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倾听别人说话，是一种领导智慧。
三国时，袁绍兴兵往官渡进发前，曾因劝谏袁绍而被囚禁狱中的田丰上书说：“今宜静守以待天时，不可妄兴大兵，恐有不利。”袁绍大怒，要杀田丰，由于众将官劝阻，才恨恨地说：“待吾破了曹操，明正其罪！”大军行至阳武，谋士沮授进言：“我军虽众，而勇猛不及彼军；彼军虽精，而粮草不及我军。彼军无粮、利在急战；我军有粮，宜且缓守。若能旷以日月，则彼军不战自败矣。”这番知彼知己，颇有见地的话语，又一次触怒了袁绍：“田丰慢我军心，吾回日必斩之。汝安敢又如此！”令军士将沮授锁禁军中以待治罪。袁曹两军对峙于官渡，两个月后，曹操军粮告竭，派人到许昌摧粮。使者被袁军捉住，谋士许攸从使者身上搜出了曹操摧粮的书信，往见袁绍说：“曹操屯军官渡，与我相恃已久，许昌必空虚，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则许昌可拨，而操可擒也。今操粮已尽，正可乘此机会，两路击之。”袁绍说：“曹操诡计极多，此书乃诱敌之计也。”许攸争辩说：“今若不取，将反受其害。”本来不肯采纳许攸建议的袁绍，忽然收到审配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告许攸从前曾滥收民间财物，纵容子女多征民税，钱粮归为己有，袁绍对许攸又是一番怒斥。袁绍的暴怒和自以为是的言行，把许攸推向了曹操一边。许攸在无可奈何投奔曹营之后，曾向曹操述及他向袁绍提出的这条建议，曹操大惊说：“若袁绍用子言，吾事败矣。”
曹操的做法与袁绍截然不同。袁绍大军杀奔官渡而来，曹操所做的事不是自作主张，而是先与众谋士商议对策，荀攸提出：“绍军虽多，不足惧也。我军精锐之士，无不以一当十。但利在急战，若迁延日月，粮草不敷，事可忧矣。”曹操觉得荀攸所言在理，就命令军将出击。当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曹操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打算弃官渡退回许昌。然而他没有贸然下令退军，而是在决策之前，写信征求留守许昌的荀彧意见。荀彧反对撤军，在回信中说：“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势见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明公裁察焉。”对于不同意见，曹操不仅没有像袁绍那样动辄大怒，反而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许攸投奔曹操，曹操喜不自胜，略事寒暄，马上向许攸请教破袁之计。许攸献上乌巢烧粮的奇计之后，曹操立即采纳，并亲率5000兵前往乌巢，一把火烧得袁军上下皆无战心，曹军八路人马直冲袁营，袁军四散奔走溃不成军。官渡之战，曹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统一中原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官渡之战的胜利，是与势弱的曹操善于集思广益分不开的，而势力强大的袁绍的败北，是其独断专行所致。曹操处处注意让下属参与决策，一旦下属提出正确的建议，便立刻采纳，保证了决策的正确。袁绍处处自以为是，下属提出不同意见，要么斩、要么囚、要么斥，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决策错误。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谆谆教导后主刘禅，对待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文臣，“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对待向宠等武将，“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穆，优劣得所也”。诸葛亮“集众思，广忠益”的思想，目的就在于保证决策的正确。事实证明，管理者一个人说了算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调动下属参与决策的积极性，可以保证决策不出或少出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