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译”
孔子说：“泰伯，那可以说是品德极其崇高。几次把天下让给季历，民众都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了。”
“析”
让而不争，把天下让与贤者、圣者，为孔子所乐道，也为儒家所乐道。因为，在权力—道德型社会，争权与夺利，就会引发统治阶层的不稳定，破坏整个社会的安定。而谦让不争，以礼相交，就能保证统治阶层相安无事，从而确保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以谦让教化民众，则社会就会少一点暴力，多一点和谐。
8.2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译”
孔子说：“只是恭敬而不知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知礼，就会畏葸怯弱；只是勇敢而不知礼，就会挑起事端；只是直率而不知礼，就会出口伤人。君子厚待自己的亲族，民众就会走向仁德；不遗弃老朋友，民众就不会对人冷淡无情。”
“析”
礼作为外在的规范，对德行进行节制和规范。只有经过礼的规范和节制，德行才能符合中庸的准则，而符合中庸准则的德行才配称得上君子德行。否则，就会走向极端，反而不利于修身，不利于事情的解决，不利于社会稳定。譬如，一味地恭敬，有可能让人觉得很低三下四，反而被人看不起，结果有事相求反而不能解决；过分地谨慎，就会逡巡不前，让人觉得软弱胆小；在非正义的事情上表现出的勇敢，或者说胆大妄为，就会制造事端，引发社会暴乱；一味地直率，就变成随心所欲，想说就说，就会伤害人。而经过礼的规范和节制，所有不利的一面都可消除掉，人们就能够做到中正平和，彬彬有礼，这对稳固道德性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译”
曾子病重，把他的学生召集起来，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谨慎，好像面临无底的深渊，好像行走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我的身体不会受到损伤了，弟子们！”
“析”
曾子在病重时召集弟子，让他们看看父母给予他的身体肤发并没有受到毁伤，表明他一生遵守孝道。这一方面说明曾子继承了孔子的身教传统，而且，病重时还不忘教诲弟子，可谓是诲人不倦；另一方面，孝道在曾子的心目中的地位很高，他始终不违背孝道。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说曾子不愧是孔子的优秀弟子，完全继承了老师的衣钵。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译”
曾子病重，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快死了，其叫声是悲哀的；人快死了，他说的话是善意的。君子所应当重视的道有三个方面：严肃容貌，这样就可以避免粗暴和懈怠；端正态度，这样就可以接近于诚信可靠；注意谈吐，这样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过错。至于祭祀的细节，自有主管官员负责。”
“析”
曾子在病重期间，仍不忘教诲与自己观点立场相对立的孟敬子，并强调人快死时说的话是善意的，希望孟敬子能有所改变。可见，曾子和孔子一样诲人不倦，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曾子如此不失时机地教诲人，做别人的思想工作，其目的是想推行孔子学说，希望能被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广大知识阶层所理解和采纳。曾子在这里强调了君子要注意容貌、颜色和辞气，即神态、举止和言谈。因为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往往反映了此人的内在的素养。内在素养好，言谈举止就会很恰当，自然就会受到民众的尊敬和信任，利于教化民众。内在素养欠佳，则言谈举止粗鄙，自然会丧失民众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很难确保统治的稳定性。需要说的是，在道德性社会，为了谋求别人的尊重，不少人放弃艰苦的内在素养的培养，而只做言谈举止的表面工夫，成为假道学。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不少见。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
曾子说：“有能力向没能力的人请教，知识多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满腹知识好像很空虚一样；被人冒犯也不计较，从前我的朋友就这样做了。
“析”
这与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相通。君子无论身在哪里，处在何时，总会发现可以学习的事和人。因为他从不骄傲自满，时刻保持谦虚的态度，置于虚无的境界。他这种虚无的境界有时会被他人视为无知，而被讥笑，但他并不去计较，不去解释，不去争。因为他在意的是能力、知识和修养有无提高，他相信路遥知马力，他人总会理解他、认识他，真正表现出一个君子的修养和谦逊的精神。
8.6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
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国君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命运交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而不动摇、不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析”
君子由于德行修养很高，平时总表现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但是，温文尔雅不是软弱无能的代名词。在国家把年幼的国君和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他，以及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君子毅然迎难而上，不畏惧，不退缩，勇敢地承担起历史、时代和国家赋予他的使命和责任，也即君子平时很温和，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这才是一个君子的真实写照。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如文天祥。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大而刚毅，因为他责任重大，路途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到死才终止，难道还不遥远吗？”
“析”
在古代中国，士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承担着在天下实现仁的重任。天下一天没有实现仁，他就一刻也不能停止他的这种责任，直至死才后已。这是国家的期许，民众的期许。背负着责任和期许，士不能不弘毅。否则，只盯着蝇头小利，怎么能完成如此重任呢？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如果能担负起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责任，成为社会的良心，那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译”
孔子说：“《诗经》使人振奋，礼使人在社会上站得住，音乐使我所学得以完成。”
“析”
在孔子看来，成为一个道德性社会合格的一员要经过三个阶段，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篇感染人，激励人，使其充满向上和向善之心。礼约束、规范人的行为，使人成为现行秩序的尊奉者。音乐陶冶人的情性，成为一个道德完满的人。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译”
孔子说：“对于老百姓，只要他们按照当政者的意志去做就行了，不必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
“析”
古代社会，让民众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去做，可以树立统治者的绝对权威，减少分裂和纷争，并在有限的财力物力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建设一些重大的水利工程和防御工程，确保国家的统一、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并且能有效抵御外敌。如果都要让民众知道为什么，都要加以解释，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大多数民众没受过教育，这种解释和说明费力费时；而且，民众对一件事意见纷纭，在交通和信息都很闭塞的情况下，统一大家的意见要花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这非常耗时耗力。即便统一了，也造成时间的延误，不利于事情的解决。因而，这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历史的必然。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译”
孔子说：“喜好斗勇而又憎恶贫困，就会犯上作乱。对不仁德的人痛恨太甚，也会出祸乱。”
“析”
孔子这里讲了两种产生祸乱的情况：一是好勇而不安分，另一是痛恨不仁者太甚。好勇者孔武有力，无仁心，又不安于贫困，必借打家劫舍之类的祸乱社会的手段来维持有酒喝有肉吃的生活（这在古代大概不错了）。而对不仁者痛恨太甚，则使其陷入绝境，其必会铤而走险，垂死挣扎。孔子列举这两种祸乱社会的情况，目的是告诫统治者要高度重视它们，给予必要的应对措施。事实上，统治者对前者，即武力反抗现行秩序者，一般都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直至其灭绝为止。而对不仁者大概是睁一眼闭一眼，让他自生自灭，最多口诛而已。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如果骄傲而吝啬，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析”
在权力—道德型社会，如果统治者德行不好，那么，他所具有的才能就会背离仁德的方向，不仅不能造福民众，反而会为祸社会。而且，才能越大，所造成的祸害也就越大。因而，孔子主张德高于能，并且要加强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这种通过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来维护统治的模式在物质匮乏的古代社会还是比较管用的。而在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单靠提高个人道德水平已经不够了，它更多需要制度性的保障。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译”
孔子说：“学了三年，还没有做官的念头，这很少见。”
“析”
这里谷指代求仕干禄。谋取官职是孔子培养弟子最根本的目的。如果他的弟子不能谋取官职，恐怕是他教育的失败。正如现在商业经济学院把不能培养学生赚取大钱看作是它的教育失败一样。正因为孔子在这方面有意识地加以灌输、教育，所以，他说他的弟子学了三年还不想做官的人，很少了。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
孔子说：“坚定信念，努力学习，誓死捍卫那些完善的治国为人的原则，不进入政局危急的国家，不居住在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做官，天下不太平就隐居不出。国家政治清明，而自己贫贱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而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析”
孔子一方面说要努力捍卫那些治国为人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不进入危邦、乱邦去捍卫这些原则。这多少反映了孔子矛盾而无奈的心态。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亦可以亡国，且对一切人都握有生杀大权。特别是在国家政治黑暗时，更是杀戮不断，民不堪命，此时你若想维护你所谓的正义，估计是死路一条。明知是死，不能被重用，孔子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放弃在这些国家、在那样的时刻捍卫自己的原则，而采取了“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进退策略。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译”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去谋划考虑那方面的政事。”
“析”
在古代社会，虽然古代的政事不多、不复杂，但绝大多数民众没受过教育，也没有从政经验，对政务不了解，很难对政事作出一定的谋划。既然这样，那就不要去关心政事，安分守己，乖乖当顺民，老老实实接受被统治的命运。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秩序就非常稳定了。不过，我们应当看到，孔子一刀切的做法把民众排斥于政治之外，不利于吸取民众的智慧，因为有些民众聪慧，有好主意，而有些肉食者鄙，是昏官。当然，这不是孔子一人的错，而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缺陷。
8.15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译”
孔子说：“从乐师挚开始演奏，到以《关雎》篇合奏结尾，美妙的音乐充满耳朵啊！
“析”
周礼是与乐结合在一起，故而，孔子在重视周礼的同时，也很重视音乐。他不仅研究音乐，而且还对音乐有很强的鉴赏能力。但是，大概后世的儒学家对音乐研究很少，而且，也缺少鉴赏音乐的能力，于是，逐渐偏废音乐陶冶情性的作用，而只是一味宣扬“天理”。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译”
孔子说：“狂妄而不直率，无知而不老实，无能而不讲信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析”
我们知道，孔子对社会上的人进行观察、分析，并加以归类，形成自己的实用人学。本章孔子给出了三类刁民：狂妄阴险之人，无知而不老实之人和无能而不讲信用之人。狂妄阴险之人不能得罪，因为自视甚高，加以又阴险，如稍加得罪，就会不择手段加以报复。俗语说无知者无畏，如果这种人又不老实，那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干呢？无能之人又没有信用，那还有什么事能让他干？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译”
孔子说：“学习好像生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丢掉。”
“析”
在孔子看来，学习知识要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像追赶什么东西似的，生怕赶不上，赶上了又怕失去它。这种强烈的欲望能使人克服一切学习上的艰难困苦，带领人走向成功。孔子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大概与他有这种强烈的学习欲望有很大的关系。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
孔子说：“多么崇高啊，舜和禹得到天下，却不去享用它。”
孔子说：“伟大啊，尧！崇高啊，只有天最为高大，只有尧能仿效它。他的恩惠多么广大啊，民众不知道如何称赞他了。崇高啊，他成就的功业，多么光辉啊，他的礼仪制度。”
舜有五位贤臣，天下就太平。周武王也说：“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时以及周武王时期，人才最兴盛。周武王十位能臣中有一位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殷纣王称臣。周朝的德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
孔子说：“禹，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他吃得很差，却把丰盛的祭品献给鬼神；穿得很差，却把礼服做得极华美；他住的房子很低矮，却尽力修好沟渠水利。禹，我没什么话可说的了。”
“析”
在孔子看来，古代圣王皆有圣德。这些圣王之德首先表现为让天下之德。尧舜得到天下，却不把天下占为己有，而是把天下让给有德之人。周文王得到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向商朝称臣。最终周朝以德服人，取得天下。其次，法天而行，无为而治。天命无常，惟眷有德。因而，法天必立德。立德上应天命，下能令天下民众望风来归，达于拱手而治，而无德者上天弃之，民众叛之。再次，重用贤臣。德才兼备之士能使国家得到治理，而奸佞之臣则使朝纲紊乱，天下大乱。因而，圣王都高度重视选拔有才德的人为臣。舜有五位贤臣，周武王有十位能臣。又次，生活节俭朴素，勤勉政事。禹吃、穿、住和民众一样，但对祭祀鬼神、祖先以及修建水利工程等，却是高度重视，勤勉异常，因为它们事关民众的利益。
总之，在这些圣王的治理下，天下太平，社会秩序安定，民众简单纯朴，一派王道之治的美好图景，而不似后世争权夺利，残酷杀戮。孔子这是告诫后世的统治者要实行德治，只要大德立，大道行，那么国家自然就得到治理，民众自然归附。需要说的是，孔子这是在美化上古的历史。因为，上古科技和生产力极不发达，需要大家包括首领共同劳作，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否则，大家都会灭亡，故而，禹和民众生活没有差别，自然也就不会争抢这个首领之位了。美化历史是人类的通病，特别是在科技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社会，美化历史有助于树立理想的社会，来约束统治者，使其不能任意而为，保持社会稳定。应该说，孔子美化历史达到了此目的，因为后世统治者无不言必三代，效仿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