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划分、建构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是决定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学理上的科学性的问题，比较文学也不例外。就当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来看，学界主流的做法是将法、美学派两个板块或者法、美、中学派三个板块的学科理论模式进行简单的相互叠加。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但历时性地以学派理论来对学科理论体系进行板块划分，仍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因此，我们需要打破历时性地以学派学科理论为区分的比较文学学科建构模式，从共时性角度重新整合现有的学科理论资源，建构起一套较为完善、更为科学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范式。简单说来，这种理论新范式以“跨越性”和“文学性”为基点，体现为一个特征，即比较文学是一种具有跨越性的研究。同时，这种理论新范式涉及三大研究领域，即比较文学包含着对不同文学体系之间的实证性影响研究、没有影响关系的平行研究以及变异性的研究。具体内容分述如下：
一、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跨越性研究
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一问题，大部分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著作都将关注点放在开放性、边缘性等方面，但这种看法过于笼统，并没有真正触及比较文学内在的基本的规定性。一方面，这种所谓开放性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一样是很多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强调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缘性或者交叉性，就很容易会使该学科处于别的学科的附属地位。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可以被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核心——跨越性。它既涵盖了所谓的开放性或边缘性等特点，又简洁明晰地表明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特征。从该学科的发展实践来看，在不同历史阶段跨越性都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总体来说，跨越单一的文学体系却是比较文学的核心。总结以往学界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比较文学跨越性研究的范围主要体现在跨国界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跨文明研究三个层面。
我们坚持比较文学的跨国界研究，是为了对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理论实践表示尊重，并向比较文学的“世界性”学科胸怀表示敬意。法国学派在研究中关注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关系，卡雷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曾存在过的跨国度的精神交往与实际联系”；而基亚则认为比较文学是一种“国际文学的关系史”，并坚持在跨国文学史的关系研究中延伸国别文学史的研究范围。美国学派提出重视国与国的平行比较，并在研究实践中突破了文学关系史的限制，但他们仍然对比较文学的跨国界研究特别重视，比如雷马克就在对比较文学的定义中提到其为“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学派来说，跨国界研究依然并未过时，我们仍然认为它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最先提出跨学科研究的是美国学者雷马克，他主张比较文学除了跨国界文学研究之外，也应“把文学和人类所表达的其他领域相比较”；同时，为避免这种研究过于宽泛，他还提出了“系统性”的限制。该主张将比较文学的范围拓展到跨学科的研究，即比较文学对文学和人类其他一切学科领域都可以进行跨越性的比较研究，唯一限制就是这种比较必须属于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进行的系统性比较。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开拓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一经倡导，就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学科范式。作为对比较文学学科研究的推进，跨学科研究功绩是有目共睹的，它也自然应该被纳入文学跨越学的研究范畴。
如前文所提到，跨文明研究的提出是对跨异质文化研究更为确切的表达。我们认为：“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壁，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 虽然“跨异质文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不如“跨文明”一词更能凸显比较文学在新的历史阶段所进行的中、西（或东、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的特点。因此，提出比较文学的“跨文明”研究更为确切。可以说，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阶段，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学科理论的立足点，也是文学跨越学研究的新领域。
我们认为，上述三个跨越（跨国界、跨学科、跨文明）共同构成当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基本特点，即跨越性，而本教材的各章节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特征而展开的。
我们之所以用“跨文明”来代替“跨文化”这种说法，其一，因为“文化”一词含义太多，其定义可以有上百种；其二，“跨文化”容易产生许多误解，因为同一国家内，可能有若干不同民族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如中国的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其三，同一文明圈内也有不同文化，如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这样也会造成与“跨国”这一条比较文学定义的混淆。
二、比较文学研究三大领域
（一）实证性影响研究
虽然以影响研究为基础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诞生。但是由于法国学派过于强调影响研究的实证性，以致影响研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怀疑和非议。美国学派就针对其无视审美价值、单纯强调科学实证而展开过猛烈攻击。他们认为，比较文学不应该只是文学史研究，它也应该包括文艺批评和美学批评的内容。另一方面，影响研究想要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来揭示其内部的规律性，连卡雷都认为这“做起来是十分困难的，而且经常是靠不住的。在这种研究中，人们往往试图将一些不可称量的因素加以称量”，也就难免引起研究者们的怀疑。
虽然有以上怀疑和非议，但结合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初衷及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将影响研究重新定位为文学关系学的实证研究更为合理。事实上，法国学派的文学关系学研究属于文学史研究的范畴。在法国学派眼里，比较文学在于横向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学史，也可以称之为不同国家文学体系之间的文学关系史研究，它是对纵向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的一种补充。正是这种纵向的国别文学史和横向的国际文学关系史，才形成人类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而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改变以前单一的纵向国家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以世界性的开阔眼界来描述这种纵横结合的文学发展的网状结构。这种网状发展模式也促使我们重新定位和理解文学发展的动力，即文学发展的动力是纵向的继承和创新与横向的比较和借鉴的一种合力。此外，我们所主张的文学关系学研究属于法国学派中实证性研究的部分，即属于渊源学、流传学和媒介学等实证性的文学关系研究范畴。在这一点上，法国学派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简而言之，我们所倡导的比较文学的文学关系学研究，强调的是横跨于不同国家文学体系之间的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实证性，并以其界定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策略；同时，该研究努力从横向的视角来重新书写文学史，并结合纵向的国别文学史研究成果，以期重新审视、描述文学发展的状态及文学发展的动力。
（二）变异学研究
请你思考
文学变异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
将文学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范畴，是我们在《比较文学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首次比较系统地提出来的。该理论范畴以变异性为基点，通过对不同国家之间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进行研究，以求对文学变异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做出合理的阐释和解答。具体说，文学变异学研究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语言层面变异学研究，也就是翻译学或译介学研究。它主要是指研究文学现象穿越语言的界限，通过翻译而在目的语环境中得到接受的过程。在法国学派的研究中，翻译被归入媒介学的研究领域，当前国内的比较文学教材也大都沿用该做法。但问题是，翻译涉及很多跨越不同语言/文化层面的变异因素，它们很难完全用属于实证性的影响关系研究的媒介学解释清楚；加之现在的翻译学，尤其是译介学研究强调的是“创造性的叛逆”，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语词翻译研究的范畴，从传统的实证性研究走向了比较文学视域中的文化/文学研究，这些都很难用简单的实证性影响关系来衡量和研究，显然也超出了媒介学研究的范畴。所以，我们主张将译介学研究纳入变异学研究的范畴。
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在目前的比较文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本书第四章第四节对此有详细阐释。
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学研究，又称为形象学。其实，并不是所有学者都赞成将形象学归入比较文学研究的领域。基亚曾在其《比较文学》一书中辟出专章《人们看到的外国》来讨论形象学，认为形象学给比较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但韦勒克并不认可基亚等人的这种尝试，他认为形象学只是一种“社会心理学和文化史研究”。不过，随着社会科学理论日新月异的发展，形象学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也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它本身也从原来的实证性关系研究发展为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简单地说，形象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探究在一国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国形象。因为这种“他国形象”只是主体国家文学的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变异也就在所难免。比较文学正是要从文化/文学的纵深层面入手，来对变异的过程及其变异现象本身做出辨析和总结。
三是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该研究关注的是文学文本在文学接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可能的变异，因为文学接受的过程存在美学和心理学因素的渗入而可能发生无法实证的变异，所以它属于文学变异的范畴。简单地说，文学文本变异学包括有实际交往的文学文本之间产生的文学接受的研究，还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中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因为不同文学/文明体系中的文本在表现主题和文学类别上除了某点的类同，存在的更多的是差异，所以该研究“不仅在求同，也在存其异”；此外，不同文学文本与不同读者的接受本身就是一种不同文学的对话，它们为我们认识、总结人类的文学规律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研究路径。
四是文化变异学研究。如我们前文所提到，比较文学研究是一种跨越异质文化的研究，它要面对的必然是“文化模子的歧异以及由此而起的文学的模子的歧异”。而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所产生的变异中，文化过滤的现象最为突出。所谓文化过滤，是指在文学交流和对话过程中，接受者一方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和传统的影响所产生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传播者一方的文学信息进行删改、选择和过滤的一种文学现象。文化过滤研究与文学接受研究的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关注的是由于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学变异现象，而并非简单的文学主体的接受。另外，文化过滤还同时带来文学误读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文学变异现象，该现象是文学在跨越文化圈时在文化过滤的背景下所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误读现象。至于文化过滤与文学误读怎样关联、二者如何成对发生或者它们所造成的文学变异现象有何内在的规律性等问题，都将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研究所要着力去探讨的。
五是跨文明研究，典型的理论就是文明对话与话语变异的问题。萨义德早就提出了“理论旅行”的观点。当代的理论多是从西方“旅行”到东方，而当西方理论到达中国之后，该理论话语会发生两个方面的变异：其一是在知识谱系上，中国是全盘照搬西方文论；其二是西方文论自身的变异，即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很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文论时，应结合中国本土的理论诉求，在传承自身文化精神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吸收、创新西方文论，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论“失语症”的现状。
（三）平行研究
平行研究是由美国学派所倡导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它与跨学科研究一起构成了美国学派的理论基础。该研究旨在打破法国学派的人为设限，主张在实践中将没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文学或多国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或艺术门类加以比较研究。平行研究的主要方法有两种，即类比与对比，包括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前者指作品与作品、理论与理论的比较，后者指一国理论与他国作品的比较、其他学科理论与文学作品的比较等。平行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主题、文体、风格、技巧、原型、神话、思潮和文学史等。平行研究主要关注点为文学性，即力图通过求同辨异，把握文学发展、艺术创作、文本结构等方面的规律以及作品的审美特点和价值等。
平行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不仅使美国学派得以确立，同时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使其在方法论上得到了突破性进展，促进了该学科的体制化。该研究方法在拓展比较文学跨越性的同时，也丰富了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内涵，使类同性和综合性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平行研究就是一种类同性的研究，即在没有直接影响的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之间探求契合之处或相似点；而跨学科研究则体现了综合性研究的特点。可以说，面对学科知识日趋单极化和零散化的局限性，美国学者以综合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科际整合，在多种学科关系系统中来考察文学，这不仅是对文学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丰富，更为有效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总的来讲，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跨学科研究，终极目的都在于寻求人类文学现象的普遍规律，这不仅是美国学派的学理基础，也是比较文学学科的学理旨归。
本章思考题
1.你怎样评价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你认为本教材所给的定义与前人有什么不同之处？
2.什么是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如何理解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内容？
3.试述比较文学的基本特征。
4.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本章关键词
本章推荐书目
1.王向远，比较文学学科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2.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4.孙景尧，比较文学的研究之道：可比性——重读比较文学理论名著的札记，中国比较文学，2003（4）
5.曹顺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中国比较文学，1995（1）
6.乐黛云，“学科之死”与学科之生，中国比较文学，2009（1）
参考例文（一）
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节选）
[美]韦勒克
关于“比较文学”的名称问题，已经引起了不少讨论。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又不乏牵强附会之处。在这种情况下，识别这个名称在某些主要语言中的意义，是不无裨益的。唯有如此，才能期望确定比较文学的确切范围和内容。本文打算从词典学和“历史语义学”开始探讨，同时还将扼要叙述比较研究的历史，以便引出与当前问题有关的结论。“比较文学”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和领域。
“比较”与“文学”两个词，单独看来似乎并未引起多大问题。“比较”一词首见于中世纪，显然是从拉丁文“comparativus”派生出来的。莎士比亚曾经使用过这个词：福尔斯塔夫指责哈尔王子为“最擅长于比较、最淘气的可爱王子”。早在1598年，米尔斯（Francis Meres）就已在文章的标题中使用了“比较”一词：“英国诗人和希腊、拉丁、意大利诗人的比较论述”。这个形容词还出现在几部十七到十八世纪著作的书名中。1602年，富尔倍克（William Fullbecke）出版了《法律的比较论述》。1765年，一本名叫《凶残动物的比较解剖》的书问世。次年，这本书的作者格雷戈里（John Gregory）出版了《人的状态与能力和动物的状态与能力的比较看法》。劳斯（Robert Lowth）在其用拉丁文写成的《希伯莱圣诗讲座》（1753）中，清楚地阐述了比较研究的思想：“我们应当用他们的（即古希伯莱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用他们的见解来估价一切，尽可能地像希伯莱人那样阅读希伯莱语。应当效法天文学家对待比较科学的态度。天文学家为了得到关于总的体系及其不同组成部分的较为完整的印象，就设想自己游历并观察着整个宇宙，从一个行星跑到另一个行星，在每一个上作短暂的逗留。”沃顿（Thomas Warton）的《英国诗歌史》是他所探讨的领域的奠基之作。在该书第一卷序言中，他声称要“对其他国家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埃利斯（George Ellis）的《英国早期诗人举例》（1790）谈到文物收藏家时说，“这些人的智谋使他们成功地通过比较批评，从中世纪的编年史中，发现并撷取关于社会状态以及艺术、风俗的演化的细节”。1800年，迪布丁（Charles Dibdin）出版了五卷本著作《英国戏剧全史——通过对亚洲、希腊、罗马、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德国、法国及其他诸国戏剧的广泛和比较评述的方式进行介绍》，在这里“比较”这一基本思想已得到充分表达。但“比较文学”这个合成词本身却首见于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48年的一封信中。他写道：“虽然，由于最近五十年来对比较文学所引起的注意，人们会了解这一点，但英国在某种意义上已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那是再也明白不过的。”然而这是一封私人信件，直到1895年才出版。这里“比较”（comparative）一词的意义几乎相当于“可以比较”（comparable）。在英语中，运用“比较文学”一词的关键人物当推波斯奈特（H.M.Posnett），他是一位爱尔兰律师，后来出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学院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教授。他把“比较文学”一词作为他188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的书名。该书被收入保尔（K.Paul）、特伦奇（Trench）和特吕勃纳（Trubner）编的《国际科学丛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例如得到了豪威尔斯（William D。Howells）的好评。波斯奈特在一篇文章中声称“比较文学科学首次提出并说明了新科学的方法和原则，这不仅在大英帝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即便我们把“比较文学”局限于波斯奈特所指的特殊意义，这种提法显然也是荒谬的。这个词的英语名称，不可能离开法语和德语中的类似名称而孤立地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明白，“比较文学”这一合成词，在英语中受到了抵制是由于“文学”（literature）一词已经失去了旧有的“知识或文学研究”的意义，而具有“一般文学创作”或“某一时期、国家或地区的作品”之意，那么“比较文学”这一英语名称的姗姗来迟就不难解释了。显然这个缓慢的过程一直延至今日，如康奈尔大学的库柏教授（Lane Cooper），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拒绝称他所主持的系为“比较文学系”，而坚持要用“文学的比较研究系”这一名称。他认为“比较文学”是个“虚假构名称”，“既无意义，又不合句法”，“你尽可以说‘比较马铃薯’，或‘比较果壳’”。但在早期的英语惯用法中，“literature”（文学）一词意为“学识”或“文学修养”，尤指拉丁文知识……这个词显然有“study of literature”（文学研究）之意。但这些不过是残存的意义，“文学”一词那时已含有今天的“一批作品”的意思。1812年，《牛津英语词典》中首次出现了这一用法，但似乎为时已晚，其实这个现代用法在十八世纪后期就已从法国传入了英国。事实上，把“literature”解作“文学创作”或“一批作品”是恢复古人的一个用法……这些论述使得有可能在十九世纪早期创造合成词“比较文学”。这个词的产生显然受到了居维叶（Cuvier）的名著《比较解剖学》（1800）或德热朗多（Degerando）的《哲学体系的比较史》的启发。1816年诺埃尔（Noel）和拉普拉斯（Laplace）两位编者出版了一套选自法国文学、古代文学和英国文学的文学选集，并且未作解释就冠之以《比较文学教程》这样一个从未用过的书名。普热斯（Charles Pougens）在《就文学和伦理方面各种问题致××夫人的信件》（1826）中抱怨说，按文学的原则，他并无任何作品可以推荐，“正像我现在所听到的文学课，也就是比较文学课一样……”
据我所知，1854年卡里埃尔（Moriz Carriere）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中首次使用了“比较文学史”一词。“比较文学”（vergleichende Literatur）这个名称竟然出现在一家被遗忘了的杂志的刊名上，该杂志由梅尔策尔（Hugo von Moltzl）主编，办在偏僻的城市克劳森堡（现已改名为“克鲁齐”，在罗马尼亚境内），刊名为《比较文学杂志》（1877—1888）。1886年科赫（Max Koth）在布雷斯劳大学创办《比较文学史杂志》，到1910年才停办。梅尔策尔强调，他所认为的比较文学的概念并不局限于历史，而且他把自己主办的杂志的最后几期，改名为《比较文学科学杂志》。20世纪初期，德文中采用了一个较新的名称“Literaturwissenschaft”（文学科学），即为通常所说的“文艺评论”或“文艺理论”。德国的一家新杂志《阿卡提亚》（“Arcadia”）起了个《比较文学科学杂志》的名字。
没有必要再往别处去探究这个词的历史渊源了。在意大利文中，“litterature comparate”（比较文学）一字是效法了法国人而轻而易举地构成的。大批评家桑克梯斯从1872年到1883年他故世为止，在那不勒斯保持了比较文学教授职位。1876年，格拉夫（Artuo Graf）在都灵大学获得了这一职位。在西班牙“literatura comparada”（比较文学）一词似乎更晚才问世。
我不清楚在斯拉夫语言中这个词何时被首次使用。俄国最伟大的比较文学家维谢洛夫斯基（A。Veselovsky）1870年在圣彼得堡为就任总体文学教授职位而发表演说中并未使用这个词。但在1887年他评论科赫新创办的杂志时，用了“比较文艺学”一词，它是模仿“比较文学”而构成的。1911年布拉格大学设立了“比较文学”教授职位。
以上所述“比较文学”的名称在某些主要语言中的历史发展情况并不完整，在细节方面甚至稍有出入。但如果把它与同它相匹敌的词联系起来讨论，那就更意味深长了。“比较文学”一词在语义学家看来是“一个意义的领域”。前面我们曾经提到“learning”（学问）、“lettres”（文学）、“belles lettres”（纯文学）等词同“literature”（文学）相抗衡。“全球文学”（universal literature）、“国际文学”（international literature）、“总体文学”（general literature）和“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都是“比较文学”的竞争者。“全球文学”一词出现于18世纪，在德文中被较为广泛地使用着。1776年有一篇讨论“诗艺学通史”的文章。1859年一位评论者提到了“现代文学通史”。“总体文学”一词见于英语中。例如1833年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作了《关于总体文学、诗歌等的讲演》，这里的“总体文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文学理论”或“批评原则”的意思。1831年托马斯·戴尔就任伦敦皇家学院总体文学及科学系的英国文学和历史教授。在德国，艾希霍恩（J.G.Eichhorn）编辑了一套《总体文学史》（1788）丛书。类似的编纂工作有哈特曼（J.D.Hartman）的《诗歌的总体史探讨》（两卷本，1797，1798）、瓦赫勒（Ludwig Wachler）的《总体文学史探讨》（四卷本，1793—1801）、格拉塞（J.G.Grasse）的《总体文学教科书》（1837—1857）——一部规模宏大的参考书目辑录。
1827年歌德在评价他的剧本《塔索》的法译本时使用了“世界文学”这一名称。此后他又几度使用这个词，只不过有时含义略有不同罢了。他所考虑的是独一无二的统一的世界文学，在那里，各国文学之间的差异将会消失，尽管他知道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在一份草稿中，歌德曾把“欧洲文学”与“世界文学”等同起来，当然这不过是一时之见。歌德还写过一首题为《世界文学》（1827）的诗，内容却是关于民歌给人的乐趣，这个题目其实是他去世以后，他的1840年版著作的编辑错加上去的。关于“世界文学”一词的历史，已经研究得相当充分了。今天世界文学可以是指一切文学，很多著作的书名就包含这个意思，如豪泽尔（Otto Hauser）的一部著作；或者它也可指衡量不同语言中优秀著作的标准，例如人们会说这一部或那一部著作，这一位或那一位作者属于世界文学：易卜生属于世界文学，而约那斯·李却不是；斯威夫特属于世界文学，而托马斯·哈代却不够资格。
正如大家对“世界文学”一词的确切用法仍有争议一样，“比较文学”这个名称引起了人们对其确切范围与方法的争论，分歧至今尚未解决。教条主义地去看待它是于事无补的，因为每个词都有作者所赋予的意义，掌握某个词的历史知识或惯用法，既不能阻止词义发生变化，也不能避免对原义的严重歪曲。然而，搞清这些问题却可以防止思想混乱，而含含糊糊或者主观武断则会造成思想上的危害……梵·第根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基亚的一本手册在理论上和内容上都紧跟梵·第根，把比较文学言简意赅地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伽列 在为基亚写的序言中，称比较文学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精神关系，研究事实的联系，这种联系存在于拜伦和普希金之间、歌德与卡莱尔之间、司各特与维尼之间，也存在于几国文学中作家的作品之间、灵感之间和生平之间”。类似的定义尚可在其他地方找到。如在马米利阿诺（Momigliano）的多卷本著作《方向问题》中关于比较文学的一卷里，莱维奥斯（Anna S。Revignas）视比较文学为“旨在研究不同文学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影响的现代科学”。公认的法国学派领导人巴登斯贝格在一篇介绍第一期《比较文学评论》（1921）的纲领性文章中，并未提出一个定义来，但对“比较文学”的概念所包含的局限性却表示赞同。他不喜欢那种各不相扰的比较，因为正是那种“真正的接触”形成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但这篇文章却讨论了巴登斯贝格的追随者们所避而不谈的很多更为广泛的问题。
从广义上说，“比较文学”包括梵·第根所说的“总体文学”。梵·第根把“比较文学”局限于两大成分之间的“双边”关系，而认为“总体文学”则涉及研究“几国文学之间的共有的事实”。然而，值得讨论的是，要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譬如在司各特对法国的影响与历史小说的兴起之间，划一条界线是不可能的。此外，“总体文学”的名称本身就会造成混乱：历来人们把它理解成为文学理论、诗学和文学原则。比较文学如被狭隘地看成双边关系就不可能成为一门有意义的学科，它就只会去研究两国文学之间的“贸易交往”，从而只研究文学创作中的鸡零狗碎的东西。它就不会允许研讨某一部作品。比较文学就会完全沦为（显然如伽列所津津乐道的）文学史的辅助学科，只有琐碎、分散的研究内容，而没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例如从方法上看，对拜伦在英国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可能有别于对拜伦在法国的影响的研究。比较的方法并不是比较文学所特有的，而是普遍地应用于一切文学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且文学研究——即便在最正统的比较学者的实践中，并不是单单使用比较的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文学研究家不仅仅要比较，而且还要再创造、要分析、阐释、回顾、评价、概括等，各种方法同时使用。
有人还试图在狭隘的定义上加点特殊的东西来确定比较文学的范围。为此伽列和基亚加进了对民族幻想，即国家之间所共有的思想的研究。伽列写了一本十分有趣的书，题为《法国作家和德国的幻景》（1947），它其实是民族心理学或民族社会学著作，取意于文学源流而不是文学史。基亚的《法国小说中的大不列颠，1914—1940》（1954年出版）是几乎不加掩饰的主题史：它叙述了英国牧师、外交家、作家、歌女、商人等如何出现在某一时期的法国小说里。
雷马克最近关于扩大比较文学定义的打算，不是那么武断，显得更加雄心勃勃。他说“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局限的文学研究，它研究文学跟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其他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然而雷马克先生不得不作一些人为的、站不住脚的划分，如把霍桑与卡尔文主义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称为“比较文学”，而把对霍桑的内疚、罪恶、赎罪的看法的研究，纳入了“美国”文学的领域。这一整套设想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它纯粹是为美国研究生院的实际情况服务的，因为在那里你不得不对那些缺乏同情心的、埋怨你闯入他们某个学术领域的同事们，证实你的论文题目属于“比较文学”范围，但作为一个定义，它却经不起推敲。
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即确立“比较文学”英文名称的决定性时期，比较文学曾被理解为既指很专门化而又指范围很广的领域。在波斯奈特的书中，比较文学是指“文学发展的一般理论，即认为文学经历了兴起、高潮、衰落的过程”。比较文学被置于人类普遍的社会史之中——“社会生活从氏族逐渐扩大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这两者到世界性人类”。波斯奈特及其信徒们根据的是斯宾塞的进化哲学，而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这种哲学几乎已被遗忘了。
最后，还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从视野和精神实质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内部的设界划分的角度，才能最好地捍卫和阐释比较文学。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比较文学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研究一切文学，认为一切文学创作和经验是统一的。根据这样的（也是我的）看法，比较文学是一种没有语言、伦理和政治界线的文学研究。它不可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在论述过程中，描绘、特性刻画、阐释、叙述、解说、评价等方法同比较法一样经常地被应用。比较法也不能局限于只用来研究实际的历史联系。文学研究家们应当从最近语言学方面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从而认识到：比较历史上毫无关系的语言和风格方面的现象，同研究从阅读中可能发现的相互影响和平行现象一样很有价值。研究中国、朝鲜、缅甸和波斯的叙事方法或抒情方式同研究与东方的偶然接触——如伏尔泰的《中国的孤儿》——一样名正言顺。比较文学不能局限于研究文学史，而排斥评论和研究当代文学。我曾多次论证，评论不可能与史割裂，因为在文学中没有不显示倾向性的事实。从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进行选择，其本身就是一种评论的行为，而选择某些特点或方面对某书进行探讨本身也属于评论和判断。那种要在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之间设置严密的障碍的意图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什么某一个特定的日子，或者甚至一个作家之死，就会使某条禁令突然变得不再生效呢？这些限制规定也许在高度集中的法国教育制度中是可行的，但在别处却是不现实的。也不能把历史比较法看做唯一行得通的方法，甚至在研究扑朔迷离的过去时也不该这样做。文学作品是纪念碑而不是文献。今天我们可以直接接触它们；它们需要我们很好地去理解。历史背景知识，或者关于作家作品在文学传统中的地位的知识会有所帮助，但它并不能解决一切。文学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史、理论和评论——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国别文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对文学的总体的研究一样（至少在观点方面是这样）。比较文学只要摆脱人为的限制，单单成为文学研究，就能够、也一定会欣欣向荣。
……
对比较文学这个概念提出批评，说它没有收效的人不光是我一个。而1958年我在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次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差不多概括了那些批评。论文反对理论和实践中的事实主义，即没有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这篇论文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论，而且恐怕也引起了无穷无尽的误解。而尤其使人感到苦恼的是有人试图制造一个所谓美国比较文学观和法国比较文学观的争端。当然我所争论的并不是针对一个国家或是一个地区的学派，而是针对一种方法，不是为了我、为了美国而争论；而且那些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的观点。我只不过陈述了通过观察全部文学现象所得到的结果，即认为在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之间划一条界线是人为的做法。因果解释的方法只会导致无限制追溯渊源，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效。我与很多同人都主张摒弃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机械主义和事实主义的观念，而赞成真正的评论。评论意味着注意标准和质量、意味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这些作品体现了历史性，因此需要求助于批评史去理解它们。最后，评论还意味着从国际的角度来展望建立全球文学史和文学学术这一遥远的理想。比较文学当然要克服民族的偏见和地方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或缩小不同民族传统的存在和活力。我们应当警惕虚假的和不必要的选择；我们需要国别文学，也需要总体文学；既需要文学史，也需要文艺评论；我们需要只有比较文学才能达到的广阔视野。
（选自干永昌等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136～1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参考例文（二）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节选）
曹顺庆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独特的学科理论，而任何学科理论，都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在学术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其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民族、语言、学科、文化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各个发展阶段中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了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
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地、累进式地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涟漪式”学科理论结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不同的学术文化背景、不同的学术问题、不同的学术切入点所形成的。正因为背景不同、问题不同、切入点不同，所以各阶段皆各自解决了某一方面的学科理论问题，从而形成了各阶段学科理论的互补性、包容性。“涟漪”正是这样构成的。
在这“涟漪式”结构中，每一个“涟漪”都代表着学科发展的某一阶段。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至少有三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北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
按照学者们通常的看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第一阶段是由法国学派所奠定的“影响研究”。然而，纵观比较文学发展史，往往令人疑窦丛生。人们不难发现，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例如，最早（1827）提出“世界文学”观念的德国学者、著名作家歌德，被公认为推动比较文学发展的最重要人物。写出第一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专著的人也并不是法国人，而是英国人波斯奈特（H.M.Posnett）。1886年，波斯奈特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论述比较文学理论的专著《比较文学》（当时波斯奈特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任教），该书对文学的本质、相对性、发展的原理、比较研究等许多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并从氏族文学、城市文学、世界文学、国家文学等角度出发，对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了比较考察，堪称比较文学先驱。波斯奈特对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和范围都较为宽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都是比较研究的目标。这实际上肯定了后来确立的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创办第一份比较文学杂志的也不是法国人，而是匈牙利人。1877年，全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创刊于匈牙利的克劳森堡（今罗马尼亚的克卢日），刊名为《世界比较文学》（Acta Comparationis Litterarum Universarum），关于杂志的性质，编者指出：这是“一本关于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高等翻译艺术，同时关于民俗学、比较民歌学和类似的比较人类学、人种学的多语种的半月刊”。该杂志于1888年停刊。1886年，德国学者科赫（Marx Koch）创办了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比较文学杂志《比较文学史》（Zeitschrift für die Vergleichende Literaturwissenschaften），后又创办了它的副刊《比较文学研究》，被视为德国比较文学的正式开端。其实，早在1810年，索布里就写出了《文学与绘画比较教程》。
由上述史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比较文学早期的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由法国人奠定，在法国学者之前，已有德国的、英国的、匈牙利的学者率先提出了有影响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二，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并非仅仅着眼于“影响研究”，而是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它已经蕴涵了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一开始就具备了世界性的胸怀和眼光。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良好的比较文学开端，为什么偏偏会走向旨在限制比较文学研究范围的所谓“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轨道上呢？迄今为止，并没有人认真深思过、过问过这一问题。韦勒克（Rene Wellek）曾深刻地批判过法国学派，但却同样并未深究过这一问题。
为什么欧洲早期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会转向仅仅强调实际影响关系的“文学关系史”？为什么欧洲的比较文学会走上自我设限的道路？主要原因或许有如下数点：其一，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其二，圈内人对比较文学学科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其三，世界胸怀与民族主义的矛盾。兹详述之：
首先是圈外人对比较文学学科合理性的挑战，最突出的标志是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发出的挑战。克罗齐认为：“比较”是任何学科都可以应用的方法，因此，“比较”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石。他指出：比较方法“只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简单的考察性方法”，不仅普通、方便，而且也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不能作为这门学科独有的基石。克罗齐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因而下结论道：“看不出比较文学有成为一门学科的可能。”由于克罗齐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他的强烈反对，其意义是重要的，因此在意大利，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讨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意大利学者本纳第托在其《世界文学》一书中不得不悲哀地表示，他与他的同龄人的童年时代的梦想——比较文学将在他们的国土开花结果——没有实现。克罗齐的坚决反对在整个欧洲比较文学界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克罗齐是“带着与比较文学公然为敌的独裁观念，在各种场合用种种不同的沉重打击来对付我们这门学科，并将它们几乎打得个片甲不留”。这种“打得片甲不留”之势，可以说是比较文学学科的第一次危机。克罗齐的反对，不能不引起欧洲比较文学学者的震撼，引起他们对危机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在比较文学能不能成为一门学科的问题上，如果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那么，其学科的科学性何在？
“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名言是挡住克罗齐等学者攻击的最好盾牌。既然反对者集中攻击的是“比较”二字，那就不如放弃它，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可以不建构在饱受攻击的“比较”上。基亚明确指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只不过是一门名称误用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既然比较文学不“比较”，那比较文学干什么呢？法国学者们在甩掉了备受攻击的“比较”二字后，将比较文学的范围大大缩小，缩小为只关注各国文学的“关系”上，以“关系”取代“比较”。法国学派的奠基人梵·第根说：“比较文学的目的，主要是研究不同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注重关系的所谓“比较”是不足取的。梵·第根说：“那‘比较’是只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性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相似之处，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美学上的满足，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是没有其他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向文学史推进一步。”法国学派的主要理论家基亚一再宣称，“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联系”，“凡是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也就停止了”。因此，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不是“比较”，而是“关系”，或者说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所以他说：“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之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学派的自我设限，抛弃“比较”而只取“关系”，正是对圈外人攻击的自我调整和有效抵抗：你攻击“比较”二字，我就从根本上放弃“比较”，如此一来，克罗齐等人的攻击也就没有了“靶子”，其攻击即自然失效。“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这句妙语恰切地蕴涵了欧洲学者们的苦衷和法国学者的机巧。而正是对“比较”的放弃和对“关系”的注重，奠定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的基础，形成了法国学派的最突出的个性鲜明的特色。
其次是科学性的反思与追寻的结果。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其学科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确定性和“科学性”。克罗齐等圈外人指责比较文学随意性太大，他们的批评实质上也暗含了这一点。怎样建立一门科学的、严密的学科，是法国学者们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法国学派的四大代表人物——巴登斯贝格（1871—1958）、梵·第根（1871—1948）、伽利（1887—1958）、基亚（1921—）都不约而同地着重思考了这一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要去掉比较文学的随意性，加强实证性放弃无影响关系的异同比较，而集中研究各国文学关系史摆脱不确定的美学意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法国学派的学科理论，正是在这种反思和追寻中形成的。
巴登斯贝格在法国《比较文学评论》创刊号上写了一篇纲领性的导言《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极力反对主观随意性的比较，强调实证性的严格研究。他指出：“有人说：比较文学，文学比较，这是毫无意义又毫无价值的吵闹！我们懂得，它只不过是在那些隐约相似的作品或人物之间进行对比的故弄玄虚的游戏罢了……不消说，一种被人们这样理解的比较文学，看来是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的。”他说“人们不厌其烦地进行比较，难免出现那种没有价值的对比”，因为“仅仅对两个不同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主观臆想把一些很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怎样才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怎样的比较才“值得有一套独立的方法”？那就是加强实证性，加强科学性，使比较文学研究落到实处。正如法国学派奠基人梵·第根所明确指出的：“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事实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显然，摆脱美学含义，取得科学含义，这就是关键所在！法国学者们试图用科学的方法、实证的方法来建立一套独立的方法论体系，因而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反对“随意性”的宽泛的且备受攻击的“对比”，从而走上缩小研究范围、限制研究领域的自我设限的道路。为了建立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他们宁肯放弃美学的含义，而追求科学的含义。
法国学派代表人物伽利在1936年接替巴登斯贝格任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后，便致力于使比较文学精确化的工作，试图通过这种“精确化”来设限，并以此建立独特的方法论体系。他在为他的学生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比较文学的概念应再度精确化。我们不应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乱比一通。”伽利还指出：“我们不喜欢停留在狄更斯与都德的异同上，比较文学不等于文学比较。”比较文学不是异同的平行比较，而是实证性的关系研究：“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分支它研究国际性的精神联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尼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不同文学的作家之间在作品、灵感，甚至生活方面的事实联系。”基亚坚守其师伽利的立场，在经受了美国学派的猛烈攻击之后，1978年，他在《比较文学》一书的第六版前言中仍坚持认为：“比较文学并不是比较。比较不过是一门名字没有起好的学科所运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更确切地把这门学科称为‘国际文学关系史’。”他仍大力反对泛泛的比较，反对“总体文学”及“世界文学”。基亚指出：“这两种雄心壮志对大多数法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人员来说似乎都是空想和无益的。继保尔·哈扎和斐南·巴登斯贝格之后，我的老师让玛利·伽利认为，凡是不再存在关系——人与作品的关系、著作与接受环境的关系、一个国家与一个旅行者的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领域就停止了，随之而开始的如果不是属于辩术的话，就是属于文艺批评的领域。”基亚甚至警告道：“就我个人来说，我很担心，比较文学的研究原想包罗一切，结果却会什么价值也没有”。
今天我们重温基亚的这一意味深长的警告，并非没有意义。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界，由于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原有学科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日益趋向不确定性，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用确定，或不屑确定。这种失去理论的茫然、困惑，这种不能确定或不屑确定学科理论的消解态度，必然将比较文学导向严峻的学科危机。”
[载《中国比较文学》，20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