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禅长老（1916—1995），江苏台东人。七岁出家，童真入道，十六岁受具足戒。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二十余岁时，就以学问和德行名扬江南。在他天命之年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冲击。“十年动乱”结束后，过了耳顺之年的他，于1979年，被一致公举为上海佛教协会会长，并荣膺玉佛寺方丈。自此以后，真禅大和尚更是殚精竭虑，勇猛精进，弘法利生，不遗余力，为玉佛寺的重建和隆盛、上海市佛教的整合和复兴，乃至中国佛教的恢复和发展都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真禅长老曾先后就读于上海佛学院、南京华严速成师范学院等江南著名的佛教院校。他也亲近应慈、震华、圆瑛、持松诸大德，尤其是从华严座主应慈大德学习近十六年之久，对华严义理心领神会，深有所得。真禅长老还对菩提达摩禅法和六祖慧能禅法具有独到的理解，并善于生动活泼地运用禅学思想，是名副其实的夹山禅法的传人。真禅长老对华严学和禅学的造诣很值得后人学习和继承，他留下的佛学思想财富应当弘扬光大。
在弘法利生的生涯中，真禅长老十分重视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强调各族佛教徒要增强团结；并重视活泼运用禅法，阐扬人间佛教的积极进取精神；提倡信智双具的僧伽教育理念，积极推动佛教文化的国际交流。真禅长老一生爱国爱教的业绩，令人敬佩，令人怀念。
总结真禅长老的一生，笔者以为重视学术、重视教育、重视文化是其最显著的特点和特长之一。他勤于笔耕，于华严、禅、般若和仪轨等诸学，均有佳作留世；他与诗赋歌咏、书法艺术也颇有所长；他重视佛教合格僧才的培养教育，对合格僧才提出了“两爱”、“三懂”的要求和标准，“两爱”即爱国爱教，强调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三懂”是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二懂法务活动，三懂寺庙管理。笔者还以为，重视佛教文化建设是真禅长老留给后人的最宝贵、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弘扬佛教文化是玉佛寺的优良传统。在玉佛寺12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十多任方丈弘扬佛教文化之风，代代相传，经久不衰。真禅长老圆寂后，由其弟子觉醒大和尚接棒。他年富力强，谦虚好学，奋发有为，勇于开拓。他强调发展佛教文化是当前弘法事业的重心，率领全寺僧职人员积极加强佛教文化的建设，全面地发展佛教文化事业，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建设都市佛教寺院和推进中国佛教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据笔者初步了解，玉佛寺的佛教文化建设和活动，约有四个方面：
（一）积极开展佛教学术研究
1983年，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在庆祝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庄严号召全国佛教徒“应当提倡一种思想，发扬三个传统”，其中要发扬的第二个传统就是“注重学术研究”。他说：“我国佛教历史上高僧辈出，大德如林。他们译经著述，创立宗派，传经授业，留下了浩瀚的佛教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的宝贵资料，大大地丰富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宝库。我们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努力开创佛教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新局面。”真禅长老及其后继者觉醒长老都身体力行，把学术研究与弘法利生结合起来，并在玉佛寺为佛教学术研究创造条件，建设平台，大力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
创办佛教刊物与出版佛教典籍是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途径。觉醒大和尚有鉴于太虚大师曾在玉佛寺创设觉群社，出版《觉群周刊》，有力地推进了弘扬佛教文化的历史事实，他特别强调要恢复这一优良传统。为此，决定成立《觉群》编辑部，负责编辑、出版、发行《觉群》季刊，组织出版《觉群·学术论文集》和“觉群丛书系列”，此一极富远见之举，可说是在全国佛教寺院中开风气之先。更值得称道的是，为了及时吸收国外的佛教学术研究成果，组织、翻译和出版佛教学术著作，玉佛寺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编译馆。这不仅有利于更广泛地进行佛教学术交流，也有利于丰富佛教文化的内涵和推动佛教文化的弘扬。
真禅长老和觉醒大和尚都以身作则，带头从事学术研究。真禅长老有十集《玉佛丈室集》问世，嘉惠士林，泽被后学。觉醒大和尚也于繁忙的弘法活动同时，勤学深思，笔耕不辍，撰写了约六十余篇文章，发表于海内外有关刊物上。在觉醒大和尚的带动下，玉佛寺不少青年法师也都重视佛学研究，并涌现出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二）举办弘扬佛教文化活动
如何面向大众弘扬佛教文化，如何向在家信众弘扬佛教文化，是寺院弘扬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玉佛寺的“觉群文化周”为弘扬佛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形式、新路子。所谓“觉群文化周”是每年用七天时间举办盛大讲经法会，由法师和居士分别讲演佛经义理，阐述佛教思想，同时开展禅修实践，增进禅修体悟。此外还有梵乐表演、放生活动等。内容丰富，气氛热烈，僧侣交流，雅俗共赏，同修共进，法喜充满。
（三）全力抓好佛教教育工作
佛教教育是提高佛门四众弟子佛教文化素养的基础，只有全力搞好佛教教育工作，才能有效地弘扬佛教文化。弘扬佛教文化离不开佛教教育，佛教教育是为了更好地弘扬佛教文化。
觉醒大和尚重视佛门弟子的教育工作，在他领导下，创建了“觉群学院”。学院的教学形式多种多样，有培训班、居士进修班、学习班和星期佛学讲座等。学院创办三年来，不仅培养出各类僧才，也提高了在家居士的佛学知识，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是办好佛学院的重要物质基础。早年玉佛寺设有弘一图书馆，后因故关闭。真禅长老生前曾拟恢复，惜事未成而圆寂。觉醒大和尚继承师父的遗愿，筹措资金，寻觅馆址，购置书刊，图书馆终于得以重建。并经与上海图书馆协商，成了一个佛教专业性质的上海图书馆分馆，从而更好地发挥了图书馆的社会效益。
与佛教教育相联系的是，玉佛寺还成立了禅修中心。参加禅修的一是住寺僧人，长年坚持不懈；一是在家居士，修持时间长短不一。寺内设有居士坐禅班、禅修中心。可以说，这是佛学理论与实际修持结合起来的佛教教育形式，有其强盛的生命力。
（四）充分发挥佛教文物的教化作用
佛教文物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生动体现，换句话说，佛教文物就是实物化、形象化的佛教文化。佛教文物在佛教文化中的强烈的直观效应与感化作用是其他一些佛教文化形态所难以取代的。觉醒大和尚对佛教文物视为珍宝，极为珍惜。在他的提议下，玉佛寺成立了佛教文物室，陈列宝座、卧玉佛等镇寺之宝。设弘一纪念堂，塑弘一大师石刻像，陈列弘一大师部分墨宝。还成立了真禅纪念堂，陈列真禅长老生前的有关法器、法物、照片、著作等，供人瞻仰。毫无疑问，这些佛教文化设施，必将日益发挥其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由上可见，玉佛寺弘扬佛教文化的布局、设置广博全面，又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扎实，形式生动多样；作用积极，效果良好。由此又可以说，玉佛寺提供的弘扬佛教文化的经验也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
近年来笔者经常思索中国佛教如何良性发展的问题，玉佛寺的“文化建寺，教育兴寺”的理念给我以启发，使我逐渐形成这样的构想：“文化佛教”可能是“人间佛教”建设和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佛教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佛教文化成为佛教的重要载体，成为佛教的重要表现形态。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佛教既是特定的信仰形态，又是独特的文化形态。由此可以说佛教既是宗教，也是文化。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故此也可以称之为“文化佛教”。重复地说，所谓“文化佛教”即是作为文化形态的佛教，就是文化层面意义上的佛教，也就是包含丰富文化内涵，其中不乏文化积极因素的佛教。
为什么要提出“文化佛教”的概念，并提出通过建设“文化佛教”来实践人间佛教推进中国佛教发展的构想呢？这是因为：“文化佛教”对于完善人间佛教的理论建设，提升人间佛教的品质、品格、品位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次，人类社会存在的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三大矛盾，这些矛盾在当代有的改变了形式，有的是更尖锐了。这些矛盾是产生人类痛苦的根源，也是人间佛教关怀现实人生的重要切入点。中国佛教应当发挥人间佛教的优势，为缓解这些矛盾，消除人类痛苦，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再次，21世纪是文化空前发展的世纪。在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愈来愈关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文化对于推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此，文化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愈来愈受到重视。文化不仅体现为自身的价值，也能转化为经济价值，经济发展的价值越来越体现在文化内涵上。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的价值也体现在文化上，而且也会转化为经济价值，有时甚至转化为政治价值。中国文化佛教的多重价值，必将在中国21世纪的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于文化佛教的内涵，我以为大约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内在与外在的信仰。佛教信仰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内在信仰系统，其基本信仰是因果报应学说，强调自作自受，个人行为决定个人的命运，提倡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求得好报、乐果。大乘佛教还进一步主张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为佛教信徒指明了方向。二是外在信仰，主要有三项：由独尊佛陀进而演化为对诸佛、菩萨、罗汉以及天王等神祇崇拜：对佛塔、佛骨、佛牙舍利等遗物的崇拜；对佛教祖庭、佛教名山直至佛教净土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因果报应说为佛教信徒去恶从善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再如佛塔、佛骨、佛牙舍利等佛教圣物被迎接到东南亚、东北亚国家和港、台地区供奉，对于增进我国与邻邦的人民友谊、增进大陆与港、台地区的同胞情谊，对维护地区的人心安定、社会和谐，乃至亚洲和平，也都产生了特殊的积极作用。
（二）伦理道德。佛教有着丰富的伦理道德学说资源，其中的去恶从善、慈悲平等、自利利他等伦理准则和不杀生、不盗窃、不妄语、不邪淫等道德规范，实可构成普世伦理的参照。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佛教的基本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也可以说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维护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保证。
（三）哲学理念。和道德素养一样，经验、知识和智慧对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佛教在认识上以揭示、把握和体悟人生的真实为主旨，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其中包含的合理成分，同样是人类生存智慧的结晶。在这方面，笔者以为佛教哲学的缘起、因果、平等、慈悲、中道、解脱等范畴，若能加以创造性的诠释和运用，必将有助于个人思想素质的提高、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
（四）文学艺术。在世界众多宗教、文化流派中，佛教文学艺术之丰富多彩可谓名列前茅，对于展现文化佛教的深厚内涵与独特魅力，有着特殊的意义。佛教具有文学色彩的典籍不胜枚举，有的故事性浓郁，有的构想雄伟瑰丽，且有美丽的诗篇以及通俗讲述佛教故事的变文等。佛教对中国文学创作，如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和民间文学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文学的角度说，若能对文学作品加以适当的整理、诠释、阐扬，无疑对提升人们的人文素质是由积极意义的。佛教艺术随着大乘佛教的普遍塑造佛像而大兴。中国佛教更是继承犍驮罗艺术与印度佛教艺术，结合中国传统艺术与中国人的性情精神，衍化为中国化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类别有建筑（包括塔、石窟、寺院、周垣、石柱、幢和曼荼罗等）、雕刻、绘画（中国佛教多作壁画、水墨画）、工艺（如陕西法门寺出土的法器与供具，堪称为代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工艺品），以及书法、音乐、舞蹈等。精湛的佛教艺术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而且还不断地转化为可观的经济价值。中国的旅游景区中，有三分之一景点与佛教寺院或者与佛教有关，佛教艺术对中国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五）民风习俗。佛教的教规与节日给民间带来的民风民俗，也是文化佛教的重要内容。例如，在饮食方面，汉传佛教的素食制度与饮茶风气，对人们的饮食结构和身体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再如，由佛教法会演化而来的元宵节、中元节等，对于调剂民间的生活节奏也是有益的。此外，佛教葬仪对宋元以来的火葬习俗的流行，也产生了推动作用。
（六）中国佛教蕴涵的文化内容博大精深，绚丽多彩。我们认为，创建人间佛教不能离开传统佛教，应在传统佛教的文化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若能够有效地挖掘、整理和弘扬佛教中积极、有益的文化内涵，尤其是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文化艺术等具体文化形态中的正面、合理的因素，必将有助于成就人间佛教的伟业，推动中国佛教的良性发展。
在当代，一个没有文化素质和品位的宗教，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素质、文化品位正是佛教的生命力所在，佛教的前途之所系。我深信玉佛寺在觉醒大和尚的带领下，继承真禅长老的遗风，全寺上下齐心协力，团结奋斗，踏实苦干，开拓进取，必将在“文化佛教”的建设上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我衷心祝愿玉佛寺为上海佛教、为中国佛教的良性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宗教》，2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