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储蓄过剩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储蓄——投资的转化问题、储蓄行为、中国的高储蓄问题以及对储蓄过剩问题本身的研究，所以，现将国内外在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如下：
1.2.1对储蓄——投资转化问题的研究
对储蓄投资转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转化机制、转化效率以及对我国现存机制存在的问题。
吴少新在《储蓄转化投资的金融机制分析》中以金融产权为对象，研究了市场转轨期储蓄转化投资的市场金融机制问题。认为不同的储蓄转化投资的金融机制是与不同的经济体制相适应的。
郭守杰在《无奈的循环——中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与效率研究》中研究了储蓄投资的转化效率问题。他认为，当前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低下是由于转化机制中存在着种种弊端，而其根源均来自于非金融企业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非市场化的融资结构以及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包群、阳小晓、赖明勇的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居民储蓄、政府储蓄与投资之间具有长期的正向均衡关系，但居民储蓄的投资转化率低下是制约资本形成的关键原因。肖红叶、周国富认为为了切实提高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的效率，今后我国一方面要大力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直接融资市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使这种转化更顺畅；另一方面还必须改革现行的投资管理体制，加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切实提高我国投资的效益水平。
张天祀认为，目前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是一种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型的金融体制。陈玉光则依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分析了目前专业银行主导型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所面临的风险。胥良也认为在我国形成了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然而在目前国有银企产权边界模糊，双方都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情况下，这种转化方式并没有促进实质资本的形成，反而形成了居民高债权、企业高债务、银行高不良资产的局面，加大了金融风险。李栋文认为，我国巨额居民储蓄转化投资困难，反映出投资动力不足，转化机制不完善和外资“替代”等问题，这些势必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1.2.2对国内高储蓄问题的研究
对中国储蓄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储蓄的形成原因、高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高储蓄的正负面影响上。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认为，我国国民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具有顺周期波动的特点。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通货膨胀上升可降低国民储蓄率的稳定性，对居民储蓄率有负的影响。李扬、殷剑峰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转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持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产生的基础。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持续，那么，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韩汉君认为，制度变迁因素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常增长的现象。祁玉军认为，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有：传统消费观念、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资本市场不发达。宋铮对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居民进行了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刘明志对1978～1996年国内储蓄趋势、构成和决定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978～1996年间，国内储蓄率不断上升主要受GDP水平不断上升的影响。
赵福昌认为，相对于大量的储蓄不能转化为投资而言，目前我国的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是过高的，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顺畅运行。王爱俭、张惠认为在巨额储蓄增长的同时也制约着经济的良性循环。如果不考虑意愿投资增长的可能性，只是一味地追求高储蓄增长，国民经济也可能会如凯恩斯模型中所推论的那样，走向经济衰退。
陈利平则肯定了较高储蓄率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如果较高的储蓄率能顺利转化为投资率，则高储蓄率有利于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发展。反之，如果储蓄率和投资率的差额不能为净出口所抵消，则市场不能迅速出清，通货紧缩出现。由于我国储蓄和投资并没有同步上升，因此较高的储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彭兴韵认为中国居民金融储蓄的增长并没有威胁着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相反，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货币供给的超常增长对物价水平的冲击。
赵志君的研究表明，稳定状态下的储蓄率主要由收入增长率决定。刘金全、郭整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发现，在我国现阶段不存在储蓄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显著正向影响，但存在实际GDP水平具有影响储蓄增量的能力。他们认为，较高的收入增长是储蓄提高的主要原因，而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平稳导致了储蓄率对实际GDP增长率的正向影响减弱。
1.2.3对储蓄行为的研究
1.西方对储蓄行为理论的研究。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莫迪里亚尼等人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认为在跨时选择条件下，理性消费者会将一生中的收入—消费平均分配。稍后，弗里德曼提出了持久性收入假说，补充了生命周期假说。该假说认为，在当期收入水平较高时（暂时性收入为正），储蓄也将随之增加；反之，在当期收入小于持久性收入时，储蓄为负值，消费者将通过储蓄和贷款来平滑消费路径。
预防性储蓄理论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理性消费者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引入不确定性问题及消费者跨时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将财富平均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还在于防范不确定事件的发生。该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增加会刺激储蓄提高，消费下降。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利兰德（Leland）、桑德莫（Sandmo）、米勒（Miller）、斯布利（Sibley）等。
流动性约束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斯蒂芬·泽尔德斯（Stephen Zeldes）等。他们认为，流动性约束从两个途径影响储蓄：第一，不论流动性约束何时发生，它都会使一个人的消费比他想要的少；第二，即使约束不在现期发生，但它将在未来发生的事实也会降低现期消费。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将促使个人会提高储蓄，以防止未来收入下降对消费的冲击。从而，在一个国家，如果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该国的储蓄率较高。
缓冲库存储蓄理论是由卡柔尔（Carroll）和迪顿（Deaton）结合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假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储蓄相当于一种缓冲存货，以便在境况艰难时维持消费，而在境况如意时增加消费。缓冲存货储蓄者一般有一个财富对持久收入的目标比，如果财富低于目标，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战胜不耐心而加大储蓄；在相反的情况下，不耐心就会占上风从而使消费者选择负储蓄。缓冲库存储蓄源于高贴现率、预防性储蓄动机和居民不愿承受沉重负担等。
2.国内对储蓄行为的研究。
李焰的博士论文《中国居民储蓄行为分析》中对1953～1992年我国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过去是绝对收入水平，现在（1995年）以及将来是收入增长速度。而在收入增长速度的两个诱发原因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尚不构成影响储蓄率变化的重要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口增长，即劳动人口的增长以及社会劳动人口抚养比这一因素。
龙志和在《中国居民消费—储蓄模式研究与实证分析》中提出了不完全消费市场向完全消费市场转变的理论假说来解释我国居民50年来的消费—储蓄的变化。他认为，不完全消费市场的存在及变化是制约我国居民消费—储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是我国居民消费—储蓄行为有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性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现象，是不完全消费市场向完全消费市场转变过程中，居民在既不愿意放弃原有制度的福利，又要顾及未来支出增加而控制现期消费的两难选择的结果。
易丹辉、耿奎利用1953～1998年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人均实际储蓄进行有序样品聚类分析发现制度变化是影响居民储蓄行为的主要因素。1978～1998年，一个最重要的制度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由配额体制转向市场体制必定对居民储蓄行为产生影响，而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不具有一致性。
裴春霞、孙世重的分析表明，在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城乡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又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谨慎动机，所以自然表现出日趋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倾向。
齐天翔、李文华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居民不得不推迟某些现期消费。如果没有信贷约束，居民便可以通过减少储蓄来增加现期消费，而当未来出现预料之外的支出增加时，可通过借贷得到满足。对我国居民来讲，信贷约束和不确定性都是普遍存在的，造成了居民高储蓄、零负债的情况，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董承章、张书云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居民储蓄行为，建立了以协整理论为某础的含不确定性因素的误差修正模型。认为储蓄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储蓄的生命周期特征及预防性动机共同决定着中国居民的储蓄行为。
减旭恒、裴春霞认为，无论是在确定性还是在不确定性的决策条件下，流动性限制因素的作用都是相当重要的：一方面，无论流动性限制何时起作用，都会使消费者的储蓄比他们想要的多；另一方面，即使现在没有流动性限制，未来起作用的可能性也会缩减当前消费。
齐天翔提出倒“U”曲线假说来解释我国负利率下的居民储蓄行为。他认为，经济转轨过程形成的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是影响居民储蓄动机的主要根源，它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动机，而对于其他储蓄动机来说，均从属于这一动机。
施建淮、朱海婷从标准的消费者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出发，推导出收入不确定性条件下消费函数的显式解和衡量预防性动机强度的公式；然后用我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3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35个大中城市的居民储蓄行为中的确存在预防性动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对当前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但预防性动机并非如人们预期的那么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储蓄占有结构不平衡。
1.2.4对过度储蓄与储蓄过剩问题的研究
马尔萨斯认为，经济危机是由有效需求不足所产生，而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则是储蓄过度。他坚信过量的储蓄不仅会变成无用之物，还会导致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促使利润降低和生产下降，最后出现经济萧条。
霍布森认为，供给不能自创需求，在资本主义社会，往往是供给大于需求，这种需求不足是由储蓄过度造成的，而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基本原因正是储蓄过度。他认为，收入分配不均是产生储蓄过度的根本原因：因为人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在合理的分配条件下一般是不可能有过剩的储蓄存在；相反，如果收入的分配极不合理，有些人分配到的消费能力大大超过他们的需求，而另一些人分配到的消费能力甚至不足以满足体力的消耗的需要，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储蓄过度。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论述了过度储蓄问题，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节俭悖论”。
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经济分析师马丁·沃尔夫在2005年6月13日的文章中以《过度储蓄正在为全球经济积累麻烦》为题对新兴市场国家的过度储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过度储蓄正是造成今天的低实际利率、近乎疯狂的对高额回报的追求、持续的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的全球不平衡状况的罪魁祸首。
本·伯南克在解释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暴涨时直接提到了过度储蓄问题。他认为，是全球储蓄过剩导致了美国的经常项目巨额赤字。
国内“储蓄过剩”的提法，较早见于李扬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一文（1998年）；在此之后，陈享光教授详细论述了中国储蓄的相对过剩，并从分析储蓄供给曲线和投资需求曲线入手，对封闭条件下的储蓄绝对过剩和开放条件下的储蓄相对过剩进行了界定，为我们分析储蓄过剩问题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框架。李学彦则也注意到中国的储蓄过剩问题。王冰、刘红艺和李武好则分析了中国储蓄过剩情况下外资流入的原因。曾令京分析了导致我国储蓄存款“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赵福昌认为，储蓄的过度增长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到金融风险：一方面，由于银行与企业都存在预算约束，银行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存在挤兑风险；另一方面，自1994年金融机构开始出现存差，居民的储蓄不能转化为良好投资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