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世界文明史上最为复杂的过程。在中国现代史上，新儒家与现代化浪潮的遭遇是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其不可等闲视之，原由恐不仅是新儒家心声实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某种凝聚性表征，更深一层的理由在新儒家们大多有着自己较富超越性的反思与批判性的思考，从而力图拿出自己的一套“方案”，尽管我们所说的方案多为一种思想方案。
因而，探讨现代新儒家的“现代”视角，是个饶有趣味而又颇费心力的话题。新儒家的现代视角，并非全然由“全盘西化”一语而激起，然而确切地说，新儒家的所有人物，无不从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思维中获得了自己的“现代”视角，这在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身上尤其突出；进入到各位新儒家的思想深处，让我们大感惊异的是，很难用一种话语来概括他们的共同性，或许这本来就缘于他们的思想魅力乃源于他们的思想个性。若要抓住其唯一的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深究了中西思想的内涵，而且都试图这一比较中作出自己的“现代思想方案”，找出一条不废中国古代思想精髓的现代出路。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共同的困境，无疑是个两难悖论。这让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汉学家艾恺在描述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评传《最后的儒家》中，要用这样一个显眼的副标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如何理解这个“两难”，及新儒家们如何应对他们所理解的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恰好构成本文所要论述的核心话题，这个话题当然离不开中西思想比较与新儒家们的现代视角。
一、
我们仍要从梁漱溟开始。即便在第一代新儒家人物中，梁漱溟也算得上高明通达的儒者；他本人就极为崇仰通达高明之人，因而他不仅不排斥现代进化论，也不排斥马克思主义。在与艾恺的对谈中，他说：“高明的人通达无碍。所以像是宋儒吧，就有点排佛，排斥道家，在我看就是不够通达。通达的人呢，无碍，没有滞碍，什么事情都看得很通。有碍，是你自己在那里给自己设了妨碍，原来是可以不必的，高明人他就超出来了。宋儒像朱子他们，朱熹他们，有不少儒者都排佛呀，排道家呀。”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5页。梁漱溟自认是一个乐观的文化论者，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我们可看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
我是乐观的，我觉得那个马克思主义很好，它比那个空想的社会主义高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9页。
梁漱溟进一步向艾恺解释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叫科学的社会主义，是因为它持有一套客观发展的逻辑。正如艾恺在《最后的儒家》中所指出：“梁漱溟对西方社会发展的总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梁漱溟是赞成历史唯物主义的。”[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梁漱溟坚信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要通过社会主义来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9页。梁漱溟与艾恺就现代化问题也有深入的对谈，正如梁氏对自己的定位：是个乐观派。故当梁氏问起艾恺什么是现代化时，艾恺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还说现代化带来的是使人的善良本性逐渐消失。梁漱溟当即说道：“如果是带来，已经不是今天的事情了，带来很久了。可是尽管受到一定破坏，但是还是有没有破坏的地方。就是这些点将来有变动，也不一定就叫破坏。”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9页。当然，梁漱溟同时也承认现代化带来的危机，要通过国家从教育入手来加以关注。而对现代科学，他则格外赞赏：“实验的科学是一定要试验，一定要实验室，一定要出来考察，要做许多的实践，”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39页。他宣称自己很喜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认为爱因斯坦不把时空分开是对宇宙观真有所悟。这充分看出，梁漱溟确实是一个重实际而又不空谈理论的儒者；正是基于此，才有了他的一套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而艾恺也正是基于传统儒家知行合一的原则来评价梁漱溟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一百年后回顾20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美]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
而如何从整体上把握梁漱溟的现代观，则首先要从他的“宇宙生命”观入手：“说宇宙大生命者，是说生命通乎宇宙万有而为一体也。”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51页。而在这个不断进化的大生命体中，“人类生命是宇宙大生命从低级生物发展出来的顶峰。”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6页。可见，梁漱溟已然相信宇宙大生命到人类生命是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当然，对梁漱溟而言，进入到精神的进化即“心”的进化，才有了实质性的“道德”意义：
从生物进化史看去，总是心随身而发展的，身先而心后，有其身而后有其心。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7页。
他深心发问道：“敢问道德之真如何？”“德者，得也；有得乎道，是谓道德；而‘道’则正指宇宙生命本性而说。”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6页。可见梁氏的这一道德观内在地关联着他的宇宙生命观。必须看到的是，梁漱溟正是立于进化的现代观立场上，才断然说：“科学的社会主义家马克思、恩格斯资藉于科学论据以阐发其理想主张，不高谈道德而道德自在其中。‘因为在理论方面，它使伦理学的观点从属于因果性的原则’。”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218页。这似乎也使他的宇宙生命观也有了几分辩证唯物主义的色彩：“万象差别不善观其通，固然不可；翻转来，泯没其差别又何尝可以行？这就是要唯物辩证主义的宇宙观。宇宙从无机而有机，而生物，而动物，而人类……总在发展变化着；发展变化是起于内在矛盾的，其间由量变而达质变——亦称突变或云飞跃——便显见出由低升高的许多阶段区别来。阶段大小不等，而涵小于大；区别则从量到质，通而不同。宇宙发展愈到后来，其发展愈以昭著，愈以迅速，前后悬绝不可同语。”梁漱溟《人心与人生》，上海，学林出版2006年版，第125—126页。这已是用量变、质变的现代唯物主义辩证观来认识宇宙生命的发展了；此外，梁漱溟不但能够接受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更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柏格森的自由创化论。梁漱溟也极为强调人类心灵的自由发展，他坚信人是生物界中争取得最大活动自由者，而在他看来，所谓自由活动就是其活动非所预定者。这种典型的现代基础上的人心自由进化观，导致他得出结论说：“人类实已超出生物甚远，而有其无限之可能；因之，其问题亦无限。因而不能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若把人类活动，历史发展，限定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上，那简直是笑话！他不晓得人类历史愈到后来，或人类文化愈高，便愈远于其生物性。”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作为一个现代儒者，能有此种追求“非限定性”的“无限可能”的自由发展，是极其深刻而富有远见的。
可以预言，无论历史的走向如何，梁漱溟进化、自由的现代观思想印迹是不会磨灭的。尽管上个世纪他已被人们视为文化守成论者，甚至是最为逼近中国传统的儒者；然而在现代新儒家人物中，若论观念的先进性，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也能诚心悦服，非梁漱溟何人可属之？艾恺写下《最后的儒家》，仅就此书名而言，亦可见出其感叹之深意。为了印证他所仰慕的这位“最后的儒家”，他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不远千里从美国特来华专访了梁先生，从而有了这本《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更让我们亲切地听见了这位长者的真实心声。艾恺在此书的序言中如此对梁漱溟作了个总体评价：“就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来，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较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序，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