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在水中才能行驶，这是水能载舟；水也能淹没船，造成致命的威胁，这是水能覆舟。后人用“载舟覆舟”来比喻民心所向是决定国家兴亡的主要力量。
两军相斗，争战厮杀，虽然决策权在将帅手中，但战争最后胜利，仍然靠全体官兵奋战。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全体兵的奋战，再高明的决策也难以实现，任何战争也无法取胜。
将帅应当与士卒同甘共苦、同安共危，才能激励士气，奋勇作战。我国古代不少名将，他们之所以能少胜多，战无不胜，是因他们“视卒如婴儿”，爱护备至，故其部下心甘情愿为之赴汤蹈火，与之同难共死。
企业家如同带兵的将帅，只有爱护员工，“视卒如婴”，才能受到员工的信任和爱戴，才能调动起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这方面，日本的企业家表现最为出色。他们多把企业看成一个大家庭，把工人看作大家庭中的成员，不少企业的经理能叫出全厂职工的名字。为员工召开生日酒会，董事长亲赠礼品，谁家有事，总经理上门慰问，对员工关怀备至。对员工的关心和爱护大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许多工人都在企业服务终生，与企业同命运，共荣辱，把企业视为个人事业与希望所在。
【引子】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荀子《王制》
荀子认为，国君是舟，人民是水。水可以载舟，水也可以覆舟。
“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魏征劝告唐太宗李世民说，载舟覆舟的道理，请慎重考虑。
【原理】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反应出得人心的重要。
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能掌握人心，才能拥有得力的部下，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不管是仁者，霸者还是狂者，只有掌握天下的人心，才能真正做到一统天下。看看历史几千年，失天下者必先失民心，得天下者也必先得民心，万古不过如此。
如何对待自己的部下，关系到战争的胜利或失败。能得部下之心，则可使其心眼而竭智效力，胜利可在望；失去部下之心，则离心离德以至四分五裂，必将失败。可见，得将士之心是何等重要，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
同样，企业经营的成败，决定因素是人，这里所指的人，不仅是一个个的个体的人，而是人的集合体，或叫人的群体。如果一个企业内部群体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智慧和功能就会增强，群众成员的活动效率即会产生“群体效应”。
要得人心，你就必须有容人之量，识人之能，待人之道和用人之明。你要得人心，就要学会宽容别人的小缺点，而不会因此舍弃他的大能力，此谓之容人之量；你要得人心，就要具有认识别人真正能力的本事，不要被一些细枝末节所迷惑，这是识人之能；你要得人心，就要给予每个人应有的待遇，所谓礼贤下士并不只能在用人之际，而要持之以恒，乃是待人之道；对于每个人，你要按各自的能力安排合适的工作，这样才能人尽其用，不会有人怀才不遇，这是用人之道。
【故事】
载舟覆舟——吴起善抚士卒每战多取胜
《史记·吴起传》记载：吴起，卫（今山东）人，善用兵，齐国攻鲁国，鲁君用为将，大破齐国。齐人向鲁君进谗，鲁君不用吴起。吴起往投魏国，魏文侯以为将攻秦，占其五城。文侯任他为西河守，以抗拒秦、韩。文侯死，其子武侯继位，吴起仍被任用，后公叔为相，他是魏国女婿，其人擅权而猜忌，因嫉妒吴起的才能和武功，便想方设法排挤吴起，在魏武侯面前说吴起的坏话，武侯便将吴起撤职。吴起便投奔楚国，楚悼王素知吴起贤，他一到楚就被任为相。在楚国，吴起进行一系列变法革新，以富国强兵，于是南平百越（南方各族），北灭陈（今河南东南）、蔡（今安徽西北），击退魏、赵、韩三国的进犯，打败秦国，使楚国威振天下。
楚的贵族十分嫉妒吴起。悼王一死，宗室大臣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跑进悼王的灵堂伏在其尸体上，击起之徒射杀吴起，并箭中王尸，后杀害吴起的人也被以兵加王尸之罪而被处死。
吴起是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军事家，他智谋超人，善于带兵作战。他在魏国时间最长，一共有二十七年，是他一生武功最辉煌时期。吴起先后与各诸侯国大战七十六次，其中全胜的有五十四次，其余十二次则胜负未分，这就是说他没有打过一次败仗。他为魏国向四面扩张领土达千里。他不仅在实战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战经验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曾有《吴子兵法》一书，共有四十八篇，但大部分已遗失，现只存六篇，即《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从这仅存的六篇看，吴起论兵法并不是就军论军，而是将治军、作战和治国、亲民、用贤等综合论述。从其语言看，可能不是吴起自己写，是后人记录他与魏文王和武王论兵汇集成的。
吴起深谙水道载舟覆舟的智谋，很强调使士卒为用敢战是取胜之关键。他在《治兵》篇回答魏武侯“兵何以为胜？”的问题时，说：“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名曰父子之兵。”这是说，统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患难，使军队团结一致而不离散，能连续作战而不疲惫，无论用它指向哪里，准也不能阻挡。这叫做父子兵。”又吴起在《励士》篇里回答魏武侯“严刑明赏，足以胜乎？”的问题时，说：“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这是说：赏罚严明的事，我不能详说，虽然这很重要，但不能全靠它。发号施令人们乐于听从，出兵打仗人们乐于参战，冲锋陷阵人们乐于效死。这三点才是君主应该依靠的。”
吴起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而他所说的正是其作战实践的总结。吴起之所以每战多胜使诸侯震惊，正因他能使人们“乐于听从”、“乐于参战”、“乐于效死”。而他能使人如此，是因他能与士卒共安危，组成一支不可抵挡的“父子兵”。司马迁在他写的《吴起传》里描绘了吴起与士卒“共安危”的情况，给我们具体揭开了吴起每战多胜这个谜：吴起在魏国为将时。同最低级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睡觉不另设床铺，行军不乘坐车马，他还跟士兵一样亲自背负粮食。这就是说衣食住行都没有一点特殊，跟士兵
同劳苦。有一个士兵身上长了毒疮，吴起用嘴给他吸吮疮脓。这位士兵的母亲听了不禁痛哭起来，人们很不理解，说：“你的儿子是个小兵，而将军为他吸吮疮脓，这是对你儿子的重视和关怀，为何要哭？”她说：“并不如你们所说，去年孩子的父亲吴公长了毒疮，吴将军为他吸吮疮脓，其父疮治好后拼死参加战斗，不久就在战场上牺牲了。现在吴将军又吸吮孩子的疮脓，我不知他哪一天又要拼死在战场上，所以我才哭啊！”
这位母亲从其直觉中，已认识到吴起如此爱护他的孩子，必将使他像其父一样，深感吴起的恩爱，必激发他的战斗意志和牺牲精神，终将效死沙场。
司马迁写的《吴起传》，是将之与孙武、孙膑合写一起的，可见他对吴起用兵评价之高，而后世人们谈古代兵法时，都首推“孙吴”。
现代商战中，水道载舟覆舟的道理同样适用。
有“蓝色巨人”之称的美国IBM公司是由三家小公司发展而成的一家跨国大公司。它的成功之道包含在三项简洁明了的信念之中：尊重每个员工；为客户提供最佳服务；做事力求尽善尽美。而尊重每个员工是IBM公司认为最重要的，这正是水道载舟覆舟的精髓所在。
载舟覆舟——杨业士卒乐死被誊杨无敌
杨业是北宋名将，他先在北汉为将，后归宋，时间长达30多年。在这期间，辽国常派兵南侵，百姓受害甚大，他英勇机智地进行反击，对保卫边境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杨业抗辽事迹见《宋史·杨业传》。杨业，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他年轻时喜打不平，善骑射，好打猎。他还未到二十岁就任北汉的保卫指挥使。在抗击契丹统治的辽国的侵扰中，以骁勇出名，每战必胜，屡立战功，国人号为“无敌”。曾升任代州（今山西代县）的建雄节度使。宋太宗攻北汉，北汉屡被打败，形势危急，势孤难敌，杨业劝北汉主刘继元投降，以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继元既降，太宗素闻杨业骁勇善战，便派使见杨业，因得一猛将，太宗大喜。封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太宗灭北汉后班师回朝，任杨业为郑州刺史。太宗因杨业长期抗击契丹军熟悉敌情和边事，便调任代州刺史，兼任并州路的禁军和代州地方军的最高指挥官，在雁门关前线防御辽国。
公元980年，契丹军大举入侵雁门关，杨业领数千骑自西陉（雁门关峡谷西支）而出，由小路绕到雁门关峡谷北口，从敌军背后猛攻，契丹军大败。杨业以功调升云州观察使，仍任郑州、代州刺史。从此，契丹军望见杨业军的旌旗，不敢侵扰，自动避退。
公元986年，宋太宗兵分东、中、西三路大军攻辽，开始进展顺利，尤以由潘美和杨业率领的西路军战果最辉煌，后因东路的主力军战斗被打败，太宗慌忙令诸路班师。并令西路军保护曾经夺回的云、应、寰、朔四川的人民迁于内地。这时契丹大军引大军攻击已回师代州的西路军，而东、中路军已撤回，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杨业提出“示形于东，而务于西”的策略，说：“我领兵出大石路，先派人密告云、朔两州守将，俟大军离开代州时，使云州之众先出。我进军应州，契丹军必来拒，即令朔州人民出城，直入石碣谷。我预伏强弩手千人于谷口，派骑兵在中路支援，这样三州的军民就可以安全撤退了。”监军王先反对说：“我们有数万精兵，为何怯懦如此。应直趋雁门，迎击敌军。”另一监军刘文裕赞成王先意见。杨业说，“不可，这样必大败。”王先嘲笑而威胁杨业说：“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避而不战，是否有异志？”杨业说：“业非避死，是因战机不利，徒使士卒被杀伤而不能立功。现在你们责我怕死，我可为你们打头阵。”临行前，杨业流泪对潘美说：“我原是太原降将，罪当死。上不杀，委为边帅，授以兵权。我非纵敌不击；是在伺机出战，以立功报国。今大家责我避敌，我当战死于敌前。”他指着陈家谷口（今朔县西南陈家沟）说：“诸位于此两侧埋下步兵和强弩手，待我转战到这里就夹击敌军相救，否则将全军覆灭。”
潘美与王先领麾下兵列阵于谷口。他们等了一个上午，不见杨业回来，王先以为契丹军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出谷口。潘美不能制止，便领军沿着灰河西南行二十里，听说杨业兵败，不敢救授，就慌忙带军逃走。杨业出兵与契丹军战斗，全军竭力死搏，因众寡悬殊，杨业突围到谷口时，不见守军，拍胸大哭，率帐下士卒再战，士卒殆尽，他身被数十创，还杀死敌兵数十人，马也受重伤，为契丹军所擒。敌帅劝降，杨业坚决拒绝。杨业悲愤地说：“上遇我厚，原想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使王师败绩，我有何面目再活下去！”不食，三日而死。
杨业孤军出战至死，都是因王先等所迫所误，非其战之罪。他与契丹军死战后，回到谷口时，麾下尚有百余人，杨业对他们说：“你们各有父母妻子，现败局已定，跟我一起死没有益处，可回去报给皇帝。”将士听了都为之感泣，没有一个肯走。淄州刺吏王贵杀敌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众亦战死，无一人生还。为何杨业能使将士与之共死？这是因杨业深得将士之心。杨业虽不知书，但为人忠烈武勇，有智谋。练习攻战，能与士卒同甘苦，代北冬天严寒，人多穿皮衣，杨业却只穿棉衣。他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用，为他效死，彼此之间有如父子兵。这就是杨业之所以与契丹战多胜，被号为“无敌”的主要原因。
杨业一生北抗契丹以保护人民，又为保国而战死，而其死又是由“奸臣所迫”，故其死时人们无不为他伤感而哭，其英烈事迹也为后为所称颂。其子延昭及杨文广都忠勇善战，有功于国；妻折太君也善骑射，尝助夫立功；他的侍女、仆从也武艺过人。折太君就是民间传说的“杨门女将”的主帅佘太君。杨业父子战死后，杨家将的故事就开始流传开来，北宋已有关于杨家将的杂剧，说书人也讲杨家将的故事，话本有《杨令公》、《五郎为僧》等。元时元曲有关其故事的更多，关汉卿著有《孟良盗骨》剧本。明代，有长篇小说《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这些戏曲、小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为将之人，如果明了水道解载舟覆舟的道理，能做到得人心，自然能对军队号令自如，部下人人乐于效命，何愁不能取胜呢！
载舟覆舟——岳飞公心待士得将士效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