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因扼据“丝绸之路”要冲，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孔道，起源于印度的大乘佛教就是经新疆、河西走廊地区传入内地的。无论是汉明帝夜梦金人，派蔡愔向西取经，还是西晋时的竺法护、十六国时的鸠摩罗什、昙无谶等高僧的活动，均来往于这条路线。最著名的如唐代的玄奘取经，西去东返，也都经过了这条路线。
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并不只限于印度僧人的东来、中国僧人的西行和把印度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等，还表现为佛教艺术的东传。佛教雕塑、绘画等艺术是佛教传播的极为重要的方式与手段，正因如此，佛教在向中国传播过程中在“丝绸之路”沿线，开凿了为数众多的石窟寺院。如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新疆地区石窟，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的河西走廊石窟，以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为代表的陇中、陇南石窟，以庆阳北石窟、泾川南石窟为代表的陇东石窟和以云冈、龙门为代表的内地石窟等。河西地区保存如此多的石窟，本身就证明了这一地区当时的佛教是非常兴盛的。这是研究河西佛教史的第一手资料。
还有，清末在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敦煌遗书，更是研究河西佛教史不可替代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中保存了在“正史”、《大藏经》、地方志，甚至古代笔记体小说中都无法看到的珍贵文献。例如，通过北朝以来的写经题记，我们就可看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情况，特别是下层民众的佛教信仰情况；通过大量的“疑伪经”的流行，我们还可以看到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和“世俗化”等问题；通过对古藏文等少数民族文献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吐蕃占领敦煌、统治河西之后采取的宗教政策和当地的佛教发展情况，甚至连禅宗传入西藏这些以前看来“天方夜谭”的事情，在这里都可以得到证明；曾被毁掉的《老子化胡经》在这里也被发现了。所以我们说，敦煌文献在研究河西佛教史，甚至中国佛教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元明清时期的河西地区，又是活动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与活动于青藏高原的藏族相互交流的桥梁，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谈”及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六盘山会见等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均发生在这里。
由此可见，河西佛教史在中国佛教史中的地位不但格外突出，而且研究资料也极为丰富。研究和了解河西佛教史，不仅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杜斗城同志多年来从事河西佛教史的研究和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工作，跑遍了陇原大地、河西走廊，掌握了很多甘肃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加之他又熟悉佛教文献，善于思考，故能在河西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得心应手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认识斗城同志是在18年前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中日佛教学术研讨会”上，以后在有关学术会议上多次见面，2003年还曾一起应邀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可以说，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斗城同志治学态度严谨，学术视野开阔，在佛教研究方面并不局限于河西佛教史。我曾向我的同道推荐过其撰写的《“六朝时期”的“江左”禅学》一文，此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中的“南义北禅”的传统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独到的见解。另外，其发表的《隋文帝分舍利建塔的意义及其有关问题》、《敦煌本〈历代法宝记〉与蜀地禅宗》及有关少林寺律学、五台山佛教、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等方面的论文，也往往能发前人之未发，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特别是2006年出版的《正史佛教资料类编》一书，将正史中有关佛教资料逐条检出分类并汇辑成册，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堪称是佛教文献整理中的力作！现在斗城同仁将要问世的《河西佛教史》一书又填补了中国区域佛教史中的一个空白，令我由衷赞叹。我十分高兴为此书的问世写几句话，聊以表达我心中的兴奋之情！
[原载杜斗城：《河西佛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