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时中国的情势则是“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为此，严复提出“三民论”为其治国方略。他说：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无当也。
关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又条分缕析，述之甚详。
第一，“鼓民力”。严复说：
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西洋言治之家，莫不以此为最急。历考中西史传所垂，以至今世五洲五十六国之间，贫富弱强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周之希腊，汉之罗马，唐之突厥，晚近之峨特一种，莫不以壮佼长大，耐苦善战，称雄一时。而中土畴昔分争之代，亦皆以三河六郡为取天下先资。顾今人或谓自火器盛行，懦夫执靶，其效如将士惟均，此赵无所识知之论也。不知古今器行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知，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健壮者不为功。此其理吾古人知之，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而孔孟二子皆有魁杰之姿。彼古之希腊、罗马人亦知之，故其阿克德美（伯拉图所创学塾）之中，莫不有津蒙那知安（此言练身院）属焉，而柏拉图乃以骈胁著号。至于近世，则欧罗化（巴）国，尤鳃鳃然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狭隘形骸，不遗余力。
要使民有健康的体魄和坚毅的精神，必须要革除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之陋习。在严复看来，“中国礼俗……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女子缠足二事”。“是鸦片、缠足二事不早为之所，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第二，“开民智”。此为三民中最重要者，关乎救亡图存之根本。所谓“民智者，富强之原。此悬诸日月不刊之论也”。
严复认为，西方诸国之所以强盛，在于民智之开。其云：
洎乎二百年来，民智益开，教化大进，奋其智勇，经略全球。红人、黑人、棕色人与之相遇。始则与之角逐，继则为之奴隶，终则归于泯灭。
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不期举而自举，且一举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
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
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
反观中国，则是“人民智慧，蒙蔽弇陋，至于此极，虽圣人生今，殆亦无能为力也”。因此，中国欲“开民智”唯有学西学，舍此别无他途。他说：
是故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变八股、试帖、策论诸科不可。
为了倡导西学，严复第一次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并利用自然科学经验归纳法的方法论对中国旧学包括宋学义理、汉学考据、辞章等加以批判，论证开民智与倡导西学之关系。
他认为中西文化之差异根本在于有无自由。他说：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残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至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絮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絮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实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于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至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持人力。若斯之论，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这里，严复对中西之世界观、方法论、价值取向及民风习俗逐一做了比较。其虽含蓄地说：“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然就其行文的语气，其是坚定地扬西而贬中的，即坚定地肯定西方资产阶级新兴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取向。
与此同时，他指斥汉学之考据、辞章为“无用”之学，宋学义理为“无实”之学，认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政教于当前的改革毫无裨益，甚至有害，强调今日中国之变法“莫亟于废八股”。他说：
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致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材。
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有大害三：其一害曰：锢智慧……其二害曰：坏人心术……其三害曰：滋游手……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而西洋则所谓四民之众，降而至于妇女走卒之伦，原无不识字知书之人类。且四民并重，从未尝以士独尊。独我华人，始翘然以知书自异耳。至于西洋理财之家，且谓农工商贾皆能开天地自然之利，自养之外，有以养人，独士枵然，开口待哺。是故士者，固民之蠹也。唯其蠹民，帮其先士也，必务精，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而为游手之民弊也，为乱，为贫，为弱。
如此，则中国当时之开明智，关键是废旧的教育体制，行新的教育体制。新的教育体制则当以自然科学、实业、外语等来教育国人。在当时而言，这些内容其实就是西学，其云：
以中国前此知育之事，未得其方，是以民智不蒸，而国亦因之贫弱……欲救此弊，必假物理科学为之。然欲为之有效，其教授之法又当讲求，不可如前之治旧学。道在必使学者之心与实物径按，而自用其明，不得徒资而食，因人学语。
言今日之教育，所以救国，而祛往日学界之弊者，诚莫如实业之有功。盖往日之教育笃古，实业之教育法今；往日之教育求逸，实业之教育习劳；往日之教育成分利之人才，实业之教育充生利之民力。第须知实业之教育，其扼要不在学堂，而在出学堂办事之阅历。以学堂所课授者，不过根柢之学，增广知识，这他日立事阶梯云尔。
发蒙之始，自以求能读书写字为先。然于此时，便当教以观物之法，观物以审详不苟为主。欲其如是，莫若教之作画……再进则物理、算学、历史、舆地，以次分时皆可授课。稍长则可读书至于十五以后，则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二十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假使中无间断，其人早则二十四、五，迟则三十可望大成，为八面应敌之才。他日入世，达为王侯将相，隐为师农工商，皆可为社会所托芘。
显然，严复所谓的新教育，在于中西学相结合，其中又是以西学为主的内容来培养人才，在教育中注重实验观察，注重社会实践，注重能力的培养。
第三，“新民德”。“至于新民德之事，尤为三者之最难。”严复引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世间无物为大，人为大；人中无物为大，心为大。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严复以为，若无民智、民力、民德，仅仅在政体、器物上学习西方是不会成功的。他说：
夫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公司者，西洋之大力也。而中国二人联财则相为欺而已矣是何以故？民智既不足以与之，而民力民德以旨足以举其事故也。
这里所谓的中国人之“相为欺而已矣”，显然是民德不彰之故。
严复认为，在当时中国最需彰显的“德”是大公无私，其又集中表现为爱国主义。其云：
今日中国之事，其可为太息流者，亦已多矣。而人心涣散，各顾其私，无护念同种、忠君、爱国之诚，最可哀痛。
曩者甲午之海防也，水底碰雷与开花子弹，有以铁滓沙泥代药者。洋报议论，谓吾民以数金锱铢之利，虽使其国破军杀将失地丧师不顾，则中国今日之败衄，他日之危亡，不可谓不幸矣。
吾国公家之事，往往任之以官。官之手足耳目，有限者也。考绩之所不及，财力之所不供，彼于所官之土，固无爱也；而著籍之民，又限于法，虽欲完治其地而不能。若百千年之后，遂成心习，人各顾私……商旅以之不通，材产以之不盛，盗贼以之潜滋，教育以之荒陋，守圉之不坚，疾疫则时起。而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遂使泰西邦，群呼支那为苦力之国。
当时中国人之缺乏公德、公心与爱国主义，其关键在于自私自利。而泰西诸国的情况则与中国迥异。严复说：
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爱与其国与主，而赴公战如私仇者……无他，私之以为己有而已矣。
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国所推择。是官者，民之所设以厘百工，而非徒尊奉仰戴者也，抚我虐我，皆非所论者矣。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田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家室。吾每闻英人之言英，法人之言法，以至各国之人之言共所生之国土，闻其名字，若我曹闻其父母之名字，皆纯挚固结，若有无穷之爱也者。
这里介绍了西人的爱国主义及其产生的原因，即西人是国家的主人，其当家作主。这正是当时中西最大最深刻的差别。
而欲令中国之民以中国有如一己之私，亦即有大公无私的品德与精神，就要还政于民，使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即其所谓：
是故居今之日，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合力同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举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行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束身自好争濯磨于善必由此。
这实质上就是说，只有仿效泰西各国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民才能忠爱，教化才能大行，国家才会因之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