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10月三联书店出版了任继愈同志的《汉—唐中国佛教思想论集》（以下简称《论集》）。《论集》共收集了任继愈同志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我国佛教思想的七篇论文和五篇附录。全书的重点是对隋唐时期势力最大、影响最广、最具哲理性和最富代表性的四大宗派——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和法相宗的哲学思想都做了探讨和论述，批判其唯心主义的实质，揭露其反动的政治作用。附录中有僧肇的《物不迁论》和《不真空论》与范缜的《神灭论》的简介和今译，还附有《汉—唐佛教简明年表》。
《论集》并不是一册系统的、完整的中国佛教思想专史。它对佛教中的有些宗派和有些问题尚未论及。但是，它涉及我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反映出了我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线索的概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论集》收到了专史的部分效果。
研究我国佛教哲学思想，对于科学地探索和总结中国哲学史有一定的意义。佛教哲学思想是我国思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正确阐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及其规律，有必要彻底摸透和批判佛教哲学思想，同时，这对总结理论思维的教训，批判当代唯心主义思想也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佛教经典浩繁，有一套佛教的专门术语，论证烦琐，以艰涩的字句文饰其浅陋的歪理，给研究和批判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对佛教思想的研究几乎可说是一片荒芜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只有极少数的人在垦荒。有的资产阶级学者曾做过一些研究，在收集和整理资料方面留给我们一些成果，但从根本上说，没有进行过科学的分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系统地分析和批判我国的佛教哲学思想，乃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的迫切任务。任继愈同志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佛教哲学思想，并出版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论述我国佛教思想的《论集》，是值得重视的。
二
《论集》作者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再强调，包括宗教和哲学在内的上层建筑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并且也教导我们不要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而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不要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可以说，《论集》作者正是遵循这个原则去探索我国佛教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根源和基本线索的。
佛教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宗教，过去研究佛教史的人，大多数都不肯承认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认为佛教只能当做佛的“遗训”去研究，很少注意到必须把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区别开。《论集》作者指出，其间虽有联系，但是从宗教思想内容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印度佛教自东汉初传入我国后，是适应我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与当时时代思潮、统治阶级的思想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论集》沿着这条线索对我国汉—南北朝的佛教思想的发展做了如下的论述：汉代佛教是与中国道术方士思想相结合的，因为当时宗教占统治势力的是祠祀，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是黄老之学，所以佛教也被看做学道成神的道术，被改造为祠祀的一种，而印度佛教的小乘、大乘的理论并没有被接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与我国哲学唯心主义相结合。在魏晋时玄学唯心主义流行，这时佛教大乘空宗的“般若”学得到统治阶级的提倡，当时我国学者和僧众是以魏晋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去迎接“般若”学的。比如当时的佛教重要领袖道安、慧远等人，就是用王弼、何晏的“贵无”思想去解释“般若”的。当时我国的“般若”学实际上是玄学化的佛学。到南北朝时，门阀士族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门阀的界限趋于绝对化，社会上长期存在着极严重的不平等。这时佛教从维护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立场来解释这一不平等的现象，着重宣扬“涅槃佛性”说。这是讲人死后能不能成佛的问题，是讲佛教所祈求的“涅槃”精神世界是只有快乐、没有痛苦的极乐世界。佛教正是这样出售“平等”的廉价的佛国门票，来加强与巩固现实社会的不平等，为当时门阀士族的世袭特权做辩护。
《论集》既注意世俗地主阶级利用佛教为它服务，也注意佛教寺院经济力量形成对佛教发展的作用。南朝以来，寺院经济力量逐渐强大，以土地剥削为主要剥削形式。但是，这时的寺院经济力量还远远赶不上豪门士族的经济力量，因此对世俗地主阶级仍有极大的依赖性。到了隋唐时期，有了寺院经济，佛教内部就发生了庙产继承关系，也发生了像世俗地主封建宗法的传法的父子关系，这样，佛教宗派的封建宗法的特点和教义上的排他性就表现得特别强烈，从而形成了宗派。我国南北朝时佛教只有学派，到了南朝末期，陈隋之际，出现了佛教的宗派。由于有了独立的雄厚的寺院经济，佛教哲学有条件进行独立的发挥，佛教走上不再单靠翻译外来的佛典的独立发展的道路，开始出现中国和尚自己对佛典的注释和关于阐发佛教宗教学说的大量著作。
《论集》不仅注意经济基础对佛教的决定作用，也注意了在特定的条件下，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对佛教的重大影响。《论集》在探讨唐朝佛教特别发达的原因时，认为唐朝的统治者由于看到强大繁荣的隋朝是怎样被农民起义的铁拳粉碎的，所以特别重视农民问题，在政治上对农民做出一定的让步，而在思想上则力图解除农民的武装。唐太宗本人虽不信奉佛教，但却大力扶植与发展佛教，为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服务，这就大大促进了佛教的发达。
从《论集》上述分析中可见，佛教传入我国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由于各个时代的思潮不同，所以佛经中被采用和被宣扬的重点也不同。这说明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基础对于社会上层建筑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到了隋唐建立宗派，进入了完全独创的阶段，因而佛教也就能更直接更密切地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佛教这时也就特别发达鼎盛。《论集》提到以玄奘为创始人的法相唯识宗，虽曾风靡一时，但由于这一派的思想是从印度不加改装、生硬移植过来的，结果流行不过三四十年就枯萎了。这说明宗教尽管它是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才能立足和发展，否则，就必然站不住脚。这是用佛教史的反面的实例，证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
《论集》作者很重视追踪我国佛教哲学思想依次变化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东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都是我国佛教发展的不同阶段。《论集》通过七篇论文，概略地反映出不同阶段佛教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某些特点。对于年代不太长的南朝，《论集》也细致地分析了佛教滋长和蔓延的三个阶段：“般若”学时期、“涅槃”学时期和梁武帝的神不灭学说时期。《论集》也注意了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发展情况给佛教带来的特点。如北朝佛教就谨守佛教经典的教条，少议论，少发挥，多实行，注重禅定，而南朝佛教则好议论，好发挥，重讲说。《论集》在“略论”隋唐各宗佛教思想时，也是简要地介绍了该宗发展的历史与思想渊源，在剖析各宗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时，也都是按照该宗思想发展过程的先后来论述的。这样的历史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佛教哲学思想的继承、变化、发展和特点。
《论集》作者异常注意驳斥资产阶级学者的有关我国佛教思想的错误观点。作者驳斥了那种从人们的兴趣、意愿和性格去分析佛教兴盛和衰落的唯心史观，如认为佛教的发展是出于求法高僧对印度佛教有兴趣，有求法的诚意；又如说中国人喜欢概括，不喜欢烦琐等各种没有根据的解释。《论集》也批评了把佛教的学派说成宗派的错误。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几十年来跟着外国学者说中国有什么“成实宗”、“俱舍宗”等等，《论集》指出，这是和历史事实不符合的。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又有否认隋唐有佛教宗派的倾向，如把隋唐时期各宗派的传授仅仅说成是学术渊源的师承关系。《论集》指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各宗派之间的斗争，既有宗派派别的排他性，也有寺院财产的独占性。《论集》随时注意结合批驳资产阶级学者贩卖的毒素，从而增加了论文的战斗气息。
《论集》中收集了《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一文，作者对买办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吹捧禅宗为进步的宗教流派，是提倡“科学的宗教”，做了坚决的驳斥，指出禅宗的思想“客观上对于农民革命的行动起着瓦解的作用”，胡适所以到处宣扬他的禅学，是由于他的“自然主义”的宗教观和人生态度与禅宗的思想是相通的。论文指出了胡适的谬误，也批驳了禅宗的荒唐。
同时，《论集》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力图揭示出佛教各派思想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揭露其反动的政治作用。《论集》中的第二篇《南朝晋宋间佛教“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就是集中揭示佛教思想的反动的政治作用的。《论集》也坚持哲学的党派原则，对佛教唯心主义做了批判。在批判过程中，《论集》作者还对佛教思想中的某些辩证法因素，如华严宗较为注意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本质与现象等范畴及范畴之间的联系，也做了适当的估价，表现了《论集》作者对佛教的全面看法。
三
读了《论集》之后，也还感到有些意见和问题，想在此顺带提出。
在“略论”有的宗派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时，我觉得对本体论的思辨结构和方法论的诡辩术，尚可做更多的分析批判，有些基本观念可以做更多的说明和剖析。例如，《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作者在简述天台宗的简史和思想渊源之后，就按人物的次序（慧文→慧思→智慧→湛然）来论述思想。这有好处，易使人们了解天台宗思想发展的过程。但是读后对天台宗的佛教哲学思想究竟有几个方面，主要的核心思想是什么，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怎样以及基本错误何在等，缺乏一个全面的综合的明确的了解。对天台宗本体论的结构剖析得也不够充分。例如，“真如”与心的关系究竟怎样呢？在《论集》第60页上，作者指出天台宗的思想核心是要证明“真如”——精神实体的永恒性、绝对性，这里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但是作者引证的引文是“一切法真实如是，唯是一心，故名此一心以为真如。若心外有法者，即非真实，亦不如是”，这里“一心”就是“真如”。这“一心”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指每个人的心？如果这是指每个人的心，而“真如”就是心，岂不转到主观唯心主义上去了？看来这里涉及判断主、客观唯心主义的问题，似宜多做论述。这篇论文中对智的止观论，我感到介绍论述得也不够充分。又如《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我觉得对华严宗的“理事说”阐述得不够充分。“理事说”不仅是华严宗的创始人法藏的宗教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点和华严宗的宗教思想的核心，而且对以后的程朱“理学”有一定的影响，我以为应当多花一些笔墨。又如《论集》指出华严宗以“一真法界”作为世界的根源，接着揭露华严宗宣传唯心主义，抹杀唯物主义的一套诡辩手法：“六相圆融”、“四法界”、“十玄门”等，但是，通过揭露这些手法，归结到揭露“一真法界”的荒谬上来，似乎论述得也不够多。自然，论文都是“略论”，不可能详述，不过，我感到对有些重要命题还是适宜多做些阐述的。
《论集》在评论禅宗的作用时，在提法上前后略有些不一致。如在第125页上，作者认为禅宗“在一定条件下起过某些进步作用”，但在第136页上却说：“禅宗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宣传者有些出身于平民，很容易给人以印象，认为它多少还有些进步作用。”在第137页上作者明确地肯定禅宗思想“客观上对于农民革命的行动起着瓦解的作用”。由于没有讲明究竟在什么条件下“起过某些进步作用”，因而使人的印象不够明确。又如第110页上肯定了禅宗的兴起是“革新运动”，但在第136页上又说禅宗是“貌似革新的宗教流派”，这也是由于没有交代明白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革新运动”，又在什么意义上说它是“貌似革新的宗教流派”，所以，读起来就容易令人费解。
我自己对佛学懂得很浅，所提的上述意见和问题，很可能是错误的，提出来仅供《论集》作者参考，并希《论集》的作者和读者指正。
任继愈同志在后记中提出今后还要对佛教哲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批判，我们希望这方面的系统的专著早日问世。
[原载《哲学研究》，19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