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重视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研究与反思。1921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力求在“整理中国的文学”和“介绍世界的文学”两个方面作出努力。然而在沈雁冰主持《小说月报》期间，“整理中国的文学”的一面几乎无从反映，这一格局直到郑振铎担任主编后，才有所改观。从1923年第14卷第1号起，《小说月报》相继发表了顾颉刚的《诗考》、《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乐府》等，郑振铎的《读毛诗序》、《李后主词》、《几部词集》、《玉函山房辑佚书》、《文赋》、《中国的诗歌总集》等文章。尤其是，郑振铎曾两次开辟专栏，探讨国故、国学与新文学之关系，并对此进行反思。例如，1923年第14卷第1号，发表了郑振铎的《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顾颉刚的《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王伯祥的《国故的地位》、余祥森的《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严既澄的《韵文及诗歌之整理》，力求为“整理国故正名”；在1929年第20卷第1号上，又刊出了何炳松的《论所谓“国学”》和郑振铎的《且漫谈所谓“国学”》，对于当时某些人借“国故”“国学”之名而贩卖封建复古货色作了有力的回击。其次，发表对中外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注重文学史学科的建设。在郑振铎主编《小说月报》期间，加大了刊发中外文学史研究的篇幅。其中，他用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文学大纲》与《俄国文学史略》；同时，主编了《法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上下册）3期号外。尤其是《法国文学研究》刊发多篇研究法国文学的佳作，达到了当时对于法国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中国文学研究》号外则汇集众多学术名家，如梁启超、陈垣、丁文江、郑振铎、陆侃如、郭绍虞、俞平伯、钟敬文、谢无量等学者，发表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中国文选》、《从学理上论中国诗》、《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中国古代的民歌》、《中国旧诗篇中的声调问题》、《中国小说概论》、《韵文与骈体文》、《中国文学年表》等颇具文学理论探索的力作以及一些具体研究文章，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及学科建设起到积极推进作用。
再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构建中外文学交流的平台。对外国文学作品、作家、思潮的译介，始于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时期，至郑振铎掌舵《小说月报》，这种办刊的旨趣则更为炽烈。郑振铎认为，“重视‘创作’而轻视‘翻译’的结果，容易使出版界泛滥了无数的平庸、无聊的幼稚作品”，“文艺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已在许多世界的名著里，见到在我们自己的名著里所不能见到的美的情绪，沸腾着的热情，现代人的苦闷，以及伟大的思想了”。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对于外国文学的介绍尤为热衷。他特邀耿济之担任驻苏联通讯员，胡愈之、孙伏园担任驻法通讯员，茅盾担任驻日通讯员，将国外文学的最新研究信息、趋势、成果及时地引介到中国来。例如，《小说月报》辟有“海外文坛消息”专栏，第14卷第2号介绍了“芬兰近讯”、“阿真廷现代的大诗人”、“比利时文坛近状”、“新死的两个法国小说家”、“爱尔文的近作船”，同卷第3号又介绍了“斯干底那维亚文坛杂讯”、“英国文坛杂讯”、“德国近讯”、“最近法国文学奖金的消息”。更重要的是，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中推出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如邓演村翻译了英国作家W.H.Hudson的《研究文学的方法》，李青崖翻译了莫泊桑的《政变的一幕》、《床边的协定》，耿济之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经理处》、《两田主》以及柴霍甫的《一个医生的出诊》，潘家洵翻译了希腊学者G.Drosines的《教父》，刘延陵翻译了法国巴比塞的《不吉的小月亮》，沈泽民翻译了匈牙利人莫尔纳的《雪人》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郑振铎还在《小说月报》上为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拜伦、法国的罗曼.罗兰、丹麦的安徒生等大文学家出了专号。可以说，郑振铎通过《小说月报》将国外文学发展的新成就、新动向译介到中国来，为转型期的中国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借鉴，同时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学术视野。
最后，强调文学作品的原创性，培养大批文学人才。在郑振铎主持《小说月报》期间，除了译介外国文学，他也非常重视文学作品的原创性，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周作人、叶圣陶、朱自清、许地山、冰心、庐隐等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新作，鲁迅、郭沫若等文学名家也曾赐稿支持《小说月报》的发展。尤其是，郑振铎大胆起用新人新作，扶持年轻文学工作者的成长，培养了大批学术新人。其中，老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丁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以及胡也频、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等新人的作品，都是在郑振铎的提携奖掖下刊于《小说月报》的。这些新人新作从不同层面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的时代风貌，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郑振铎担任《小说月报》主编共约七年半时间，他始终坚持“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文学”，反对“无病呻吟的旧文学”，所以以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为阵地，“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地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不仅“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沉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文学的发展。
三、包容态度
闽都文化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开拓创新意识的同时，又有突出的包容精神，这在林则徐、严复身上都有显著的体现。郑振铎自觉地继承并大大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一生著述不辍，留下了800余万字的丰厚遗产。在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中，尤以“中国文学史为他毕生精力所在”。早在编辑《小说月报》时期，郑振铎便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文学大纲》，对中外历代文学演进的路径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其后，他于1932年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作者常常有感于“许多中国文学史，取材的范围往往未能包罗中国文学的全部”，所以在他的文学史研究中，不仅研究“正统文学”，更对“正统文学”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十分重视，因而使他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厚重的包容性，扩大了文学史研究领域，包含了大量新观点、新内容和新史料，成为学术史上的佳作。
其一，为“俗文学”正名，奠定了俗文学发展的学科基础。在撰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郑振铎即意识到“二三十年间所刊布的不下数十部的中国文学史，几乎没有几部不是肢体残废，或患着贫血症的”。因为这已出版的数十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每每都是大张旗鼓地去讲河汾诸老，前后七子，以及什么桐城、阳湖”，所以“中国文学史的园地，便永远被一班喊着‘主上圣明，臣罪当诛’的奴性的士大夫们占领着”。这种文学史更难“表现出中国文学整个真实的面目与进展的历史”。故而郑振铎认为，中国文学史除了对诗古文辞及词、曲、小说进行研究之外，应将范围拓展到“唐、五代的变文，宋、元的戏文与诸宫调，元、明的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等等”。由于全书在结构和内容上新意迭出，又配以精美插图，故而颇受读者欢迎，“风行全国”。为了进一步发掘中国“俗文学”的遗产，提高“俗文学”的地位，郑振铎独辟蹊径，撰著了第一部《中国俗文学史》。该书开宗明义地提出“俗文学”的概念：“‘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它研究的范围，“差不多除诗与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体，像小说、戏曲、变文、弹词之类，都要归到‘俗文学’的范围里去”。继而郑氏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内容、演进路径、特质、与正统文学之关系及其不足等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并按时代先后对古代的歌谣，汉代的俗文学，六朝的民歌，唐代的民间歌赋、变文，宋金的“杂剧”词、鼓子词与诸宫调，元代的散曲，明代的民歌、宝卷、弹词、鼓词与子弟书，清代的民歌等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因而填补文学史研究的空白，“使得‘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所以《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俗文学对庙堂文学的漫长斗争取得了划时代的决定性胜利”，并“正式建立了中国‘俗文学’学科”。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借鉴西方新学理，对中国文学史进行深入阐发。郑振铎因主编《小说月报》、刊发西方文学史的相关文章，于是非常留意西方文学者研究文学史的方法。特别是对于泰纳、勃兰兑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尤为青睐。他指出：“法人太痕（泰纳）（Taine，1828～1873），用时代、环境、民族的三个要素，以研究英国文学的史的进展的，已很少见。北欧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G.Brandes）也更注意于一支‘文学主潮’的生与灭，一个文学运动的长与消。”受此观点影响，郑振铎强调“文学史的主要目的，便在于将这个人类最崇高的创造物文学在某一个环境、时代、人种之下的一切变异与进展表示出来”。所以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俗文学史》中，他尤为关注时代、环境与文学主潮对文学演进路径的影响，故而在他的研究中，并不以文学家与文学作品作为全书的线索，而是侧重对文学家、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阐发，特别是以文体的演变作为贯穿的主线并以此呈现文学史的发展。
其三，文学史编纂独具匠心，自成一家之言。在郑振铎看来，当时已经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大多“抄袭日本人的旧著，将中国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及近代的四期，又每期皆以易代换姓的表面上的政变为划界”。而这种从外表层面依据朝代更替作为文学史划分阶段的做法，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史发展的内在理路。于是，郑振铎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演进路径与自然趋势出发，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划分为古代、中世与近代三个时期，而每一时期根据文学发展的特点又可划分为若干阶段。他指出，西晋以前为古代文学时期，“纯然为诗和散文的时代”，“为未受有外来的影响的本土的文学”。这一时期又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从殷商到春秋为原始文学时代。（2）战国为散文时代。（3）从秦统一到东汉末叶为辞赋时代。（4）从汉建安到西晋之末为五言诗的时代。中世文学始于东晋南渡，终于明代正德年间，“是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结婚的时代”，中国文学因受了印度文学的影响，“乃于单纯的诗歌和散文之外，产生出许多伟大的新文体，像变文，像诸宫调等等”。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从晋的南渡到唐开元以前为诗和散文的时代。（2）从唐开元、天宝到北宋之末叶为变文、词、传奇文崭露头角的时代。（3）从南宋初年到明正德之末为散曲、诸宫调、小说、戏曲发展成熟的时代。从明世宗嘉靖元年（1507）至五四运动之前为中国文学发展的近代时期。根据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又可划分为四个阶段：（1）从嘉靖元年（1507）到万历二十年（1592）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和戏曲的时代。（2）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到清雍正之末为小说、戏曲继续发展而诗文出现变革的时代。（3）从乾隆元年（1376）到道光二十一年（1841）为戏曲、昆腔、传奇衰落而小说、诗歌、散文继续发展的时代。（4）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到民国七年（1918）为旧文学沉寂与新文学酝酿的时代。由此可见，郑振铎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整个文学发展的脉络有着全局的把握，因而能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出发，对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各类文学文体的渊源流变、特质提出有体系的一家之言。
20世纪新史料的大量发现，不仅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课题，也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注入了新活力。郑振铎对此体会极深，他感慨地说，“新材料实在太多了，有一部分需要著者第一次来整理，来讲述的”，所以一部80余万字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包罗的材料，大约总有三分之一以上是他书所未述及的”。这一特色同样体现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于前人撰写文学史所忽略的俗文学史料，该书“莫不网罗无遗，巨细皆备”，可谓“前所未见”。因而他的论著又具有其他文学史著作所无法替代的史料价值，同样弥足珍贵。
综上所述，郑振铎一生的社会活动与学术研究，十分鲜明地体现出符合于20世纪时代需要的爱国、开拓、包容的品格，这种品格的形成实为闽都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而在郑振铎身上所体现的这一风格又进一步丰富了闽都文化的内涵，因而值得我们深入地发掘与阐释。
〔作者简介〕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