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仁”的意义和价值
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他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这就成为了孔子“仁”的思想得到认同的现实基础。冯友兰曾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贡献，即在一开始试将原有的制度，加以理论化，与以理论的根据。”这话非常正确。而孔子所给与原有制度的“理论的根据”不是别的，正是仁。全新意义上的仁，完全是孔子动心忍性、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来的，是孔子述中所作。
孔子之后，在历代儒家不断地浇灌和护理之下，这棵新芽历经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终于又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发现仁，并且把礼乐文化植根于仁的基础上，这是孔子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借助于仁，中国传统文化顺利地实现了由上古向中古的转折；借助于仁，孔子之前数千年和孔子之后数千年的文化血脉得以沟通连接，而没有中绝断裂。
（二）“仁”的经典著作简介
1.《论语》
（1）《论语》概述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与《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通行本《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
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
（2）《论语》的内容
①关于如何做人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②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其五，君子不党。孔子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应该做到“周而不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同时还要“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和谐的共生关系；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③关于学习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第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第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第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④关于教育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⑤关于务政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第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第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⑥关于治国与安邦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第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第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第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论语》值得所有人去学。
2.《孟子》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孙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离娄》上、下；（五）《万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尽心》上、下。
《孟子》一书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政思想。为行仁政，他首先提出了人性本善的主张。《孟子·滕文公上》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话既包括了他的哲学思想，又包括了他的政治思想。孟子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他讲人性本善，是为他的仁政理论提供哲学上的依据。这是对孔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
孟子讲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说起的。《公孙丑上》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就是说，这种“不忍人之心”，每个人都有。既然人人都有，也就人人都可行“不忍人之政”。如此推论下去，自然可以得出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的结论。《告子下》就说：“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既然“人皆可以为尧舜”，则当时的诸侯自然都可以成为“圣君”，都可以推行“仁政”了。
孟子“言必称尧舜”者，是以尧舜时代的仁政为标准的。但尧舜时代的仁政究竟是什么样子，孟子未必清楚，他只是虚构自己的一套仁政理想，而且说得相当具体。例如《梁惠王上》讲到“发政施仁”的时候，他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孟子所谓仁政理想的一个轮廓。
这一套理想虽多属虚构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当时的现实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孟子才构想出一套“不忍人”的仁政来。
孟子希望当时的统治者具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忧民之忧”，“与民同乐”。这是春秋以来重民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这样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承袭下来的。不过，到了孟子，更为强烈。《尽心下》甚至有这样的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认为民贵君轻，社稷也可变置。这是新的观念，反映了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新的变革，这比《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史墨所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又进一步。说“民为贵”，“君为轻”，这是前人所不曾说，后人也不敢说的。和同代各家相比，法家主张君权至上，纵横家宣传贵士，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在当时独树一帜。
《孟子》很有自己的特点。
（1）善于论辩
《孟子》并非全由孟子自著，而善于论辩，全书皆然。当时公都子曾问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回答说：“我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见《滕文公下》）“不得已”而“好辩”，也就形成了文章的特点。《告子上》之辩人性，《滕文公上》之驳许行，都可为例。其驳许行有云：“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
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像这样的一问一答，形式上仍是对话体，和《论语》的某些篇章有些相似；但这样的对话，又和《论语》有所不同。《论语》的对话，多是侃侃而谈，这里则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这是《孟子》文风的一个新的特点。
（2）极有气势
这也和时代有关。战国之时，“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周末风俗》），一般游士，都肆无忌惮，说话比较随便。虽在王公大人面前，也敢于掌而谈。写成文章，多有气势磅礴的特点。孟子虽非一般的游士，而周游列国，也不免要游说的。他在《尽心下》里就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藐视王公大人，无所畏惧，也与孟子的个人修养有关。在《滕文公下》里，孟子谈到“大丈夫”的人品时，还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有了这样的修养，也就无所畏惧。在《公孙丑上》里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什么是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由此看来，《孟子》文章之有气势，同个人修养颇有关系。能够无所畏惧，才敢放言无忌。形成文章，才沛然而不可御。当时的游士之辞，虽然都能放言无惮，而《孟子》之文，则又自有个人修养的特点。
（3）富于形象
战国文章具有富于形象的特征。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曾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但《孟子》之“深于取象”，又与各家之文不尽相同，其取譬设喻，多讲世俗故事。《离娄下》之讲“齐人有一妻一妾”，即是显例。这样的故事，也许得之民间，也许出于虚构，而孟子用来说明事理，不仅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而且富有生活气息。这样的文章，既有时代特征，又有个性特点。
3.《仁学》
《仁学》为谭嗣同所著。共二卷，五万多字。撰写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至1897年之间。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将其中一部分发表于1899年的《清议报》上，后来正式刊印成书。
谭嗣同杂糅儒、释、道、墨各家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形成了独特的哲学体系。
他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的原质所构成，其本体是“仁”，世界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称他的哲学为“仁学”。
“仁”是万物之源，它“以通为第一义”。而“以太”则是沟通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桥梁。“以太”构成万物的本质，充满宇宙之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切现象，都是从“以太”派生出来，并成为“以太”的一部分。认为“以太”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宇宙间各种事物，只有“变易”，没有“存亡”；只有“聚散”，没有“生灭”。肯定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不是静止的、停顿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顽固思想。从变易中论证其改革社会制度的政治理想。
他认为封建“名教”是维护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从而猛烈抨击三纲五常“钳制天下”，杀人“灵魂“，惨祸烈毒达于极点，号召人们冲决君主、伦常、利禄、俗学、天命、佛法等封建网罗。
指斥二千年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一切罪恶的渊薮。宣传“君末民本”的民权说，认为“君”不过是“民”根据需要所共举，“君”如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否定了“君权神授”。
书中表同情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痛恨曾国藩及湘军的暴行。但《仁学》杂糅科学与宗教、唯物与唯心，因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表现出自相矛盾的情况。
（三）培养仁爱和谐的宽广情怀
我们应该从仁爱宽容、平等人道、和谐合作三个方面把握和发展“仁”的思想，培养仁爱和谐的宽广情怀。
1.仁爱宽容
仁爱之花在心胸，心灵之花是感动，善良之心是仁爱，仁爱之心是宽容。
善良者常常被人误解是无知，讥笑是蠢人。善良者不求名利，不计报酬，对人宽厚，大度热情，关心社会，乐于助人。因此善良者只是社会上的好人，留下好的名声而已。
殊不知行善者也有一定的曲折。有这样一则故事：
王好人是大货司机，一天在行驶的路上，突然发现前方一个人遭遇车祸，他连忙停下车，伤者处于昏迷状态，流血不止，生命危险，如果不抓紧送医院，伤者就会断送性命。王好人仔细一看，发现伤者是大腿骨折，皮肤挫伤，头部挫伤。此时肇事者早已逃之夭夭，在路人的帮助下，连忙把伤员抬到车上，急急送往医院。
到医院后，医生以为王好人是陪护家人，所以让他签字交款等。王好人看看伤者昏迷不醒的样子，只得跑前忙后，为伤员垫付现金，直到伤者清醒后他才准备离去。此时伤者家中无人陪伴，医生也不放他走。
后来伤者家人来了，以为王好人是肇事司机，大吵大闹，揪住他不放。王好人暗暗叫苦，谁知越解释越不清，越说越糊涂，连伤者也不认识肇事司机，默认王好人就是肇事者。无奈之下，王好人只好去报案，经过法医鉴定，伤者的伤势是小轿车撞的，并不是大货车所为，大货车没有血迹，与伤者的挫伤处完全不着边际，王好人这才洗清冤屈，得以脱离医院，走向行车大道。
行善者如此遭遇，谁还敢行善，谁还敢去做好事？事后有人问王好人：“做好事行善良那么难，你图个啥？”王好人说：“做人行善图个心情，救人如救命，做好事心情好，做坏事心不正，好人有好报，尽管有人冤枉我，但我的心里是很平衡，很干净。”
当今社会，遇到危险绕道走，谁敢上前去救人。王好人大义施救，是真正的英雄，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可谓是好人。他心中存善，蕴藏着与世无争，不求名利的善良之举，是值得我们称道。
王好人貌似嬴弱，却拥有着海纳百川的度量，救人时豪不犹豫，冤屈时心明如水，这样的好人就是仁爱之花的结果，是大善人，是值得赞赏的人。
人间悲欢离合，生活曲曲折折，相当不易。人心向善是人的本能，行善做好事，是好人的品行，也是善良待人光明磊落的一生。有善举，有善行，有善心，有感动，有善言，有包容，人类才会更加和谐文明。
文明所结的花果是仁爱、良善所做的行为是心净，心存善良是可爱，常做善事美心灵。
生命之花鲜艳艳，仁爱之花好感动，心灵之花最优美，善良之花最宽容。仁爱善良相为伴，未来社会更文明。
2.平等人道
现代仁德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平等人道。这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平等待人的平等精神；以民为本的人道精神；博爱天下的博爱精神。
（1）平等待人，恭敬从事
恭敬别人，就是庄严自己。
佛陀怜悯一切众生，以清净心、平等心对待一切众生，即是大慈悲心。故真慈平等即是佛心“真性”，真心现前，就入十方诸佛法界。
修行的人要有平等心、慈悲心、恭敬心，恭敬修善法。与一切境界绝无分别执著，这是心真得到清净平等了，自他分别执著都没有了。所以行愿完全相同，就成佛了。
心是清净的、平等的、没有成见的，才是真正公平。此为凡圣不相同之处。《普贤菩萨行愿品》上说：“若于众生尊重承事，则为尊重承事如来。”佛教提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敬关系是“相视当如视佛”，“善修和敬，互相尊重”。
虚云法师说：“在交往中应自尊而不骄傲，尊重别人而不谄媚；批评别人以精诚相待、忠言诱导；受人批评应虚心诚恳，即使对方有所偏颇，也不耿耿于怀。”常言说得好：“若要人尊重你，你先尊重人。”即使是你的敌人也要尊重，因为尊重能唤醒一切恶意。
悟达禅师做云水僧时，有一天途经京师，看到一位西域异僧身患恶疾，无人理睬，于是就为他擦洗敷药，细心地照顾他。病僧痊愈后对悟达禅师说：“将来如果有什么灾难，你可以到西蜀彭州九陇山间两棵松树下面找我！”
多年后，悟达禅师的法缘日盛，唐懿宗非常景仰其德风，特封悟达禅师为国师，并钦赐檀香法座。这时，悟达禅师自觉尊荣，也渐渐起了傲慢之心。一日，悟达禅师膝上忽然长了个人面疮，眉目口齿皆与常人无异。
悟达禅师遍揽群医，都无法医治，束手无策之时，忽然想起昔日西域异僧的话，于是就依约来到九陇山，找到西域异僧并道明来意。西域异僧胸有成竹地指着松旁的溪水说：“不用担心，用这清泉可以除去你的病苦。”
悟达禅师正要掬水洗涤疮口，人面疮竟然开口说道：“慢着！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膝上会长这个疮吗西汉史书上袁盎杀晁错的事情你知道吧你就是袁盎转世，而我就是当年被你屈斩的晁错。十世以来，轮回流转，我一直在找机会报仇，可是你却十世为僧，清净戒行，一直苦无机会下手。直到最近你集朝野礼敬于一身，起了傲慢之心，有失道行，我才能附在你身上。今日蒙迦诺迦尊者慈悲，以三昧法水洗我累世罪业，今后不再与你冤冤相报。”
悟达禅师听后，不觉汗如雨下，连忙俯身捧起清水洗涤，突然一阵剧痛，昏了过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膝上的人面疮已经消失不见，眼前也没有什么西域异僧。
这个故事告诫人们：轻慢他人，骄纵自我，这是人性中深藏难除的劣性，一旦产生这样的心境，那就会产生伤人不利己的心态。如此一来，难得有朋友在你身边，而你伤害了的人却会伺机而动。
《毗尼母经》上说：“卑己敬人。”古语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圣人的伟大，在于他的平等心。与人交往，只有相互平等，才会有真正的彼此尊重。尊敬别人能换来别人的尊敬，互相尊敬能互相受益，主动示善最为珍贵。
我国著名的戏曲大师梅兰芳先生曾向齐白石学画，作为弟子，经常为齐白石磨墨铺纸，而他的画艺也受到齐白石的赏识。后来，梅兰芳入行戏曲，演技高超，名声如日中天，与此同时，曾为其师的齐白石却生活俭朴，衣着平常，经常不被人理睬。但是，梅兰芳并不以自己是戏曲界的名角而轻视齐白石，在公共场合，梅兰芳总是恭敬地同他交谈，常常使得在场的宾客惊讶不已。为此，齐白石特地画了幅《雪中送炭图》赠予梅兰芳，并题诗：“记得前朝享太平，布衣尊贵动公卿。如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说姓名。”
梅兰芳与齐白石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一直维持到终生，为后人所景仰。这里既没有市侩的势利眼，也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堪称平等待人、平等相处的典范，也只有交往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成功的交往，由此换得真诚的友谊。
佛说：众生平等。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人与人之间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我们担任什么职务，从事何种工作，取得何种成就，都是社会的分工，都不应该以此去傲视别人。谁不是沧海一粟呢能够正视自己的这种渺小的人，会虚怀若谷，谦虚谨慎，从而才有更严格的要求与更高的追求，人生才能达到新的高度。
（2）以民为本
以民为本体现的是仁德思想中的人道精神。它主要是针对治国者所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
古代范仲淹身居陋室而心忧天下，在大名的陋室之中，蕴含并诠释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执政为民、以民为本等思想。在现代语境下，要求领导干部一事当前，必须首先考虑民众，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群众没有摆脱贫困，领导却躲进富丽堂皇的场所办公享受，那就是失职，那种上任伊始，便大兴土木，挥霍浪费，改造“行宫”，大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不顾百姓冷暖疾苦的领导，注定难以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
礼赞“大名陋室”，并不是鼓励人们回到茹毛饮血时代，也不是要大家向陋室看齐。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我们的办公场所和条件也要与时俱进，渐趋现代化。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长期在陋室中办公，说明当地经济落后，也就并不值得称道。
以民为本的思想，虽然与今天我们所说的民主思想还有的一定的区别，但它所蕴涵的重视民意民生和人民作用的思想，以及它所体现的人文关怀，对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友爱、互相扶持、互相体谅的平等互助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3）博爱天下
博爱，是对全人类的广泛的爱！
博爱是一种特殊的爱，因为爱的对象是全人类，所以程度上绝对不会是象“爱情”的“爱”一样
博爱是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颗热忱的心”但是，博爱的“爱”是有程度限制的，因为这种爱因为范围的广泛，所以只能是一种“泛泛的爱”最简单的对博爱的定义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热忱的心，去帮助所有需要关心的人”。
博爱，既是无私的，又是广大的。既能把这种爱给予亲人，给予朋友，也能把这爱给予不认识的人。甚至是在平时反目的敌人遇难的时候也能伸出援助之手！
爱是能让人心胸广大的，既然心中有了爱，再暴躁的人也会在爱的感召下变得柔情似水。百炼精钢都能化为绕指柔，可见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然，这种爱并不是滥施滥爱。博爱乃为仁者之爱！
有人说博爱是舶来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东西。其实在中国战国时代墨家就有“兼爱”的论述；唐代的韩愈有“博爱之谓仁”的说法。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概念一定要既有继承学习又有发展创新，使其赋予时代精神。博爱是以爱人为基础，包括爱集体、爱祖国、爱人民、爱生命、爱人类的生存环境、爱大自然、爱人类的劳动创造、爱文明进步、爱一切真善美的事物。
从人类的发展来看，提出和明确博爱的思想，是人类成熟的表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博爱是人与人交流，共存的保障，是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心议题。因此，它应是公理，是共同的信念，不只是解决“何以为生”，而是解决“为何而生”的人生观世界观的问题。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宪法》对公民的要求，是公德，是每个公民都应自觉做到的。而博爱是其原动力，它可以让每个人对遵守公德有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因为博爱是人生活的哲学、崇高的信念，是人的思想、言论、工作、活动的指南，可以把“五爱”由有意识的行为变成无意识的习惯。如果“慎独”是对人自律自省的重要标志，那么博爱是在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克制自己的自由，这是一种持久的真情、理性和道德的力量。
博爱要求每个人都能明确自己的责任，主动自觉地投入这场非常的斗争———“非典”时期完全显示了博爱的深刻内涵和无比的力量。
爱是一种尊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郑重提出：“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教育教学中，师生要互相尊重，首先要求教师和教育管理人员要尊重受教育者。尊重可以引发人的自尊、自重和自省。这是教育的起点和落脚点，既是自动性和自觉性的源头，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让受教育者能自觉、自修、自治。进而形成大学习观：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多维学习、协同学习、创新学习。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经万般事”的学习理念。
博爱是一种宽容，不少人都把“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作为座右铭，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圣贤也应“一分为二”。
人们常常利用科学地评价发挥对学生的激励作用，这就需要在关爱的前提下对评估对象有全面细致的了解。能发现他们的品德、智慧上面的闪耀点，看到其积极的态度，挖掘其潜力，给予表扬和鼓励，找准时间、场合，让评估起到正效应，并可以长期起作用。出于对学生爱心和责任心，要少用横比，多用纵比，激励要常用，但同时要慎用。
博爱是实际行动，是教育者的模范行为，通过教师的眼神、表情、语言、声调、动作来体现，课上、课下、校内、校外概莫能外，这些发自内心的虔诚尊重和珍爱，不是表演，不是敷衍，是真情的自然流露。靠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坚守的博爱氛围，造就有博爱精神的新一代。
博爱是耐力和毅力，儿童少年成长是个过程，是量的积累也可能出现反复，因此要持之以恒，坚韧不拔。
博爱是奉献，要战胜自私，小集团主义，也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把道德范围向自然界扩展，不向环境透支，不向后代举债，立足现在，面向未来，这是教育的内容，也是教育的目标。
总之，博爱是一种崇高的爱。
3.和谐合作
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时代精神是一个社会在最新的创造性实践中激发出来，反映社会进步发展方向、引领时代进步潮流、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是一个社会最新的精神气质、精神风貌和社会时尚的综合体现。和谐文化作为全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范式，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是与一种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相承接、与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及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契合、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目标相适应的先进文化。
（1）和谐文化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正确认识时代的性质，把握时代的要求，是我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着眼点和立足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抓住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矛盾、最根本的变化、最主要的特征，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邓小平同志这一论断，完全符合列宁关于时代的学说，揭示了时代特征已从以战争和革命为主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
和谐文化以和谐为基本价值取向，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以和平的、公正的、公平的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完全符合维护和平、加快发展这一当今的时代要求。
当前，国际形势总体上继续趋向于和平与发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世界上局部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少数国家或地区仍处在动荡和不安宁的状态中，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2）和谐文化切合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大势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世界经济中
逐渐形成的两大潮流，这两大潮流深深地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谐文化倡导“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追求“大同世界”，把世界看成一个统一、有序、均衡的整体，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趋势，要求各种生产要素超越地域和国家界限，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形成互相依存、联系紧密的经济统一体。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进步，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有利于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它为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条件，打开了广阔的前景，为全国各地区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们面临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优势的压力，增大了经济运行的风险，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也受到挑战。由于发达国家的主导，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各地区在全球发展中的地位和水平进一步出现差异，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全球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利用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通过原料探索、资本输出、技术垄断、贸易保护、债务盘剥、转嫁危机等手段，对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剥削和掠夺。而发展中国家总体处境不利，一些穷国、小国、弱国，特别是非洲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发展中国家继续贫穷落后，势必影响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3）和谐文化顺应了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文明多样化的时代潮流
和谐文化倡导“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具有多元统一、协调有序、共容共享和包容共生等特征。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尊重各国人民的愿望和选择，维护各国的利益和主权，建立多极均衡、多元有序的和谐世界。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社会繁荣进步是有益的。它使世界各大力量彼此之间逐渐形成制约和平衡关系，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实现各国人民对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界的美好追求，还有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空间，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客观事实，昭示了多样性文明之间的斗争性、互补性、兼容性和交融性。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世界各国利益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市场经济的广泛认同，在自由、平等、人权、人道主义、法治、女性权利、国家利益、生态价值、政治民主化、国际文明新秩序等问题上的共识，对全球化而引发的全球问题，及那些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而且只有依靠全人类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人口爆炸问题、生殖健康问题、贫困扩大问题、资源匮乏问题、军备竞赛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跨国毒品走私问题、艾滋病泛滥问题等，都引起全球普遍关注，迫切需要在多样化文明之间开展广泛的交流、对话、协调和变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更加新颖的人文视野和合作形态。任何单边主义的行为，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证明，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解决，全球性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合作应对。
总之，建设和谐文化，对于推动世界政治多极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化的发展，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4）和谐文化体现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谐文化建设是个历史范畴，必须从当代中国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着眼于社会实践，立足于现实基础。今天，我国已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社会矛盾凸现的时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尤其需要和谐的市场经济环境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和进一步改革开放。建设和谐文化，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迫切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