的玩意如此执著！如果说，这是一种“责任”，那么，他们在向谁负责？谁需要他们负责？
我实在无话可说！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1995年
急匆匆报到
2月下旬，阳光明媚，春寒料峭。全县业余文艺汇演以文化人夜以继日的紧张筹备，终于拉开帷幕。就在这一天，我这个新任命的文化局党总支书记急匆匆来文化局报到。人世沧桑，这天，我记下这样一段人生履历……
我的任职是县委在全县机构改革大会上突然宣布的。起先没有“谈话”，也没有露半点风声。人们望着我这个在恩施州有些名气的“老宣传”、“老笔杆子”，纷纷报以惊讶而惋惜地摇头一笑，身边同志拍着我的肩说：“你这个人，真不走运！”听到那严肃的任命，我心里一下翻了五味瓶……
90年代初，我出任过县文化局局长。县人皆知，文化部门是个穷摊子、烂摊子。前几任文化局长有的未干上一年，便递交辞职报告。我作为宣传部副部长，深知这些有识之士的酸甜苦辣。在局长难择的情况下，组织上授我以重任。为顾全大局，我“恭敬不如从命”。此时，我那苦命的夫人已是癌症晚期！（我上任仅仅一月，便弃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