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学认为气量豁达，是精神心理活动所反映出来的一种良好状态。
《老老恒言·燕居》说：“谚曰：求人不如求己。呼牛呼马，亦可由人，毋少介意，少介意便生忿，忿便伤肝，于人何损，徒损乎己耳。”这其实就是教人养成宽容的性格，并用宽容的心态来处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非原则性问题。
为此，养生学认为与人为善，于己有益。
中国有句古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着容人的雅量。
1935 年，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会师后，围绕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张国焘与毛泽东产生尖锐分歧。由于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拥有 8万大军，而毛泽东领导的一方面军不足2万人，因此，张国焘野心膨胀，傲慢不逊，不仅向中央伸手要权，还抗拒中央命令。这样一来，要处理好与张国焘的关系，并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成了一件极为艰巨的工作。
这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人基于对张国焘的义愤，对他进行指责，将他的南下方针比作“麻雀钻阴沟”，这引起张国焘的极大反感。后来，博古找张国焘谈话，又对张国焘称兄道弟的习惯，如称毛泽东为润之兄，称朱德为玉阶兄等等表示不满，并上纲为国民党军阀作派，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极不相称。
并且，没等张国焘解释，博古又放了一箭，责备四方面军不称同志而称官衔，对做饭和饲马的不称勤务员而直呼伙夫、马夫，他质问张国焘：“难道沿用这些旧名称，不会保留旧有的军阀观念吗？”
接着，凯丰也在《布尔什维克报》上撰文批判张国焘的西北联邦政府。文章说，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因此，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也违反了中央苏维埃路线。
博、凯二人对张国焘的批评虽出于好意，但在当时特殊而微妙的气氛中却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就连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听了也不愉快。他说：“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倒蒋介石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的……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
张国焘对博、凯等人的批评不仅暴跳如雷，更将其引为口实，挑拨一、四方面军的关系。
“左”倾教条的工作方法实在不高明。相比之下，毛泽东就老练得多。他对博古说：“你们不要讲这种刺激的话，这样没有用，只能坏事。”
对于张国焘伸手要权，要求改组军委的野心，政治局同志都反对，气愤地说他想篡夺中央的大权。毛泽东也劝大家不要这样讲，而是宽宏大量地说：“我们在北上的原则上是决不能让步的，但是，张国焘手下有四个军的队伍，要团结他北上抗日，对他的职务应该有一定的安排。”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徐向前为中央委员，红军前敌总指挥。这样团结了四方面军指战员。对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一事，毛泽东也不是疾颜厉色地批评指责，而是反复陈述北上之利和南下之弊，以理服人，以使张国焘改变想法。
但是，张国焘一意孤行，率军南下，甚至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在最危险的时刻，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如果四方面军用武力解散我们，或挟持南进，怎么办？从防御出发，我们可以不可以扣押人质，以避免冲突？”
毛泽东冷静地表示：“不可。”
后来，毛泽东为摆脱险境，单独率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四方面军则由张国焘率领南下。毛泽东对张国焘的规劝虽然未能奏效，但在道义上仁至义尽，赢得了人心。在广大官兵中，毛泽东的威信更高了。
后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家后的俄界会议上，有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不是他个人问题，应考虑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率领好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这样以后大家就不好见面了。”
张国焘南下后，野心恶性膨胀，公然另立中央，还下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领导人，分裂党的罪恶行径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对此，毛泽东、党中央立即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厉批评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责令他立即取消伪中央。
这时，许多同志强烈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但毛泽东心中顾念着争取四方面军的大局，仍不同意开除他的党籍。
事实证明，这对以后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会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一忍再忍，表现了惊人的克制与忍让。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除了他从来就不将与张国焘的斗争仅仅视为与他个人的斗争，而是时时刻刻将这种斗争与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这个大局联系起来外，还于他宽容大度的人格修养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