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的全名是瓦尔特·本迪克斯·舍恩弗利斯·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nflies Benjamin）。他在1892年7月15日出生于柏林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商人家庭。在德国，本雅明是犹太人专有的姓氏。
从18世纪后期始，一些先进的犹太人开始走出封闭的犹太人居住区——“格托”，呼吸到欧洲文化的新鲜空气。19世纪，许多德国犹太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德国社会。早在1812年，普鲁士首相哈登贝格颁布《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法令》，宣布：“凡在我国居住，并持有入籍证、护照和特许证的犹太人及其家庭，应视为本国人和普鲁士国家的公民。”他们可以获得与基督徒相同的公民权，但也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犹太人中的社会同化与文化同化也迅速进展。19世纪上半期德国中上层犹太人中间的哈斯卡拉（启蒙运动）导致许多人脱离犹太教，皈依基督教。他们把改变宗教信仰当成是进入欧洲文明和欧洲社会的一张入场券。著名诗人海涅改宗就是其中的一个著名事件。
本雅明的父系家族很久以前就来到莱茵地区经商。他的祖母布鲁涅拉·梅耶尔（Brunella Meyer）与诗人海涅是同一母系的姑表兄妹。本雅明的祖父母都是在哈斯卡拉的浪潮中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本雅明的父亲埃米尔·本雅明（Emil Benjamin）生于1866年，在巴黎度过青少年时代。
本雅明的母亲保莉妮·舍恩弗利斯（Pauline Schonflies）出身于东普鲁士一个经营谷物和牲畜的商人家庭。她姊妹4人。另外还有一个兄弟阿瑟·舍恩弗利斯（Arthur Schonflies），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
本雅明的父母两家都是在1871年以后移居柏林的。两家成为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埃米尔·本雅明和保莉妮·舍恩弗利斯在1891年结婚，居住在柏林西部的格仑瓦尔德街区。这是一个富人区。
瓦尔特·本雅明是长子。他有一个小三岁的弟弟格奥尔格（Georg）和一个小九岁的妹妹朵拉（Dora）。格奥尔格后来成为一名医生，他加入了德国共产党，热忱地在柏林工人区服务，1942年死于纳粹集中营。格奥尔格的妻子希尔德（Hilde）被本雅明称作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姑娘”，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法西斯统治期间，她幸免于难。战后，她曾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司法部长，对纳粹分子进行清算。朵拉长大后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终身未婚。战争期间，她从巴黎逃到瑞士。1946年病故于苏黎世。
在本雅明家里，没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宗教只剩下了形式。一方面，母亲因袭传统，带着孩子参加庆祝犹太新年的聚会。另一方面，圣诞节时家里也摆放着圣诞树。但是，如本雅明后来解释的，从他的祖父母起，他们实际上把圣诞节看成是“国家节日”。
本雅明上学前曾和几个富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受过私人教育。1902年，他10岁时进入位于萨维尼广场的恺撒·腓特烈学校。3年后，父母又把他转到位于图林根的一所乡间寄宿学校——豪宾达学校。1907年，他又转回到恺撒·腓特烈学校。1912年，20岁的本雅明从该校毕业。
本雅明的少年时代正值德意志帝国鼎盛时期。1871年，德国在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德意志帝国在欧洲中部赫然崛起。在赶超英、法的现代化战略思想指导下，德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进入20世纪初，德国已将英、法抛在后面，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
本雅明少年时代目睹了柏林开始向现代化大都市的急速转变。城市在扩大，并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电话是在本雅明出生的那一年问世的，很快就进入了他的家庭。
德国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胜利。这种民族主义是在英、法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挑战下产生的，借助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终于扬眉吐气。因此，在德国，现代化的合理主义与普鲁士传统的等级制、军国主义以及宗教伦理等权威制度结合起来，笼罩着社会。在本雅明眼中，柏林旧式的建筑就像是这些旧制度的象征，构成了他少年时代的社会氛围。
本雅明在40岁时回首往事，写下《柏林记事》。但这部篇幅不长的回忆录并不是传统的自传体，而是描述青少年时代所认识的柏林，以空间为线索展开的往事回忆。本雅明声称，他多年来就想在地图上标示自己生活的轨迹。这部作品是以本雅明3岁时由保姆带领上街开始认识柏林写起，顺序描述了居住区、广场、公园、游乐场所、学校、剧场以及本雅明后来参加的“青年运动”的聚会地点、与朋友聚会的咖啡馆等，并记述了自己在这些空间的体验。
对于这种写法，本雅明做了说明。他认为，回忆的意识流绝不会按照时间的流程回溯，因此，“回忆不应该采用叙事的方式，更不能采用记录报道的方式，而应该采用最严格的史诗的（epic）和狂诗的（rhapsodic）方式”。“回忆录，即便充分展开，也并不总是等同于自传。这些回忆确实不是自传，即使我在这里仅仅是谈在柏林的岁月。因为自传必须涉及时间，涉及前后关联，构成生活的连续流程。而我在这里谈论的是空间、片刻和片断。”
本雅明承认，这种写法是受到一些作家有关巴黎的描写的启发。他特别喜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他曾对朋友说：“我一直确信他（指普鲁斯特）的哲学视角与我极其相近。每当我读他写的东西时，我就感到我们心灵相通。”
本雅明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时也指出：“我们知道，普鲁斯特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不是实际发生的生活，而是一个有过这种生活的人对这种生活的记忆……对于回忆往事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对他的记忆的编织。”这些见解同样适用于本雅明自己的回忆。
无疑，《柏林记事》是本雅明40岁时思想和情绪的一个反映，但作为一部回忆录，它也向我们展示了本雅明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并且透露了他青少年时代精神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
《柏林记事》用片片断断的回忆造成了一种距离感。这不仅是与遥远时光的距离感，而且也表现了作者从小对环境的疏离感。
本雅明声称，自己是“在孤独的游戏中长大的”。幼小的本雅明是一个被保姆和母亲带入柏林这个“霍亨佐伦时代的迷宫”的游逛者。直到大学期间，他始终有一种“在城市面前的无力感”。他跟随母亲上街时，总是保持半步距离。“我的动作习惯看上去比我实际更缓慢、更笨拙、更愚蠢，这种动作习惯就起源于这种在街上行走。”
本雅明童年时对柏林这个城市没有家园感。他把这归因于自己的父母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
本雅明对童年时代家庭生活的回忆包含复杂的心理，既有对富家子弟衣食无虞和欢乐生活的怀旧，又表现出冲出犹太市民资产阶级环境的围城的强烈愿望。
在本雅明如梦如烟的回忆里，童年的时光是快乐的。19世纪末的柏林呈现着一派安谧祥和景象。冬天，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溜冰者在公园湖面上飞梭旋转。夏天，网球场则成为青春的场所。在公园湖畔，牙牙学语的儿童玩耍沙土，年轻的保姆们坐在附近的长凳上读着小说，老年孤身男人手拿着报纸，混迹在那些轻浮的姑娘中间。
在写《柏林记事》时，本雅明已经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承认：“他的童年被封闭在他所生活的区里——旧西区或者说是新西区。这里居住着他被宣布为其中一员的阶级。这个阶级自鸣得意，态度傲慢。结果这个区变得类似于租住的格托。总之，他局限于这个富人区，而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至于穷人，对于他这一代的富家子弟来说，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在另一篇回忆中甚至把居住的房子说成是“早就为我准备的陵墓”。
本雅明把自己家庭划定为“富有的中产阶级”。他写道，他只知道“父母很富有”，但是始终不知道确切的经济收入情况。他推测，家庭财政不仅对他这个长子保密，恐怕母亲也不知其详。他说：“在犹太人家庭里通常都是这样。当然，许多基督教家庭也是如此。”
幼时的本雅明过着优裕的生活。他还记得家里有许多银制餐具。有时他和弟弟一起随母亲上街逛商店。鞋帽衣服都分别在固定的老字号店铺购买。采购结束时，母亲给他们兄弟的犒劳，是在一家固定的店铺要一杯热腾腾的奶油巧克力。
每年夏天，除了偶尔的夏季旅行外，全家都到离家不远的别墅去住。最初是到波茨坦，后来到新巴贝尔斯堡。
本雅明有时到外祖母家去玩。外祖母有一所宽大的住宅，里面有12～14个房间。本雅明从小爱好收藏明信片，“这种收藏的主要贡献者是我的外祖母”。寡居的外祖母喜爱旅游。本雅明说：“几乎很难想象她这样一个老妇人是如何漂洋过海和骑骆驼远游的。”外祖母寄回的明信片激起本雅明对旅游的向往和迷恋。他说：“我从外祖母那里继承了两件事：喜爱送礼和喜爱旅游。”
本雅明不能理解甚至厌恶父亲所从事的资本主义商业活动。他认为：“尽管有由于出身和社会价值导致的一系列约束，我的父亲骨子里拥有作为一个大商人的企业家气质。”父亲原来是列普克艺术品拍卖行的合伙人之一。由于某些令人不快的原因，父亲撤出股份，转向投资活动。他既从事股票投机，也投资于其他实业，包括在柏林和家乡的食品、酿酒等行业。他从此在家里进行交易活动。在幼小的本雅明心中，资本主义商业界有两种不同的形象：一种是随母亲购物时接触到的形象，另一种是父亲在饭桌上和打电话时的言谈话语使他想象的那种“陌生的和稍微有些凶险的形象”。他说：“我怀疑，这（父亲从事的行业）是一个真正令人快乐的行业。”
在本雅明的回忆里，商业活动也把父亲变成两面人。平时，父亲待人温文尔雅，但是当父亲用电话进行交易活动时则露出一副暴戾嘴脸。本雅明在根据《柏林记事》改写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中对此做了更形象的描述：“我的父亲与官僚机构发生分歧是常有的事，更不必说他对申诉部门发出的威胁和谩骂。但是，他真正的亢奋时刻是摇电话机柄。他会连续几分钟做这件事，以至达到忘我的程度。此时，他的手就像是屈服于酒色的托钵僧。但是，我的心怦怦直跳。我确信，在这种时候，接线员会受到电击般的威胁，作为对他拖延的惩罚。”
虽然本雅明没有直接谈及父亲对子女的态度，但是在回忆大学期间的“青年运动”时说，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对待孩子的粗暴。这可能也暗指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压抑。
学校是本雅明第一次独自面对的社会机制。他对学校生活的回忆充满了批判。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学校教育带有军国主义特点。恺撒·腓特烈学校尤其如此。在本雅明看来，它是以军队为模式，把学生当囚犯。他进入学校后，觉得自己“无可挽回地陷入这一空间的权力之下”，被一种“我必须成为一个军人”的无形要求所控制和折磨。他在描述这座学校的陈旧建筑时说：“在我的记忆中，对教室的确切情况几乎已经毫无印象，除了那些监狱的象征：结霜的窗户和门上方做工粗糙的木刻装饰物。”
本雅明厌恶学校的纪律。学校在低年级仍然实行旧式纪律——“鞭笞，调换座位和关禁闭”。本雅明说，在学校期间，这种纪律产生的恐怖从未从他心中消失。他也讨厌一年4次交给家长的成绩报告。他尤其反感打断学习的各种活动：到乡村郊游、竞赛，特别是每年柏林地区举行的校际竞赛。后者是“在囚徒基础上决定最佳团队”。本雅明从小动作迟缓，在这些活动中力不从心。他说：“我从来不属于这种学校团队。”
本雅明从小就萌生一种对人群的恐惧。学校生活加强了他的这种心理。他描述自己在学校里上楼梯时的感觉：“在上楼梯的时候，我的眼前只有靴子和小腿，我的耳朵里只有上百只脚的擦地声，我经常被这种人群的拥挤所震撼。这时，就好像随着母亲在城市的行人中一样，孤独在我看来似乎是人的唯一适当的状态。”
“学校的整个气氛是压缩凝固的。”本雅明感到很难适应。他在描述学校的礼堂时说：“在这里（指礼堂），和在其他几个地方一样，我在自己的记忆中只找到一些完全固定的词语、表述和句子……它们给我留下的是那种大集体与我个人的冲突的印记。”
本雅明感到“忧郁和压抑”。他说：“自从离开（恺撒·腓特烈学校）后，我再也没想回去过。”
当本雅明用阶级观点回顾时，他承认，幼年时对社会分裂的认识是模糊的。他谈到儿时过圣诞节的情景时写道：“圣诞节来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儿童眼中，它同时也把他的城市分成两个强大的阵营。但这里不存在被剥削者及其统治者之间不可协调的对立的真正阵营……圣诞节来了，它把儿童分成两种人：一些孩子在波茨坦广场的货摊前跑来跑去，另一些孩子则在家里奉献自己的玩偶和家禽，卖给同龄的孩子。圣诞节来了，与之俱来的是一个庞大的、陌生的物品世界。”
当本雅明的性意识萌发后，他对妓女产生了色情幻想。由此他也开始面对社会的不幸和犯罪。他概括说：“无疑，第一次跨越自己阶级门槛的意识，也包含了几乎无法控制的想在街上公开勾搭妓女的想法。但是，这里跨越的不仅是社会界限，而且是地理界限，因为整个街道网络都在妓女的引领下而洞开。”
至此，我们看到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极度反感学校生活、陷入青春期苦闷与烦恼之中的少年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