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玉笈斋诗人又有斋名叫“玉笈斋”。“玉笈”意即玉饰的书箱。此斋始称于何时何地，论者说法不一。《永乐大典》卷二五四○“斋”字引《镇江志》云：“通判南厅，斋曰‘玉笈’，乾道中陆游建。”《永乐大典》卷二五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此，知此斋建于镇江，时当隆兴二年（1164）二月至乾道元年（1165）七月间，诗人在镇江通判任上。但《永乐大典》所引陆游《玉笈斋书事》诗二首有误。按：此二诗当作于乾道七年（1171）正月作者任夔州（治今重庆奉节）通判之时。在“剩分松屑为山信，明日青城有使行”句下作者自注：“时傅道人欲归青城。”是知诗作于蜀地无疑。因此于北山《陆游年谱》否定斋在镇江之说。但查曾几《茶山集》卷一，有《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曾几卒于乾道二年（1166）五月，其为陆游题诗，自当在谢世之前。则《永乐大典》之说，又似可信。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二认为，陆游“镇江通判厅事已先有玉笈斋之称”，“第游在夔州时，亦榜此斋名耳。”钱仲联《刽南诗稿校注》（一），第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持论较为谨慎。陆游于乾道元年七月改通判隆兴军府事，月末抵任。次年春，专心传录玉隆万寿宫道藏本《坐忘论》、《高象先金丹歌》、《天隐子》、《造化权舆》、《老子道德经指归》古文等道书。自言玉笈“藏道书二千卷”（《跋老子道德古文》，《文集》卷二十六），以《老子道德古文》为首。由此推知，至迟到乾道二年（1166）春，已有“玉笈斋”名。联系当时形势，主和派抬头，政局逆转，爱国志士多遭排挤，诗人不久也被弹劾免归。故一时消沉，痴迷于道教，大谈道家吐纳服食之事。老师曾几写诗鼓励他钻研道书，疑即在此时。我们知道，宋代自真宗以来，道教特别盛行，徽宗更是自称为“教主道君皇帝”，上行下效，士大夫亦受其影响，加之陆游一家世代笃信道教，其高祖轸曾著《修心鉴》一书，祖佃、父宰都多方外之交。陆游在此社会和家庭环境影响下崇尚道教，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每当他遇到挫折，一时看不到前途时，这种消极避世思想便抬起头来。陆游以“玉笈”名斋，不限于一时一地，玉笈实际上成为他崇尚仙道思想的一种表意符号。
六可斋据《宋史·本传》，乾道二年（1166），陆游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卷三九五，第1205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始卜居故乡镜湖之三山。次年，自名书斋曰“可斋”。《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告之》云：“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诗稿》卷一）斋名含义取此。诗人在一阵痛苦郁闷之后，隐居乡间，寄情山水，反觉得很坦然，随遇而安，无处不可。故此时诗词多写农村田园风光和诗人隐逸闲适生活，如《游山西村》诗、《鹧鸪天》词等。但诗人并未完全忘却国事，身处江湖，却心忧国事，时隔不久，便抖起精神，重整行装，远道入蜀，为国效力去了。庆元元年（1195）春，陆游作《斋中杂题》云：“列屋娥眉不足夸，可斋别自是生涯。闲将西蜀团窠锦，自背南唐落墨花。”（《诗稿》卷三十二）可知，至迟到此年，陆游仍用“可斋”斋名。
七小山堂乾道六年（1170），诗人结束了四年的隐居生活，离山阴入蜀，赴夔州任通判。乾道八年，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驻南郑（今陕西汉中），辟幕府，任命陆游为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兼检法官。三月二十七日，诗人到达南郑军中，亲上抗敌前线，军中生活实践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正当诗人想大展一下“诗情将略”时，时局陡转，九月，王炎奉召回临安，幕僚皆如星云散去，诗人的官衔也改为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收复无望，理想破灭，转瞬间一切都变了，诗人陷入极度的苦闷中。自汉中赴成都途中，夜宿葭萌驿（今四川昭化南），他作了一首《清商怨》（江头日暮痛饮）词，表露出悲愤、沉痛、伤感和凄凉的心境。到成都之后，又改任蜀州（治今四川崇州）通判，未几复还成都。乾道九年（1173）夏，诗人摄知嘉州（治今四川乐山）事，是个“代理”的闲职。诗人无用武之地，思想又消沉起来，整日宴赏游乐，风流自放。《诗稿》卷三有《嘉州官舍奇石甚富散弃无领略者予始取作假山因名西斋日小山堂为赋短歌》诗。以“小山”为堂名，见出诗人的情志，为了排遣报国无门的苦闷，诗人只得在山石中寻求寄托，以得到精神上的暂时慰藉。这从侧面反映出诗人不甘寂寞的心态。但诗人也因此遭到“燕饮颓放”的讥评。淳熙三年（1176）夏，他受到免官的处分，内心自然是愤慨不平，索性自我解嘲，自号“放翁”。从此他更加纵情游乐，故此期多纪游、宴饮、赠妓等作品。
八心太平庵诗人又有斋名“心太平庵”。《心太平庵》云：“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耳。胸中故湛然，忿欲定谁使。本心倘不失，外物真一蚁。困穷何足道，持此端可死。空斋夜方中，窗月淡如水。忽有清磬鸣，老夫从定起。”（《诗稿》卷九）题下自注云：“余取《黄庭》语名所寓室。”此诗不知作于何年，已明确标出“心太平庵”。同卷有《晚起》诗，其二有句云：“学道逍遥心太平，幽窗鼻息撼床声。”诗作于淳熙四年（1177）十月成都任上。据《剑南诗稿》编排次第，此两诗同属一卷，当作于同时。故可基本上确定此庵立名于淳熙四年。联系诗人当时的心境，也正合情理。诗人东归后隐居山阴时，诗词中也常写到“心太平”。如“看破空花尘世，放轻昨梦浮名。……身闲心太平。”（《破阵子》，《文集》卷五十）“悟浮生，厌浮名。回视千钟一发轻。从今心太平。”（《长相思》，《文集》卷五十）可知早此已有庵名。又《独学》云：“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诗下自注：“《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诗稿》卷一）此诗作于乾道三年（1167）冬，时作者罢官居山阴。联系《心太平庵》诗下自注，或许此时已立庵名，只是未作说明，亦符合当时心境。但以后诗词中未见咏及，则可能性又不大。陆游仕途上遭遇挫折时，即以道家逍遥思想安慰自己，“心太平”追求的不只是“身闲”，更是“心闲”，是精神上的超脱。但“身闲”易，“心太平”则难，诗人积极入世之心态始终未变，所以，逍遥旷达中有深沉的感慨和不平，我们不应只看到消极的一面。
九昨非轩淳熙五年（1178）正月，孝宗念陆游在外日久，召他东归。诗人踏上归乡的路途，告别了蜀中九年的宦游生涯。秋到行在，召对，除提举福建路常平茶事，暂归山阴。“昨非轩”名当此时所取。淳熙七年，陆游在抚州（今属江西）江南西路提举常平茶盐公事任内，五月间作有《书感》诗：“半世狂疏践骇机，暮年持此欲安居。今凭香火消前业，已筑茆茨讼昨非。”诗下自注：“余村居筑小轩，以昨非名之。”（《诗稿》卷十二）这里所说“村居”应指山阴故里。“昨非轩”命名时间当在淳熙五年。淳熙四年七八月间，诗人在成都作有《昼卧》云：“身外极知皆梦事，世间随处有危机。故山松菊今何似，晚矣渊明悟昨非。”（《诗稿》卷八）诗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意。知诗人于东归前已有厌恶尘俗，归耕田园的思想。所以回到故乡，把居室取名为“昨非轩”应是极自然的事。淳熙五年写的《绣停针》（叹半记）词即是抒发今是昨非的感慨。诗人几经宦海沉浮，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觉得是非曲直，一切都没有标准。于是仿佛大彻大悟，以为只有隐居乡野，与世无争，才能保持自我，从而也否定过去的一切。从此以后，诗人虽曾几度出仕，但都比较短暂，基本上过的是在野闲居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