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对四时气节亦不乏考索兴趣，并显示出浓厚文献学与思想史气味，仅举一例：“冬，有终意。万物闭藏，贵于安宁以养。尔雅：‘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为收成，冬为安宁。’冬日之安宁较之秋日之收敛，又不同。……四季十二月节令变化，此即天地之诚。人类生命，即安住长息于其中，宜当自明此理。”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39页。此中所指天地之“诚”，乃出《中庸》，其中所涵哲理，在钱穆看来，亦为四季自然运行的内在规律。而尔雅对一年四季之界定，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然，钱穆以为这完全是从农业生产生活出发的。所以他又深入到极为具体的农时中作细致的考察：“中国人极重冬至，即重阳历也。禾一熟为一年，中国人重农事，故改从阴历。除夕方尽，元旦随起。除旧布新，天运循环。阴历二十四节，取名曰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凡所取名，皆与农事及日常人生有关。上述二十四番花信风，即从小寒起。是中国从汉武帝时，虽决然一依阴历夏时，而阳历中之重要点，亦复保留。”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本来，以钱穆的宏观史学视野，难得对农事与农时的关系作如此细致的论述，然而钱穆不但做到了，而且准确地考察了汉武帝在其中的作用；这显然需要学问上的“大通”境界。通观的整体眼光，使钱穆在重视“时”在农事中特殊价值外，还注意到“人文地理”。他曾带有总结性地说过：“最后及于天文地理两门，中国重农，授民以时，厝心历法。……又在中国，地理学之发展，更远胜过天文学。天较远，地较近，故在双方（中西）进展先后又不同。又西方多注意自然地理，而中国则更注重人文地理。远自禹贡及汉书地理志以下，中国人研究地理，皆重人文一面，而成绩斐然。”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81页。但“人文地理”和农业究有何直接关系呢？其实，这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即为：“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农则必外通天地以为业。……故中国人生，必纳入自然中，贵能顺应自然。”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外通天地以为业是农业文明的最基本条件，然人生纳入其中，则必以中国思想的“赞天地之化育”为本，人文由此而出，“人文地理”亦由此而出。当然，钱穆对自然地理之于农业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视的，他曾非常具体地分析过黄河流域与农业的关系：“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着泾、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桠杈地带里面，都合宜于古代农业之发展。”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二页。钱穆极称那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即“水桠杈”对古代黄河流域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那才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实际上钱穆已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所依凭的首先是黄河的各条支流。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是，钱穆对有关农事的生态方面，也有过自然与人文合一的论述，而且他以为这一方面极值探讨。
农耕文明造就的“农业人生”
“农业人生”在钱穆的文献中是经常出现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且它是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而出现的。诚如其所说：“中国社会当春秋战国之际，商业随农业而继起。此下的社会经济并不是纯农的，而其文化传统则实建基于农业人生上，儒家立论最可见。”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20页。文化传统建基于农业人生，这对钱穆来说，乃是其历史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农业人生毕竟又是由长期的农业劳作过程中形成的农耕文明所造就而成，钱穆曾将人类文化分为三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这三型文化又是由三种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三种生活方式而最终成型的。因而中国的农业人生之于农耕文明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作用，不光是传统道德、风俗等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生活方式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建构。所以钱穆称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的发酵地。
以独特文化视角来透视中国农耕文明，钱穆便充分意识到：“中国文化，建基于农业。既富自然性，亦富生命性。”他特以四季节气举例言之：“姑再从一年十二月春夏秋冬四季各项节日言之，亦大可见其涵义之平实而深邃。春者蠢也。一切生命，皆由是蠢动。而农务工作，亦始于春。中国人言，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只此一事。有常有变，而又有信。人之在天地大自然中，乃得融成为一体。”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所以建基于农业的中国文化之自然性与生命性，还相当突出地显现在“然言春必及耕，不忘劳作，劳作亦自然。而人之所以能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者，则亦在此矣。”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其实，正是在自然的劳作中，生命性与自然性融合为一。
但决非仅此而已。钱穆的深刻之处还在他洞见了农业人生与艺术人生的融通。他指出：“农业人生，其实内涵有一种极高深的艺术人生，其主要关键，即在能把时间拖长。所谓德性的人生，则是一种最长时间、最高艺术的人生。中国画家，最好画山水，山中草木，水上波澜，时刻新，时刻变，但山水还是此山水。中国社会绵延了四五千年，何尝不时变日新，但仍还是此中国社会。此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24页。但艺术人生毕竟又是由农耕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来建构的。问题在农业人生，本极辛苦，如何能化为艺术呢？钱穆确实已涉及到这一关键问题：“故农业人生，本极辛劳勤苦。但中国人能加之以艺术化，使其可久可大，可以乐此而不疲。又自艺术转入文学。如读范成大之四时田园杂兴，赵孟頫之题耕织图，欧阳修之渔家傲词，亦各十二月分咏。随时随事，无不可乐，人生可以入诗入画，复又可求。”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在钱穆看来，人生当求快乐，这无可讥评。但农业人生的最大乐事，终究为乐天知命基础上的自安自足，天人合一。达到这一境界并非一蹴而就，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才能为我们所提出的农业人生何乐的问题提供答案，钱穆不愧是深具睿智的大师，他如此分析道；“原始人类，以渔猎为生，辛苦营求，非为可乐。待其有获，返其穴居休息，始为可乐。或在穴洞上偶有刻划，或月夜出穴洞门，老幼歌舞，洵属乐事。待其由渔猎进入畜牧，乃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大步。既常群居聚处，橐驼牛羊，又属可爱。有感情，可安逸，较之渔猎时代显已大异。然逐水草而迁徙，居穹庐中，斯亦可憾。转入耕稼，乃又为人生快乐迈进了一步。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手段目的融为一体。且畜牧为生，日宰所爱以图饱腹，心有不忍。稼穑则收割已成熟之稻谷，非有杀生之憾。百亩之田，五口之家，既得安居，又可传之百世，生长老死，不离此土，可乐益甚。所谓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最后一句“安居乐业，唯耕稼始有之”，是点睛之笔的结论；然结论亦从历史而来，且服从于自然与人文演进的内在逻辑。质言之，这种农业文明的发展亦体现在农业人生能不断自得其乐：子子孙孙，世袭其业，世传其乐。此即中国文化真精神所在。
总之，农业人生只有落实在安居乐业之基础上，才能转入“艺术人生”，才有最终的天人合一之境界。对中国历史本身的年代分析亦复如此：“中国古有庖牺时，显然还在畜牧时代。下及神农时，则已转进到耕稼时代，五口之家，百亩之田，只要大家和平相处，宜可各自安居乐业。”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可见，所突出者，仍为安居乐业。其实，从逻辑上看，没有安居，何能静定专一；而不能静定专一，又何从有艺术人生。因而，钱穆非常肯定地认为：惟农村人能有此境界。他说：“就内在人生言，都市不如农村，其心比较易于静定专一。……故惟农村人生活，乃为得其中道；体力劳动，无害其心神之宁定，身心动静，兼顾并到。……无欲故静，因无欲则其心向内，可有一静止之坐标。一切皆从此出发。……如此般的人生，乃当于艺术的人生。人生能有艺术，便可安顿停止，而自得一种乐趣。惟有农村人生，乃可轻易转入此种艺术的人生。因其是艺术的，便可是道义的，而且有当于人生之正。都市工商业人生，则只是一种功利的，必待计较与竞争，把自己胜利放在别人的失败上，人生大目标不应如此。昧失了农村人生，则终亦不能了解中国人的那一套文化传统与人生理想之所在。中国社会，工商业早已发展，全国都市林立，已不是一农业社会，但中国文化演进，则大本仍在农村人生上。”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30页。钱穆曾多次提到，农业人生虽备极辛劳，然其心自静，不像都市人不安不静。然而惟能静能止，乃得向前。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足止，乃可一足进；人生亦如此，不能有进无止，有动无静；尽日奔波，总得歇脚小憩。所以钱穆反复从其人文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人文演进观提示人们关注“止”的观念，关注如何能寻觅得一可停脚之“安乐土”，正如他所说：“试再就人文演进言。原始洞居人，以渔猎为生。此一阶段，不得停止。若停止了，与其他禽兽何别。由渔猎转进到游牧，生事稍舒，但终年流转，逐水草迁徙，不能安土定居，此阶段亦不得停留。停留在此阶段，种种人文，不易有进展。耕稼社会，以农为生，此乃人类惟一可停止之阶段。继此有工商业演进，但工商业，仍须奠基于农业人生之上。不得有了工商业，便不要有农业。……何处能觅得一可停脚之安乐土，此是今天工商资本社会之大苦痛所在。”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须知，正是由于安土定居的阶段及其进展，才有了钱穆所讲的“农业社会”。此亦钱穆农业文明论的系统范畴之一。钱穆当然也注意到农业社会中存藏在己，每不贪多，三年耕有一年之蓄的特征。所以中国人生事已足，则不过求拓展，安分守己，斯为上策。
农业文明与天人合一观
钱穆在近80年的学术生涯中，从未离开过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核心理念——天人合一观的探究，而在其人生最后一刻的大彻大悟中，也仍然止于这一理念。这一彻悟传达出老人的最后心声是：天人合一观，将是中国思想中能对世界文化作出最大贡献的理念。
须知，钱穆的天人合一观，又从来没有脱离过其农业文明的思想根基，他曾称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相应”。据此，他确认：“中国文化理想之最高境界曰天人合一，其实农民生活早已符合此道，亦可谓中国古圣贤一切大道理皆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体会发挥而来。今人称中国文化曰农业文化，其语实深有理致。”钱穆：《双溪独语》，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271页。我们知道，几千年中国农业文明酿成的“天命”观，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因素。钱穆从天命观高度来揭示儒家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天人观：“天命，即指人之无奈何之处。人人各得对外面他人作贡献，人人各得对内面自己求完成。此是天命，亦即是人性。中国儒家务求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此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指导积极人生一番大道理在此。此番道理，通天人，合内外，这是每一人之性命。”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但这毕竟是理想与理念中的天人合一，要落实在具体的农耕文明及其劳作之基础上，还得要结合农业中的“天命观”来进行具体之解说：“农事亦有荒歉，三年耕，常有一年之水旱。农人则诿之曰天命。然天命正反面。但问耕耘，莫问收获，收获乃其正面，荒歉则其反面。乐天知命，外面大自然与内部人生亦融成一体。天人合一，自安自足，是为农业人生最大乐事。”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页。显然，这种真正的天人合一观来自农业文化的基本精神——乐天知命。只有乐天知命，才能使外在的自然与内在的人生真正地融为一体。然而我们要问：这种自然与人生之合一又“合”在何“点”之上呢？当然，在钱穆那里，心性合一，内外合一，天地合一，时空合一等往往是“自然人生合一”说法的不同表述或前提性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