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君尧
闽都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应把它置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来考察，才能看出闽都文化既有与中国文化发展的一致性，又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福州作为福建历代的首府，又是东南港口大都市，自古以来就是福建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福州历史上五度为都，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闽都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闽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具特色的是海洋性和开放性。闽都区域文化的海洋性和开放性，是闽都的地域和闽族族群与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福州是中国从海上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是各国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与桥梁；福州籍的华裔携带着独具闽都文化特征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各地。历史上，福州人在造船、航海、移民、海洋贸易等海洋活动方面，留下了许多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值得称道的遗产。尤其是唐代以来，中国发生的重要海洋活动，无论是民间的大规模海洋贸易与移民，还是官方组织的郑和下西洋，都与福州有着紧密的联系。以至到了工业革命以后，中国近代化的转型也是由福州船政学堂率先开启的。
一、闽都文化是一种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的区域文化
闽都文化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一种以闽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吸纳其他区域、其他族群乃至海外文化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基于与其他文化模式相比较而言。如与山东齐鲁文化、山西三晋文化、江浙吴越文化、广东岭南文化、河北燕赵文化、湖北荆楚文化、四川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较而言。闽都文化模式的产生、发展、形成上自秦汉下至近代。闽都文化的形成有两条历史轨迹，一条是大陆文化，一条是海洋文化。
（一）大陆文化的形成
从闽族族群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闽族与外来的越族、楚族、汉族“本土化”互动的结果。《逸周书》、《周礼》中有“七闽”、“八蛮”、“越沤”等东南土著民族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先秦周代时，“闽”族即分布于今福建全境及浙江的温州、处州、台州、广东的潮州、梅县、江西的铅山县一带。战国秦汉时期，汉文献开始出现“闽越”、“东越”、“南越”、“干越”、“扬越”等不同支系的“百越”民族名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及至秦王……南取百越之地”。“闽越”、“东瓯”合称“东越”，是福建、浙南间的百越支系。随着魏晋六朝、唐宋时期持续不断的大量的北方移民迁移福建，闽越族族群成分结构从渐变到根本性的变化，本土闽越族人变成了南方汉人。但这并非意味北方汉族同化了福建闽越族，而是南北族群经过长期的互动过程，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福建族群，虽然传统的福建汉人认为南方汉人系北方汉人的移植，且坚持“中原正统”的地方性解读，例如：闽南人的“来自河南固始陈元光说”；福建诸地的“来自河南固始王审之说”；客家人的来自“宁化石壁说”等。闽越族群独特性所彰显出的古代闽越族文化特征，可以从秦末无诸等“率百越从诸侯灭秦”到汉武帝“灭”闽越的历史得到解读。在秦末的反秦战争中，闽越族人是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且以组织严明、战斗力强闻名。在楚汉战争中，闽越族人帮助刘邦打败项羽。至汉朝建立，高祖五年（前202）“复立无诸为闽越王”，许多闽越族将领都得到了封赐。对于这样一个善战的族群，从高祖五年开始，刘邦将秦时的闽中郡一分为三，即把现福建的大部分封给闽越王无诸；把浙南的温、台、处封给东瓯王摇；把潮、汀封给南海王织，达到了对闽人分而治之的目的。但是，55年之后（前138），南海、东瓯不仅为闽越所有，而且随着国力的强大，闽越王郢继续对各近邻虎视眈眈，于前135年举兵犯南越。于是汉武帝派四路汉军出兵闽越：一是出句章（余姚），从海路直捣东冶；二是出武林（潘阳），进攻闽北武夷山；三是出梅岭，进入闽西建宁；四是出白沙，进攻闽北浦城。前110年冬，吴阳反戈，闽越王郢被弟馀善所杀，于是汉军罢兵。
历代朝廷囿于福建特殊的地理环境，对福建谨慎用兵而多采用军屯制，规模较大的有3次，如西汉出兵灭闽越后，留部分汉军屯守；三国孙吴对闽的几次用兵、驻守和开发；唐高宗在总章二年（669）派陈政、陈元光父子率府兵5000余人，后又援兵58姓，共万余人入闽。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的也有3次，如西晋“永嘉之乱”，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及闽地，史称“衣冠南渡”。唐末，河南王审知兄弟以及随后的36姓落藉闽地；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入闽者。此外，各个时期因灾荒、战乱、疾病流行以及各种原因而零星入闽者络绎不绝。
试论闽都文化的形成及其海洋性开放性特征
由此可见，从大陆文化的形成来看，闽都文化最早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的闽族文化，《周礼.夏官司马》中就有关于“七闽”的记载，说明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中原王朝的东南方海边就已出现一个方国。闽方国臣属于商周，并承担着朝贡、觐见、供隶、执役的义务。公元前590至前560年，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共王，已“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伴随楚国势力的入闽，也带来了楚族文化。今天的闽侯庄边山就曾出土有战国楚墓。公元前334年，“楚威王灭越，今浙、闽之地尽属楚，两广亦隶焉。”楚国势力深入闽中，楚族文化再度入闽。此时越国灭亡，勾践子孙流落海滨各地，其中一支进入福建境内，他们为闽族带来了越族文化。越族与闽族经过长期的融合成为闽越族，并形成闽越族文化。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闽越国设闽中郡、汉武帝平定闽越国反叛，公元前110年把闽越族人基本上都迁往江浙一带，在留下部分军队驻守的同时，流放进一批中原罪犯，开始带来汉族文化。随后一些不愿意北迁逃进深山老林而陆续返回冶城的闽越族人相聚而居，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在闽中正式设立冶县，闽越文化根脉未断。以汉朝为界线，从远古开始，就不断有小规模北方入闽移民，但都消融到闽族和闽越族人之中了。从汉到三国，闽地的族群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自魏晋开始，随着东吴对福建的开发；西晋永嘉南渡；唐代怛罗斯战役、安史之乱后，唐代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南移；宋代北方金兵、元兵南下，元朝蒙古族人、色目人入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再度南移；清朝满族人入闽，以及南宋、南明的皇族入闽。自唐到宋，经过几次民族融合高潮，闽地人口逐渐改变为以汉人为主。闽越族文化在不断吸纳中原汉族文化和其他民族、其他区域文化过程中，逐渐形成闽都大陆文化。
（二）海洋文化的形成
“闽在海中”是闽族人的海洋性格产生的特殊地理环境，他们很早就开始向海外迁徙。目前国际学术界认为，以福建沿海为中心的中国沿海区域是南岛语族最早的发源地。从中国福建走出的海洋族群，是目前实际上最大的一个语系，包括1000～1200种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语言的人口约有2.7亿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海洋文化，懂得独木舟的制作，知道抗洋流、抗天象，懂得航海的技术。近几十年来，福建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在福建沿海区域，联合进行多次考古挖掘，从北部霞浦，东部平潭岛、昙石山，南部晋江、东山等地都发现了与南岛语族相关的考古现场，在这几个遗址中，历史时间最早的是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所以，目前国际考古学界和中国考古学界，共同认为壳丘头为南岛语族离开原乡的最早起点。福州南岛语族先民的出海，与陆地上不同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件有很大的关系。今天见诸于文献记载有关闽族人向海外迁徙的最早信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出现的“百越叛走”。《史记》记载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有“百越叛走”。叛到哪里去，却没有见诸文献记载，但据国际上其他有关国家的学者研究，他们认为南岛语族就是从欧亚大陆的东南边缘不断地往太平洋上迁徙的族群。从考古学、人类体质学、语言学、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大致可以梳理出两条迁徙路线：一条是从东南沿海向东、向南扩散，越过台湾海峡到台湾或直接下南洋。另一条是从东南区域向西南腹地扩散，再经中南半岛向南洋迁徙。南岛语族长期以来居住在海边，他们在实践中获得制作独木舟、抗衡洋流、利用天象、掌握航海技术等，而这些正是海洋性族群特有的能力。目前无论从语言学、考古学，还是人类体质学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在太平洋彼岸的南岛语族人，和5000年前的闽族人的确是一家人。百越，是南岛语族延续发展的母体。秦汉福建沿海百越遗民土著文化特征的改变以及与台湾南岛语族的分离，正是由于秦汉强化对百越的统一以及随后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开始的。
入闽的汉族人时间不同、身份各异、背景有别，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安和不满，他们总觉得生命中有一种冲动和张扬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传统农耕文化和安土重迁观念的叛逆者。从汉族人迁入福建的路线、从汉族人与闽人互相融合的过程，可以看到这种迁徙和融合，如同大海中的巨浪，一波又一波地向前奔腾，其中涌动着不可抗拒的力量，这股力量驱使着中原汉族人大量迁入闽西和闽北山区，伴随着这波迁徙浪潮又推动着一部分山区人口向沿海迁移，接着这波迁徙浪潮再度推动一部分沿海人口向海外迁移。
从海洋文化的形成来看，闽都文化最早源于新石器时代的壳丘头、昙石山的贝丘文化。“闽在海中”使得闽族先民“刳木为舟”；闽越族“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元鼎六年（前111）东越王馀善北击东瓯、南击南越，以海洋为后盾，起兵反汉，初战告捷，并做好“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的准备。不胜即以“亡海上”为最后的选择，体现出海洋族群典型的心态，充分展示了闽越族的海洋性格和文化传统。汉时东冶港海运发达，“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汛海而至。……至今遂为常路”。这七郡即：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位于今天两广与越南北部和中部，说明在东汉前期，东冶与中南半岛已经开辟了定期航线，成为当时东南海运的枢纽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三国东吴倚海军立国，“建安海道”就是福州港对外军事、外交和贸易的重要航道，建衡元年（269），吴国出兵袭击交趾，不仅从陆路发起进攻，而且从建安郡发兵乘船从海路进攻，“监军李勖、督军徐存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
唐代的福州已是商贾云集、闻名中外的国际开放港口城市，初唐时，福州称泉州，作为商业中心，在民间仍保留着“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产利，与巴蜀埒富，犹有无诸、馀善之遗俗。”此时在西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即大食帝国，热衷于向东方开拓，尤其是对唐代的海上贸易。福州港成为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重要港口。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唐末五代王审知为大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开凿甘棠港，扩大与东方朝鲜、日本及南方东南亚各地的贸易往来，甘棠港上一时出现“万国梯航”的盛况。
宋元年间从海上东来的穆斯林与不同时期入闽汉人的冒险个性一道，不断强化闽都文化中的海洋性质。宋代，航海技术有了巨大的进步，尤其是指南针被广泛应用和航海罗盘出现，使得福州海舶可以到达更远的海域，可以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福州港仍然是东南沿海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曾任福州知州的蔡襄，在记述福州海洋贸易盛况时说：“有北宋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元代大力发展航海业和海上贸易，出福州港循海道，可直达南北洋，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
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建立了以明朝为核心的东方朝贡贸易圈，海外客商得以在“朝贡”的名义下进行自由贸易，促使15世纪初亚洲海上贸易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明成化十年（1474），市舶司由泉州移到福建首府福州，福州港被指定为中琉交通的港口，河口则成为明清两代琉球贡使的登陆地。福州港位于闽江入海口，兼具河口港区和滨海港区之利。处于江海交汇的闽江口，入海扬波即可通达世界主要港口，这里不仅是运送着欧美人追求的武夷山红茶的入海口，而且更因福州船政的创立，成为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起点，船政学堂培养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直接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同时，闽都文化在异质文化的撞击中，不断地重塑、丰满自己，形成中华文化中一个极富海洋性的区域文化。
二、闽都文化具有鲜明的海洋性特征
远古时代，“闽在海中”的自然条件使得沿海的闽族先民更多选择了“以海为田”、“以船为车”的生存方式。这说明海洋是闽都文化海洋特质的生态环境依据。“闽在海中”不仅表明了“闽”的地理方位，也标志着闽都文化的区域文化特征：海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