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识人用人之时，有的领导者往往感情用事，看到某人的脾气和志趣与己相投，便不再注意这个人的其他方面，就把他当成了人才。这样，往往会导致只有与领导情投意合者才被重用，以致出现像武则天的夏宫尚书武三思所说：“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恶者，即为恶人。”如果领导者都这样识人，势必会出现自己的“人才小圈子”，而埋没了很多为领导者所“不了解”的人才。
不过，说到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识人，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秦始皇以自己的爱憎标准来判定“接班人”，致使江山断送的那段历史了。
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秦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喜读韩非的《孤愤》，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帮助。韩非指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由于秦始皇崇信法家思想，蔑视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更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而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意见相左，坚持儒家思想，建议以仁义治国，以德服天下。这引起秦始皇的不满，赶扶苏去做监军。因赵高学法，而赵高又是胡亥之师，所以，始皇宠信胡亥。
不可否认，秦始皇以法治国对统一中国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但爱憎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心。任何学说，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有其合理的部分，都必须随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被其他学说所吸引，或兼容并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仍严刑酷法，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民不聊生，暴秦终被推翻。正是秦始皇不讲德治，对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责为异端，使胡亥、赵高以谗言陷害扶苏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至二世而亡。所以说，识人才，绝不能仅凭自己的爱憎，轻易断言。
在当今社会中，有些企业领导者也犯了以感情上的偏好来识别人才、选拔人才的弊病：与自己感情好的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与自己感情、关系一般的，“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让那些有才干的人伤透了心，以致离企业而去。企业的凝聚力是靠人心换来的，人心散了，企业岂能有所发展？
事实上，以自己的偏好为标准来识别人才时，这种领导者大多心态不正，最根本的在于其为人做事没有原则，以感情用事，随心所欲。这样的领导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志趣、爱好、脾气相投作为唯一的识才尺度，实际上，是一种把个人感情置于企业利益甚至社会利益之上的错误做法。
应当说，凭个人好恶用人，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私心在作祟。但是也有一些人本无其他用心，由于思想水平不高和思想方法不对头，没有识人的“慧眼”，“近己之好恶而不自知”，结果同样不能坚持公道正派、任人唯贤的原则。宋朝宰相张浚初次见到秦桧，觉得他言辞刚正，表情严肃，认为这个人一定正派，便起用了他，结果铸成千古大错。张浚的教训就在于因为自己感觉喜欢就提拔了秦桧，并没有了解秦桧的本质。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时常看到张浚式的人物，他们在看人用人上往往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偏见和感情用事所左右。有时这种问题并无挟私因素，所以较之有意识的打击报复、拉帮结伙的错误，更容易得到一般人的谅解和容忍。也正因为这样，有些领导对类似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深、不够，这也是身为领导者的你应当全力加以戒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