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中国流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所谓佛教的中国化是指，一方面佛教学者从大量经典中提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中国国情的教义理论、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一方面使之与中国固有文化相融合，并深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换言之，佛教的中国化，也就是佛教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融合，进而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佛教的过程，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特征。
从中国佛教的长期存在与发展来看，我个人认为有三条根本性的历史经验：一是与中国现实社会相适应，尤其是与现实政治相协调；二是与中国固有文化，主要是儒、道思想相磨合；三是善于创新，如慧远、僧肇、道生等人的著作和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学派，尤其是台、贤、禅、净等诸多宗派，都是中国佛教富于创造的典范。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佛教发展史表明，善于处理佛教与中国社会政治的关系、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的关系以及佛教自身的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三个条件，也可以说是三个动力。历史上凡是处理好上述三个关系的时期，中国佛教就能获得发展；反之，中国佛教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甚至停滞不前。
当然，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丰富的时代内容。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明清等各个时代佛教发展的具体差异，就体现着这一特征。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政治文化优势，伴随着鸦片战争而摆到了大清王朝的面前，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中华民族这一空前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国各界都在急谋对策，佛教界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佛教在宋代以后的三教融合过程中，由于宋明理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以及西学东渐的巨大影响，佛教边缘化的态势越来越明显，致使佛教的独立性越来越弱，到明清时，已近极度衰败的境地。但物极必反，佛教界的衰败，作为诱因之一，反而促使了佛教义理研究的兴起，这种趋势就是晚清居士佛学的异军突起。当然，晚清居士佛学崛起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重要的还是对中国社会政治巨变和文化发展基本方向的积极回应，并在这种积极回应中努力探求佛教的出路，也就是佛教在新形势下的创新。对于这一创新，晚清时期的杨文会、民国时期的欧阳渐和新中国时期的吕澂，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的居士佛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近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试图从佛教中汲取精神营养，用以沟通东西方文化，为重建中华民族的主体信仰寻找理论支点。清末民初的思想家们，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很少有不归心于佛学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思想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佛学成分。佛学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革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现代居士佛学发展的方方面面，也是佛教再一次中国化的积极尝试。因此，总结近代以来居士佛学发展的过程、内容、经验、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化学术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思想借鉴意义。”
研究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居士佛学，十分重要，又绝非易事。因为这种研究起码需要具备历史、哲学、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就中国学者来说，具备佛教知识就是一个很大困难；就中国佛教研究者来说，具备佛教唯识宗的知识尤其困难。唯识宗极为艰涩的名相分析和居士佛学涉及的众多人物，没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知识积累，没有长期的潜心研究，是难以完成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这一课题的。可嘉的是，刘成有同学不畏艰难，迎刃而上，毅然选择了这一难度颇大的项目进行研究，而且也交上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诸如他对中国近现代居士佛学兴起原因的分析，对于杨文会佛学思想的“系统性”及其近代转向之含义的揭示，对于欧阳渐佛学大师地位的探讨，对于吕澂所揭示的佛教思想本质以及中、印佛学发展规律的分析，多在发前人所未发。这种知难而上、勇于进取、唯真理是求的精神，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作者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研究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期待着他今后在佛教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步，他的博士论文将由巴蜀书社出版，欣喜之余，乐为之序。
[原载刘成有：《近现代居士佛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