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闽越悍”和敢“为天下先”的海洋性格为特征
战国末期形成的闽越族，是一个“习于水斗，善于用舟”的族群，也是先秦时期典型的海洋族群。由于“闽在海中”的自然环境，习水善舟的闽越族形成了强悍的海洋性格。“闽越悍”是司马迁对闽越族的评价。因“闽越悍”才有无诸率领闽越军北上佐汉击楚，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汉初的异姓王之一。也正因为“闽越悍”的海洋性格，驱使闽越国北击东瓯、南击南粤，开疆拓土，成为东南强国，直至叛汉并做好“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这正是典型的海洋族群心态，充分展示了闽越族“强悍”的海洋性格。由此可见，闽越族人不仅对海外的地理、物产及人类生存环境十分熟悉，而且对海洋没有任何的畏惧心理，从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闽越人已具备在海上远距离、大规模航行的能力，以及对洋流、季风、航路和海外定居地的掌握。
战争在破坏社会的同时，也推动着文明的进步。闽越国终因其桀骜不驯的海洋性格，而与汉廷分庭抗礼，走到历史尽头，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终结其92年的历史使命。但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汉廷又在闽中设立了冶县，这是历史上福建境内设立的第一个县份。从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到建安十二年（203），在原闽地设立建安郡的288年间，以冶县为中心的闽越之地一直处在军事管辖之下。但汉初闽越国建立的东冶港仍不失为我国东南的一个重要港口，承担着交趾七郡朝贡转运京都的任务，海上交通相当活跃。东汉末年，桓晔因“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客交趾”；袁忠、许靖、袁沛、邓子孝等人也自会稽“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说明至东汉末，东冶港与中南半岛的南海航运继续畅通无阻，在东南海上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汉晋时，闽粤航海人才辈出，东晋左思的《吴都赋》写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说明汉晋时期，福建和广东不但是著名的造船基地，还是具有高超船海技术的优秀航海家的摇篮。张扬着“闽越悍”海洋性格为特征的福州港，已凸显其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闽都文化的海洋性，是以历代福州辖区人们的航海交通、海洋贸易、海洋生产、海洋习俗及日常生活方式为载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他们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他们实现了全球化格局里中华文化圈的形成。闽都文化性格强烈表现为敢“为天下先”的拼搏精神与兼收并蓄的开放性。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福州人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他们一经同盟会的召集，毅然参加起义，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和消除民族的灾难，视死如归。他们把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放置在个人的家庭幸福之上，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谱写出一曲悲壮的史诗。如林觉民既有起义前夕在给妻子信中所表达的缠绵悱恻之情，更有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拼命的大义凛然之气。这正是闽都文化中所具有的海洋性格特征。
明清及近代闽都文化中的敢为天下先的海洋文化性格还表现在：三十六姓援琉球，促成琉球的大航海时代；近代辟为五口通商港口之一；福州船政的创立，培养造就一大批近现代杰出人才，从军事家到思想家、从科学家到教育家、从翻译家到文学家、从外交家到政治家，无一不为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和国家的富强建立功勋伟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船政毕业的部分青年军官被选送英、美两国海军，参加了围歼德国军舰的大海战和诺曼底登陆，深受盟军的赞扬。
（二）以开放型国际海洋贸易港口城市为特征
从福建海港发展史来看，唐代以前以福州东冶港为代表，宋元时以泉州刺桐港为代表，明代以漳州月港为代表，清代以福州港、厦门港为代表。唐代福州是一个闻名中外、开放性国际海洋贸易港口城市，海洋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初唐时，福州称泉州，作为商业中心，在民间仍保留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馀善之遗俗”。此时在西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帝国，热衷于向东方开拓，尤其是对唐代的海上贸易。福州港成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当时阿拉伯、波斯商船满载各国货物，航抵福州，国人与之交易后，携舶来品溯闽江而上，将货物贩卖至全国各地，福建的许多土特产，如瓷器、茶叶、丝织品等经泉州（福州）远销海外，诚然“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胡，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来，昧旦永日”。朝廷为加强对福州海外贸易的管理，在此设置管理机构。唐武德四年（621）置泉州（福州）都督府，泉州刺史兼都督王义童即招抚泉郎从事海外贸易，使福州的海外交通和贸易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所谓“泉郎”实是一批世代以船为家，以海运和贸易为生的沿海人民，他们“往往走异域，称海商”，所以《王公（义童）神道碑》赞曰：福州“境接东瓯，地邻南越，言其实利，则玳瑁、珠玑”，海外贸易已构成当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财政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唐代福州港的繁荣。唐初诗人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曰：“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时福州称泉州，张循之为武则天朝臣，因抗旨被杀。武则天生卒年为624～705年。711年泉州改称闽州，武荣改称泉州。725年闽州又改称福州至今）诗中描写的是持有朝廷符节、分掌重兵的观察使驻节福州，福州城内随处可见来自海外的各种身份的人物，有的是来从事贸易的商人，有的是专门来朝贡的大使，所以还珠门外入贡的船只频频停泊。反映出当时泉州（福州）开放的盛况，异国商人云集泉州，各国使臣频繁地从泉州上岸前往唐朝廷朝贡。
唐朝中叶，由于怛罗斯战役（751）的失利与“安史之乱”（755～763）的爆发，由汉朝拓展的、连接东西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被截断。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上游开始向东、向南转移。地处东南沿海的闽都进一步走入海外国家和中原文化的视野。唐元和八年（813），福州刺史裴次元作《毬场山亭记碑》，其中记载了当时福州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廛閈阗阗，货贸实繁”，“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的是海外诸国客商侨居福州，不仅使开放的福州商贸更加兴隆，也带来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和风俗。唐代盛行的马毬，就是从波斯传入，故又称“波斯毬”。福州建有毬场，一是说明当时有一定数量的波斯和阿拉伯人侨居福州，二是说明马毬已成为当时福州人的一项体育活动。碑文记叙福州城内“廛闸阗阗，货贸实繁。人无流庸之”，说明当时经济繁荣，海外贸易昌盛，市场里巷的商铺林立、人流熙攘稠密，货贸充足，琳琅满目，而且没有为逃税避役的“流庸”现象。碑文描述福州城内“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说明来自海外的商贾多常往或移居福州，带来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使福州本土风俗（包括信仰、道德、职业、生活习尚乃至语言等）和人口受其影响而有变化。毬场记残碑以实物有力地证实了“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和“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这一唐代闽都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盛况。
福州作为唐代福建节度使、经略使、观察使的驻节地，也成为外国僧人频入来访之地。在唐代，弘法求法高僧往来于海上形成高潮，“交趾、扶南、天竺等国家和地区的使臣、僧侣也常常乘船经过福建，在福州等港口靠泊”。当时，官方把福州开元寺作为接待各国来闽僧人的场所，如印度般坦罗、日本空海、圆珍等高僧曾在此学习交流佛学，或以福州为学习佛法的一个中转站。福州作为经济贸易发达的“闽越都会，东南重镇”，其海上贸易进一步发展壮大。当时著名诗人韩偓登上城边的乌山感叹道：“东南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唐末礼部侍郎于兢《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记载：为大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扩大与东方朝鲜、日本及南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往来，王审知开辟甘棠港，使得“佛齐诸国……亦踰沧海，来集鸿胪……虽云异类，亦慕华风……条支雀卵，谅可继于前闻”。福州作为开放型城市，其国际贸易海港与广州港、扬州港并列为中国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三）以海洋为国家富强的价值取向为特征
从1131年到1162年的31年间，南宋海上贸易税收就达200万贯，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经济繁荣起了重要作用。海洋贸易的实际利益，使得宋高宗认识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南宋对海洋商业经济贸易的认识与实践，促使宋代国家观念从传统的大陆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变、从注重农耕文化向注重商贸文化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黄色文明迈向蓝色文明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中国历史上从农业文明迈向商业文明，从而实现从陆地迈向海洋的一个重要转变，客观上推动福州海洋贸易港口城市的发展。北宋中期之前，福州为“七闽之冠”，“工商之饶，利尽山海”，是福建海上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当时的福州“外域诸蕃，赊赆不绝”。但自元祐二年（1087），宋政府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港迅速兴起，取代了福州港的地位。加之自金人入主中原，宋室南迁，中国又长期陷于南北对峙的分裂状态。南宋政府为了防备金兵南侵，禁止海船过长江贸易。南北海上交通陷于中断，福州港海上交通逐渐中落。宋元虽以泉州刺桐港为代表，但福州仍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福州“从长乐港到占城，从占城到满剌加、爪哇再到锡兰山，从锡兰山到古里，从古里到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米息（埃及）或从阿丹到木骨都束、麻林地、慢八撒（蒙巴萨），所有这些航路，至少已有1000年的历史。……中国民间航海贸易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
明成祖朱棣即位，以雄才大略俯视四方，一改洪武的锁国政策，“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方则率使侯显”。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和平稳定的朝贡贸易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海洋贸易则是重要的一环，于是便有了郑和七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壮举。郑和七下西洋，“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其所率领的庞大的舰队，每次都在福州长乐太平港驻泊，招募船员、修船，候风出洋，正如其在《天妃灵应碑记》中所写道：“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膛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郑和舰队每一次在太平港驻泊候风，短则两三个月，长则八九个月，福州长乐太平港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实际出发点和重要的航海基地。郑和七下西洋建立了以明朝为核心的东方朝贡贸易圈，海外客商得以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自由贸易，促使15世纪初亚洲海上贸易达到历史的最高峰。
明初的福州造船业，在世界范围内称得上首屈一指。明朝设有五大官办的造船厂，其中有两个位于福建，而且都设在福州，即：台南船厂和长乐的太平港船厂。基于此，福州港不仅是大型船舶的避风良港，而且是建造巨舰海船的重港。所以“七年（1409）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福州港所造之福船，即用于郑和船队作为旗舰的宝船，“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约合为今天的长138米，宽56米。郑和宝船九桅十二帆，具有很强的抗沉性和稳定性，既适用于航海交通，也可用于海上作战，以其领先世界的技术水平和优越的远洋能力闻名于世，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寺田隆信写道：“15世纪初的中国，以高超的传统造船技术，建造了难以置信的巨大船舶，接连不断地把他们送入大海之中。对此，所谓‘大航海时代’的航海，不仅迟于郑和之后五六十年，而且所乘船舶的尺度、性能，船队的规模，无论哪一样都不及郑和的船队。”明初福州港鼎盛一时，直到16世纪，福州港的繁华极大地推动了福州城市的发展，西班牙人门多萨盛赞福州：“这座城市在全国是最富足和供应最好的。”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28年海上经历中，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海洋的清醒认识。据法国学者一书的记载，郑和为说服明仁宗朱高炽保留宝船队时说的一段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郑和的话语字字千钧，句句精辟。郑和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海权思想的伟大战略家。他把海洋与国家的富强、海洋与国家的安危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之间的密切关系，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海军船队、控制海洋对国家安全和贸易的极端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