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败，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战争的惨败，严复受到极大刺激，感到“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于是，他“腐心切齿”，“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嚅唲，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决意同爱国志士一道走上“变今”维新之路，积极从事爱国救亡的变法维新活动。
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这些文章清楚地“表明了严复当时对世界的整个看法，也清楚地表明了严复的全部观点，这些观点正是他以后几年里致力于翻译的基础”，“实际上构成了严复全部译著的绪论”。与其他维新思想家不同，严复是借助西方先进理论，通过译著西方学术思想和政治学说以警世，诚如他自己所言：“意欲本之格致新理，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
此后的十余年间，严复专心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以翻译为职志，成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正是在大量译介西方名著的过程中，严复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亦其自己所谓的“侯官严复学”，即是本书所谓的“侯官新学”。
四、侯官新学之内涵
（一）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与张之洞、康梁的新学不同，严复侯官新学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进化论。虽然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与康有为一样，政治上主张变法维新，但其表现形式却与康氏迥异。康有为主要是假借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搞“托古改制”，严复则是直接诉诸西方近代科学文化，通过译介西方近代的学术文化经典，介绍和宣传西方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改造中国传统社会亦即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理想与主张。
1.以自然科学为本的思想
正是严复的教育经历和他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知识结构，使得他具有与同时代思想家们迥然而异的素质——他是用自然科学的眼光去观察社会，依据自然科学的公理去探求中国富强之道。在严复看来，西方自17世纪以来的强盛莫不与培根开创的实证科学之风气有关。他说：
（西洋）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原于瓦德（瓦特）；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哈维）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又不得不以柏庚（培根）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
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即本斯而立。
在严复眼里，科学并不是一般的技艺，其为“通理公例”，亦即具有世界观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哲学；其又为“经纬万端”，亦即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然科学方法论。
相比之下，中国之不昌正在于反科学而动，即其所谓的“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因此，中国救亡图强之关键在于以科学为本。严复认为：“中国此后教育，在宜着意科学，使学者之心虑沈潜，浸渍于因果实证之间，庶他日学成，有疗病起弱之实力，能破旧学之拘挛，而其于图新也审，则真中国之幸福矣！”唯有科学“可以转变吾人之心习，而挽救吾数千年学术之流弊”。
不仅如此，严复特别强调试验、印证、归纳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他说：
于格物穷理之用，其途术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一曰外导，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粗而言之，今有一小儿，不知火之烫人也，今日见烛，手触之而烂；明日又见炉，足践之而又烂；至于第三次，无论何地，见此炎炎而光，烘烘而热者，即知其能伤人而不敢触。且苟欲伤人，且举以触之。此用内导之最浅者，其所得公例，便是火能烫人一语。其所以举火伤物者，即是外导术。盖外导术，于意中皆有一例。次一案，二一断，火能烫人是例，吾所持者是火是案，故必烫人是断。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及以伤人而人果伤，则试验印证之事矣。故曰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名学析之至细如此，然人日用之而不知。须知格致所用之术，质而言之，不过如此。特其事尤精，因有推究精微之用，如化学、力学，如天、地、人、动、植诸学多内导。至于名、数诸学，则多外导。学至外导，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
（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
据此可见，严复是通过突出自然科学的功用，强调西方近代科学中逻辑、实证的方法，建构其思想体系，这正是侯官新学灵魂之所在。而进化论本身就是生物科学，所谓社会进化论就是以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的。
2.以进化论为核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严复是进化论的信奉者，早在1859年3月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原强》一文，详细介绍了达尔文及其生物进化论，之后，他又介绍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值得注意的是，严复在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时，已明显受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其所谓“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而弱者当为强肉，愚者当为智役焉”。即可从中窥出严复介绍进化论之用意在于救亡图存。应该说，在严复接触到的西方学者中，斯宾塞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也是严复最推崇的一位。他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他甚至将斯宾塞在《正义论》中阐述的“合群保种”原则视为中国“合群保种”之金科玉律，而对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更是推崇备至。因此，有学者称“严氏之学本于斯宾塞尔”。蔡元培也指出：“严复最佩服的是斯宾塞尔的群学。”因为，在严复看来，斯宾塞的思想“不仅仅是在解释社会，而且还能提供一个改造社会的方案……在甲午中日危机之前的几年里，严复在斯宾塞的体系中已发现了西方‘成功’的秘密的线索”。
然而，严复最终既没有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没有翻译斯宾塞的《生物学理论》，而是选择了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何？个中缘由一如严复自己所言：斯氏的著作“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另者，斯宾塞所谓“任天而治”的思想不甚切合严复译书之意。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其所谓生物学的研究对于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而言，难于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且其内容与中国现实政治的需要相去甚远，亦不合严复译书之动机。赫胥黎则不然，赫氏是达尔文主义的忠实捍卫者，毕其一生在宣传进化论。他的这部著作以简洁、生动的语言阐述了达尔文主义的主要原理，篇幅不大，文意又易于驾驭，尤其是赫氏主张在天演的规律中，人不能被动接受自然进化，而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天争胜”，奋力图强，颇中严复之下怀。因此，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恉，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毋庸置疑，严复的进化论思想是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进化论。他推崇斯宾塞的思想，却选择翻译赫胥黎的著作，表明了严复的匠心独具。他在翻译过程中通过大量“按语”（《天演论》一书约5.7万字，严复的“按语”约1.9万字，占全书的1/3强）。加入自己的思想，重新“做”了一本《天演论》，表明严复之用心良苦。鲁迅说：“严又陵究竟是做过《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因此，严复的贡献不在于他翻译了《天演论》，而在于他将进化论思想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国情相结合，对进化论的选择和创新，《天演论》不过是严复借以阐述自己思想的一个载体，“说《天演论》是将赫胥黎原著和严复为反赫胥黎而对斯宾塞主要观点进行的阐述相结合的意译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换言之，严复是在介绍赫胥黎的观点时，借助斯宾塞的观点驳正赫胥黎以阐明自己的思想。因此，严复翻译《天演论》与其说是在介绍赫胥黎，毋宁说是在推重斯宾塞；与其说是在宣传进化论，毋宁说是创构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翻译《天演论》，无非是为了强调进化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客观的普遍规律，强调国家民族生存竞争的意义。他说：
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之可察者。
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在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
可见天演、进化是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这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的主流世界观，也是严复终生服膺的世界观，而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两者是可以彼此转化的。
总之，严复对宇宙总的看法是进化论，对人类社会总的看法是社会进化论，这一理论又成了他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根本的方法。他正是以社会进化论来论证中国传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性与路径。严复还高度重视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的一般方法提高到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层面。以其深厚的自然科学功底，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理和进化论改造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理论，是严复对晚清思想界的最大贡献，也是对整个20世纪思想界的贡献。凡受到天演论影响的人，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不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诚如孙中山所云：“自达尔文书出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发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从此各种学术皆归于进化矣。”
（二）社会历史观与“三民论”的救国方略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思想家，严复在国家理论上首次提出了“主权在民”的思想。严复以为：
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仆隶也。
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
可见，严复以为国家者，即民之国家；不是皇帝为天子，而是民为真主；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是盗窃了民之国家。
据此，严复认为，国家的建设最根本的就是民之建设，民的兴盛就是国家的兴盛。在这方面，他深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影响，以为国家犹如一个生物的有机体，其优劣强弱与治乱盛衰均取决于国家之个体——“民”。他说：
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矣。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似如此。此其故无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
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则四支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
很显然，斯氏所谓的“民”不是抽象的民，而是个体人的汇积。因此，他在介绍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时，尤为推重斯宾氏的“群学”。他说：
人之有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
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欲明生生之机，则必治生学；欲治感应之妙，则必治心学，夫而后可以及群学也。且一群之成，其体用功能无异生物之一体，小大虽异，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在，则知群之所以立矣；知寿命之所以弥永，则知国脉之所以灵长也。一身之内，形神相资；一群之中力德相备。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与如此。
在这里，严复以为，所谓的“民”、“群”系由具体的个人、生物的个人组成的，故其群也具有生物性，即其所谓的“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而且个体的性质与群体的性质是相辅相成的，即所谓的“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生之与群，相与如此”。
既然主权在民，民即国家，那么，国之富强就是民之富强，人之富强，唯有民强方是治本。所谓“本”，即民智、民力、民德三者也。他说：
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
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