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天演论》外，严复还先后翻译和出版了7部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即：《原富》（1901～1902），《群学肄言》（1903），《群己权界论》（1903），《社会通诠》（1904），《法意》（原著31卷，译了29卷，自1904年开始分册出版，1909年出齐），《穆勒名学》（实际上只翻译原著的一半，1905）和《名学浅说》（1909），它们和《天演论》一道，被称为“严译八大名著”，其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和逻辑学等诸多社会科学学科和领域。
中国翻译西书，非始于严复，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除宗教著作外，翻译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地理学、医学等基础科学，以及与工业制造有关的冶炼、造船、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等应用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虽然也有一些介绍，但这种介绍是附带的、零星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无法与自然科学的介绍相比。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曾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翻译的西书，范围不广，只有宗教的书、格致的书和个别历史法制的书。宗教书是传教士自动的事业。格致书在当日被认为是枪炮兵船的基础。历史法制书是要使中国人了解西洋的国情。“此外的书籍，如文学的书，哲学的书，在当时还没有人注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胡适认为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总想西洋的枪炮固然利害，但文艺哲理自然远不如我们这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了”。他认为严复的功绩，便是通过翻译西方的“八大名著”，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第一次被大量的、有系统的介绍到了中国，从而“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所以，“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也认为，“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比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更为特殊的地位，他是中国最早最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理论和学术思想、宣传资本主义‘西学’、‘新学’以与封建主义的‘中学’、‘旧学’相抗衡的首要代表人物”。胡适和任继愈充分肯定了严复翻译西学名著在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这里尤需指出的是，严复翻译的每一部西学名著，都有其鲜明的政治、学术目的和时代特色，都进行过精心选择。如他翻译《天演论》，是为了唤醒麻木中的中国人，为保种和救亡图存服务；翻译《原富》，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谋求中国的富强道路；翻译《法意》，是为了抨击君主专制统治，提倡三权分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翻译《穆勒名学》，是为了给中国人补课，输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此等等。为了达到其政治、学术目的，严复在翻译西学名著的过程中，还往往依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在译文中加上不少按语，以阐发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因此和其他人翻译西书不同，严复翻译西学名著，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具有思想启蒙的积极意义。
四、闽都文化在晚清思想开放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以上介绍了林则徐、徐继畬和严复对晚清思想开放的重要贡献。概而言之，林则徐是晚清“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于晚清思想开放的启动有引领之功；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介绍，成了晚清民主思想的源头活水；严复系统地介绍进化论，为晚清的思想和社会变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他本人也因此而成了晚清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实际上，除了林则徐、徐继畬和严复外，还有许多福州人或虽籍贯不是福州但长期在福州工作（或为官或经商）和生活、深受闽都文化影响的人，也为晚清思想或社会的开放做出过重要贡献，如福建船政的创办者沈葆桢，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清末外交家兼翻译家陈季同、罗丰禄，文学家兼翻译家林纾，等等。可以说，在晚清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活跃着福州人的身影，其中的代表人物还是思想和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如林则徐和严复）。换言之，闽都文化在晚清思想开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闽都文化之所以会在晚清思想开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这有它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首先，就历史来看。福建自古以来是移民社会，闽都文化是移民文化的典型代表，而移民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它的开放性，不同的异质文化能和平相处，彼此包容。在这样基础之上形成的闽都文化，对外来的异质文化能持一种包容的开放态度。加上福州“环山、沃野、派江、吻海”的地理位置，又使闽都文化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海洋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海洋文化的鲜明特质。汉代时，福州便开始了对外贸易往来，当局利用福州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人民擅长航海的传统，开辟东冶港，作为对外交通和贸易的港口。宋代，福州已成为当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丝绸的主产地之一。宋、元时期，福州港（东冶港、甘棠港、邢港、乌猪港、太平港、新港等）是中国最早的贸易港口之一。明初，福州港逐渐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其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都是从福州出发的，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福州的海洋文化，推动了福州海外贸易与海外移民。明中叶后西方传教士的入闽，在传播上帝福音的同时，他们还传播当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从而揭开了闽都文化与西方文化接触、对话与交融的序幕。
其次，从现实来看。福州是鸦片战争后第一批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而在第一批五口通商的口岸中，广州原来就是通商口岸，其他上海、宁波和厦门都是县级小城市，唯有福州是省会大城市。福州人也因此最先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并开始从传统中走出来，“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知识。徐继畬能撰写出《瀛寰志略》，就得益于他任福建巡抚期间与外国传教士的交往。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福州又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成了洋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在福州创办了新式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不久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赴任前推荐前江西巡抚、福州人沈葆桢任部理船政大臣。船政局除设有铁厂和船厂外，还设有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船政学堂（求是堂艺局）。船政学堂分设制造、航海两班，要求学员分别达到能按图造船和任船长的能力，并派员留学英、法，学习驾驶和造船技术，从而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领。他们曾先后活跃在中国的军事、思想、文化、科技、外交、经济等各个领域，引进西方先进科技，积极传播西方文明，促进了晚清乃至近代中国的思想开放和近代化进程。由此而形成的船政文化，影响了几代福州人，并构成了闽都文化的一部分。而船政文化的特质之一，便是它的开放性。
总之，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开放性是闽都文化的重要特质，这也是闽都文化之所以会在晚清思想开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的根本原因。
〔作者简介〕郑大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