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人的这种权利意识与尊重个体自由的理念，梁漱溟作了更为深入的分层阐述：“第一层是公众的事大家都有参与做主的权；第二层便是个人的事大家都无过问的权。”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用现代术语说，一是参与权，二是隐私权；内在的价值取向当然就是平等与自由。然而梁漱溟分明洞见了更为深层的内涵，这就是个体意识，“人”的观念。所以他说：“必要有‘人’的观念，必要有‘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而西方人便是有了这个观念的，所以他要求自由，得到自由。大家彼此通是一个个的人，谁也不是谁所属有的东西；大家的事便大家一同来作主办，个人的事便自己来作主办，别人不得妨害。所谓‘共和’、‘平等’、‘平等’、‘自由’不过如此而已，别无深解。他们本也同中国人一样屈伏在君主底下的，后来才觉醒，逐渐抬起头来，把君主不要了，或者虽还有，也同没有差不多，成功现在这个样子，而中国也来跟着学了。这种倾向我们叫他：‘人的个性伸展。’因为以前的人通没有‘自己’，不成‘个’，现在的人方觉知有自己，渐成一个个的起来。然则两方所以一则如此一则如彼的，其根本是在人的个性伸展没伸展。”其实，“没伸展”根本缘由是没生发出个体意识来，也许根本就没有生发个体意识的土壤，或有些许土壤而生发出些许个体意识，也很快就被埋没了。无论怎说，梁漱溟在此能反复提到“个性伸展”就很了不起了。总之，个别精英的“觉醒”是远不够的，还须有大多或整体的觉醒，对一个民族才是真正的幸事。
其实，真正让人叫绝的是，梁漱溟关注到了“个性伸展”与“社会发达”的关系。从学理上说，这实质上就是个体与整体的辩证关系。可以说，梁漱溟是极其深刻地觉察到：
西方的社会不可单看人的个性伸展一面，还有人的社会性发达一面。……且可以
说个性伸展与社会发达并非两桩事，而要算一桩事的两面。一桩事是说什么？是说人类之社会生活的变动，这种变动从组织的分子上看便为个性伸展，从分子的组织上看便为社会性发达。变动的大关键要算在国家政治这层上，——就是指从前的政治是帝制独裁现在变为立宪共和，由此而人的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起来，至今还在进行未已。
我们试来看，从前人都屈伏在一个威权底下，听他指挥的，现在却起来自己出头作主，
自然是个性伸展了，但所谓改建‘共和’的，岂就是不听指挥，亦岂就是自己出头作主？还要大家来组织国家，共谋往前过活才行。这种组织的能力，共谋的方法，实是从前所没有的，现在有了，我们就谓之人的社会性的发达。……个性伸展的时候，如果非同时社会性发达，新路就走不上去；新路走不上去，即刻又循旧路走，所谓个性伸展的又不见了。个性、社会性要同时发展才成，如说个性伸展然后社会性发达，实在没有这样的事。所以谓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而所谓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6—367页。
此中竟用上了现代科学的新名词“分子”，分子与组织机体的关系，就是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梁漱溟实在是很能跟得上现代步伐的思想家！而此中更为精彩是人他看到了个性、社会性发展的“同时性”，并十分到位地作了“个性伸展即指社会组织的不失个性”，“ 社会性发达亦即指个性不失的社会组织”的辩证统一之阐述——亦即视为“一桩事的两面”。所以梁漱溟干脆概括说：“总而言之，据我看西方社会与我们不同所在，这‘个性伸展社会性发达’八字足以尽之，不能复外，这样新异的色彩，给他个简单的名称便是‘德谟克拉西’。”“因此西方人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就与我们很不同了。最昭著的有两点：一则西方人极重对于社会的道德，就是公德，而中国人差不多不讲，所讲的都是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就是私德。”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在公德私德概念上，竟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而概括度更大的也许是下面这句话：“他的政治是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也是科学的政治。他的法律是德谟克拉西的法律，也是科学的法律。”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70页。上个世纪20年代的梁漱溟就能觉悟及此，实在让现在的理论工作者汗颜！
正是有了充分而深刻的个体与整体之辩，他的乡村建设也有了理念基础：“乡村建设的组织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而不是一个依靠外力维持的组织。每一个成员必须使自己意识到组织的需要，意识到团体中个人之间及其利益之间的关系。”[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注意！梁漱溟强调了最终依靠的是“人民自己”，显然，这种依靠必须深入到每一个个体的意识中，个体必须充分意识到他们之间及其与整体组织的关系。这种观念，原来早在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早有雏形了，原有如此深刻的个体整体关系的哲学系统在支撑。善哉！而理念与实践的一致，乃至身体力行，知行合一，这本是梁漱溟本人的最大特色。而现在我们知道了，其乡村建设的不易，不仅在时事维艰；且仅凭其一精英思想到位，大多人无法跟上，何能前行？
三、辩证通融——人类发展有“无限可能”
即便在第一代新儒家人物中，梁漱溟也算得上高明通达的儒者；他本人就极为崇仰通达高明之人，因而他不仅不排斥现代进化论，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而是以开放式探讨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与艾恺的对谈中，他说：“高明的人通达无碍。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宋儒像朱子他们，朱熹他们，有不少儒者都排佛呀，排道家呀。”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5页。梁漱溟自认是一个乐观的文化论者，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我们可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我是乐观的，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9页。
梁漱溟进一步向艾恺解释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持有一套客观发展的逻辑；而且这一发展的逻辑涵盖了人类发展的无限可能性。正如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所指出：“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总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梁漱溟是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梁漱溟坚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要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梁漱溟与艾恺就现代化问题也有深入的对谈，正如梁氏对自己的定位：是个乐观派。故当梁氏问起艾恺什么是现代化时，艾恺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还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使人的善良本性逐渐消失。梁漱溟当即说道：“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可是尽管受到一定破坏，但是还是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就是这些点将来有变动，也不一定就叫破坏。”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9页。当然，梁漱溟同时也承认现代化带来的危机，要通过国家从教育入手来加以关注。而对现代科学，他则格外赞赏：“实验的科学是一定要试验，一定要实验室，一定要出来考察，要做许多的实践，”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39页。他宣称自己很喜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爱因斯坦不把时空分开是对宇宙观真有所悟。这充分看出，梁漱溟确实是一个重实际而又不空谈理论的儒者；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他的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而艾恺也正是基于传统儒家知行合一的原则来评价梁漱溟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
对马克思主义持通融赞成的立场与态度，使梁漱溟的宇宙生命观实有几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万象差别不善观其通，固然不可；翻转来，泯没其差别又何尝可以行？这就是要唯物辩证主义的宇宙观。宇宙从无机而有机，而生物，而动物，而人类……总在发展变化着；发展变化是起于内在矛盾的，其间由量变而达质变——亦称突变或云飞跃——便显见出由低升高的许多阶段区别来。阶段大小不等，而涵小于大；区别则从量到质，通而不同。宇宙发展愈到后来，其发展愈以昭著，愈以迅速，前后悬绝不可同语。”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125—126页。这已是用量变、质变的现代唯物主义辩证观来认识宇宙生命的发展了；此外，梁漱溟不但能够接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更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柏格森的自由创化论。梁漱溟也极为强调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他坚信人是生物界中争取得最大活动自由者，而在他看来，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其活动非所预定者。这种典型的现代基础上的人心自由进化观，导致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实已超出生物甚远，而有其无限之可能；因之，其问题亦无限。因而不能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若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那简直是笑话！他不晓得人类历史愈到后来，或人类文化愈高，便愈远于其生物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作为一个现代儒者，能有此种追求“非限定性”的“无限可能”的自由发展，是极其深刻而富有远见的。
正基于此远见，梁漱溟多次表示自己对人类远景是乐观的：“越进步，越文明，人彼此情感上容易相通，容易增进彼此的了解。将来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了社会主义，恐怕更是这样。所以往人类前途看，应当是乐观的。”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