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1什么是通货紧缩
不同的学者对通货紧缩一词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国内外经济学界在通货紧缩的定义方面，大致分成三种意见：“价格论”和“双因素论”和“三因素论”。
“价格论”的共同点在于用一般物价水平或总体价格水平的下降来定义通货紧缩，它们之间的差异只在于用来定义通货紧缩的物价水平下降的幅度或程度有所不同。萨缪尔森和斯蒂格利茨认为，通货紧缩是指“价格总水平的持续下降”；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专栏文章认为，“通货紧缩”就像许多经济概念一样，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会误解并且经常被滥用的术语。它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商品和劳务的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下降”；戴维·莱德勒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下跌和币值上升的一个过程。国内学者属于这种观点的主要有谢平、胡鞍钢等。
“双因素论”的经济学家虽然基本上同意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但是并不同意仅仅用价格水平的下降来简单地给通货紧缩下定义。他们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持这种观点的有弗里德曼。1997年，弗里德曼在85岁华诞接受《福布斯》杂志的采访时，仍然坚持认为，“通货紧缩是世界上最容易避免的，只要政府印发钞票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坏的货币政策，即使发生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也不会导致通货紧缩。”
“三因素论”认为，通货紧缩不仅是物价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而且与此相伴随的是经济衰退。加拿大经济学家莱斯根的观点与此相似，他认为通货紧缩不只是价格下降，还包括货币数量的减少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以及经济萧条。国内主张这种通货紧缩定义的主要有王煜、高材林等。
我们认为，“三因素论”的观点完全忽视了30年代以前发生的一般通货紧缩的特征，而只是注意到了30年代美国经济大危机的特殊性。据统计，英国自1880年以来有78年发生了通货紧缩；美国自1864年以来，有34年发生了通货紧缩。希林曾指出，一般谈到通货紧缩，很容易让人想到30年代，实际上，美国南北战争之后，也出现过没有金融危机的通货紧缩，我们面临的是19世纪后期类似的通货紧缩，而不是大衰退时期的通货紧缩。因此，如果仅以30年代的大危机作为通货紧缩定义的依据，显然是不妥当的。通货紧缩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但不等于经济衰退。“双因素论”则难以解释中国的物价下跌与货币供应量增长远大于GDP增长两者并存的事实，弗里德曼的观点则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90年代所发生的流动性陷阱下货币供给无效的窘境。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或者说典型的通货紧缩是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全社会价格总水平普遍性的持续下降。判断通货紧缩的依据应该是“价格论”。
6.3.2通货紧缩理论述评
1.欧文·费雪的通货紧缩理论。
欧文·费雪（1933年）在其“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中剖析了其所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下的通货紧缩。他用私人部门的债务过度积累来说明通货紧缩的形成，用通货紧缩与过度负债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关系来解释通货紧缩对一国经济的危害。
费雪认为，以货币计算的大量债务的存在，是增进通货紧缩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度负债往往是一国经济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费雪指出，在1929年之前，由于受经济繁荣前景的鼓励，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了大量的贷款，其债务比率急剧增长。在危机爆发前，大多数企业已经负债累累，并出现了一些企业由于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被迫破产重组的现象。当这种债务重组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时，“债务——通货紧缩”的故事就开始了：企业的普遍性债务重组会破坏整个社会的商业信用，从而导致企业销售量的全面下降，企业销售量下降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存款货币增长速度和整个货币流通速度的下滑，这种双重下滑引致了物价总水平的下跌，物价的下跌降低了企业的净值和利润率，净值和利润率的降低意味着企业资信水平的降低，从而导致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收缩，货币流通速度和物价总水平又因此而下降，通货紧缩越来越严重。在名义利率不变的情况下，通货紧缩会提高债务的真实利率，真实利率的上升则意味着企业真实负债的扩大。根据费雪的计算，到1933年3月，由于价格和收入的下降，整个社会企业的平均真实负债已经比1929年初上升大约40%。
费雪揭示出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通货紧缩所具有自我循环和自我加速的特征。这种特征会使人们对未来丧失信心，纷纷加大货币储蓄，这虽然导致名义利率下降，但实际利率却在上升，使债务人负债越来越重，无力偿还贷款，甚至引起银行的倒闭，物价进一步持续下跌。
2.凯恩斯的通货紧缩理论。
凯恩斯的通货紧缩理论是与对经济危机的论述紧密相连的，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价格下跌、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理论，因而，其通货紧缩理论是内涵于危机理论之中的。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物价下跌。而发生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由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及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所决定的。由于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从而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缺乏，企业不得不靠降低商品价格来扩大销量，降低库存，而这又会造成物价的普遍下降。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人们总想保存一定量的、方便使用的货币，以便应付日常开支、意外开支和投机活动的需要。所谓流动性，就是指各种资产在不损害其原有价值的条件下，变换为货币的难易程度。货币是流动性最大的资产，同其他资产比较，具有使用上的灵活性，因而人们都愿意保持一定数量的货币在手边。由于流动性偏好，在银行大量破产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增加货币的持有量，导致利息率进一步攀升，削弱了投资的动力，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并对生产和就业都产生不利的影响。
凯恩斯把资本边际效率定义为一种贴现率，是增加一单位资本资产时的预期收益超过成本的预期收益率。当生产超过一定规模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投资越多，生产越多，企业家预期的利润率就会越低，资本边际效率将逐步降低。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不仅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品数量的多寡和生产它现在所需要的成本，而且也取决于对资本品将来收益的现行的预期。由于预期的依据捉摸不定，所以它会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动。凯恩斯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在繁荣阶段的后期，人们对资本品的将来收益的乐观预期强大到足以补偿资本品数量的日益充沛、生产成本的上涨以及可能出现的利息率的上升。在有组织的投资市场，人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所购买的东西认识不清，投机者更加关心下一次市场心理的变动，而不是对资本资产的将来收益做出合理估计。这样，“当过度乐观和过度购买的幻想破灭时，市场价格会以突然和灾难性的巨大力量下降。”而要想恢复资本边际效率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资本边际效率系由无法控制和不听控制的工商业界的心理状态所决定。凯恩斯认为，失望的情绪之所以到来，是因为有关将来收益的可靠性突然受到怀疑：随着新生产出来的耐久性物品的存量逐渐增加，现行的收益呈现出下降的征兆。如果现行的生产成本被认为高于它在以后的价值，那么，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就具有更多的理由。一旦人们产生了怀疑，它便会迅速扩散。凯恩斯认为，“在萧条状态开始，很可能存在着过多的资本设备，其边际效率已经变为微不足道，甚至变为负数。”
在凯恩斯的眼中，危机发生后突然停止的新投资，很可能会导致半制成品的多余存货堆积起来。而这种存货的保管费很少会少于年率10%。由于保管费的存在，存货的价格必须下降到足够的程度，以便使它能在3～5年的期间的限制内被吸收完毕。因此，其结果必然是物价下降，产生通货紧缩。
3.奥地利学派的通货紧缩理论。
奥地利学派的通货紧缩理论是在其经济周期理论中论述的。米塞斯提出了经济周期理论的最初框架，后被哈耶克加以扩展和精炼。他们将经济周期的原因归结为货币扩张造成过度投资，又称为货币投资过度论。
奥地利学派认为，信贷扩张和货币的注入通过影响相对价格和所谓生产的时间结构来影响经济的实际运行，使资源加速从最近的生产环节——消费品转向最远的生产环节——投资品而重新配置。然而，这种过程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危机的出现只是早晚的事。而通货紧缩不是独立形成的，而是由于促成经济衰退的生产结构失调引起的。否则，通货紧缩就不会发生。
米塞斯和哈耶克借用了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创立的累积过程分析中的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两个概念作为其理论分析的基础。按照维克塞尔的解释，“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完全一致所形成的利率，并与新创造的资本的预期收益基本一致的利率叫做正常的或自然的实物利率”，而货币利率则指在银行政策和其他货币因素影响下的市场利率。
哈耶克的分析以充分就业为出发点，由银行系统派生的信贷增加将促使市场利率下降，低于自然利率。企业家受这个信号的引导而重新配置资源，从初级产品生产转向投资品生产。在短期内消费品生产不会受太大影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相对于需求出现短缺，其价格会相对于投资品上涨。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将促使企业的生产转向初级产品，缩短生产过程，生产的时间结构进行重新配置，回到更直接的生产过程，导致利率的提高。为使经济体系重新向均衡方向调整而提高的利率，使低利率时有利可图的投资变得无利可图，危机随之出现。
如果银行信贷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就有可能避免危机的发生。但问题是，随着银行信贷的扩张，如果过多的货币流向投资品，而过度投资使得投资品部门的预期收益无法实现，这就会造成银行的贷款质量恶化，从而银行为防范自身的风险而被迫收缩信贷，导致通货紧缩的发生。
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认为，通货紧缩是繁荣过度的必然后果。假如听任繁荣局面发展下去，就会引起生产结构的失调，从而以通货紧缩的形式付出代价。危机一旦开始，就应该允许通过衰退使经济体系恢复均衡，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治愈。而抑制衰退的最佳行动是防患于未然，防止繁荣的过度发展。他们认为公共工程和政府投资会导致资本结构的进一步扭曲，最合适的政策是听任通货紧缩的自然发展。
奥地利学派同样强调货币冲击在大萧条中所起的作用，不过奥地利学派认为这个药方只能在通货紧缩过程中的某一阶段使用，还得采用适当的方式，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危害。他们指出，由于美联储做得太多，抑制了自由市场向新的均衡调整，从而加剧了萧条。罗斯巴德指出，在1921～1929年美国政府实施的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经济的过度繁荣，为大萧条埋下了伏笔。在股市崩盘后，联储在一周内向美国的银行追加了3.5亿美元的准备金；在11个月最后一周，成员银行的存款增加了18亿美元，一周内扩张了近10%；同时，联储将再贴现利率由股市崩盘时的6%下调至4.5%。1929年底，银行的准备金水平与崩盘前差异不大。胡佛政府的财政部长宣称“有足够的信贷提供”。罗斯巴德的证据表明，1929年的股市崩盘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信贷扩张的政策，但是货币的紧缩是经济体系内生的而非联储的政策所致。结果信贷扩张政策不仅没有抑制住萧条，反而延长了萧条。罗斯巴德得出的结论是，1929年的萧条并非自由放任的结果，而是政府没有实施自由放任政策所造成的。
4.“滞——缩”理论。
这是战后出现的一种反凯恩斯主义的，与“滞胀”相对应的理论。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萨缪尔森、布坎南、瓦格纳等。
针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大危机，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原理，提出加强国家干预，运用通货膨胀政策进行治理的对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走出危机，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境，并于五六十年代出现了经济全面高涨的繁荣时期。然而，进入70年代后，资本主义经济患上了“滞胀”，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交织并存。在此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即紧缩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又造成生产停滞与通货紧缩并存的局面，即“滞缩”。
“滞缩”理论认为，通货膨胀也好，通货紧缩也罢，都是政府政策的产物，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政策失当。布坎南、瓦格纳指出，政府活动的扩展本身就可能是不稳定的一个根源。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市场呆滞”。要从高通货膨胀恢复到经济正常发展过程必然会经历衰退，衰退是恢复过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只要采取减少总开支的紧缩政策就可以减缓通货膨胀。而失业又要求扩大开支，这就是左右为难的窘境所在。所以，“滞缩”同“滞胀”一样难以治理。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经济学》中分析了“滞缩”的形成和作用机理。他们指出，由于货币收缩导致利率抬高，这会压低投资支出，并且通过乘数抑制总需求，并以此降低产量和价格。其传递过程可表述为：
M（货币供应量）↓→r（利率）↑→I（投资）↓→Y（总收入）↓和P（物价水平）↓
由此可见，Y和P的下降完全是由M的下降所引起的，而Y和P的下降又会进一步促进M的收缩，如此往复，必然造成经济衰退、停滞和通货紧缩的并存。
5.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在研究日本和东南亚经济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通货紧缩理论。克鲁格曼认为，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通货紧缩不是由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起因于社会总需求不足。而国际上最流行的观点是从供给的角度阐述通货紧缩的成因，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涌现，使得全球生产力有了飞速的发展，并造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从而引发了许多地区和国家的通货紧缩。克鲁格曼认为，仅从供给过剩这个角度来解释是不够的，起码不能说明以下事实：①总供给的增加所造成的物价水平下降，对人类的生活改善和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而不能认为是有害的；②仅凭生产过剩这一点尚不足以解释和证明日本、中国、新加坡、瑞典等国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等手段来刺激社会总需求。
通货紧缩的出现，必然是存在某种原因限制了总需求的增加。当今世界上发生的通货紧缩并不是由供给过剩造成的，而是源于社会总需求的不足。他认为，需求不足与国家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传统等因素有关。如果当前的价格水平高于预期的物价水平，理性的消费者就会减少当前的消费支出，而尽可能地多储蓄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这一行为会使当前的物价下降。在低通货膨胀的环境中，当前物价水平的下跌，并非因为当前物价水平过高，而是因为预期的物价水平太低或较高的名义利率所致。要防止通货紧缩，要么降低名义利率，要么提高通货膨胀预期。
克鲁格曼认为，在货币供给存在弹性条件下的通货紧缩与金本位环境下的通货紧缩有着本质的不同。在信用货币条件下，出现通货紧缩而货币政策无能为力的根源是经济已经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这时候使储蓄与投资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实际利率小于零，即公众偏好未来，而不是现在。这样一来，即使短期名义利率降到零，意愿储蓄仍可能超过意愿投资，使整个经济不平衡。要消除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只有两个途径：要么推动当前价格水平下降，使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要么降低名义利率，使投资增加。前者只能使经济在低水平获得均衡，而不是当局所愿意看到的。但是，名义利率不能低于零的原则使现行的实际利率高于经济均衡所要求的小于零的条件。这样，利率便失去了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通过利率刺激经济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因此，实现经济均衡的唯一途径就是价格下跌。出现通货紧缩一方面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强制性地建立新均衡的必然，也是流动性陷阱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何治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认为应采取“激进的”或“反传统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市场机制通过降低价格寻求新的市场均衡的过程对实际产出与就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中央银行要抑制通货紧缩并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提高公众对价格的预期。因此，当出现流动性陷阱时，货币当局必须要在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之间做出抉择，别无他途。克鲁格曼认为，在治理通货紧缩中，财政政策效用不大，而真正起作用的是货币政策。他认为，采用财政政策会使消费者认为政府会在将来重新征税，从而不增加当前支出，这样政府扩大支出就不存在乘数效应。日本在90年代实施“凯恩斯主义实验”过程中，就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的公共支出，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国债总额超过了GDP总额，同时连续十几次下调再贴现率，但经济情况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克鲁格曼认为，只要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有差别，货币政策在提高总需求方面就会有所作为。他认为，央行只要创造一个适当的通胀预期，就可以一方面提高公众增加当期消费的意愿，同时也可以把实际利率降到零以下，从而鼓励借款人，鼓励支出，促使储蓄与投资恢复均衡。克鲁格曼为日本经济开出的药方是：规定一个长达15年的4%的通货膨胀率，而央行则在公开市场上买入长期债券，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
可见，费雪和凯恩斯关注的是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而克鲁格曼所研究的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刚刚经历的通货紧缩。前者的通货紧缩不仅是价格的下跌，经济增长的下滑，而且存在着通货的减少；日本的通缩则面临的是价格的下跌，经济的下滑，货币供应量并没有降低，相反却是在上升。因此，两代经济学家所面对的通货紧缩是不同的。
6.3.3中国的通货紧缩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所研究的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以及克鲁格曼所关注的日本的通货紧缩是不同的。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意味着明显的物价持续下降、通货减少、失业严重和国民收入的降低；日本的通货紧缩面对的是资产价格下跌、国内生产总值降低和就业问题。中国是在经济增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下的物价下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的近20年间，物价水平一直是处于上升之中的。然而，自1997年末开始，出现了物价水平一路走低的通货紧缩状态。从1997年10月份起，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1997年中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0.8%，已低于1%，1998年又进一步降至-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由1997年的2.8%，降为-0.8%，1999年进一步下降1.4%，成为20年来物价下降幅度最大的年份。进入2000年，物价小幅回升0.4%，物价总水平开始呈现回升迹象，居民消费价格结束了连续20多个月下降的格局，2001年回升0.7%，通货紧缩出现缓解迹象。但是随后又出现了加重的态势，2002年CPI又下降为——0.8%。2003年CPI虽然上升为1.2%，但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仍为——0.1%。
中国的通货紧缩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在CPI价格指数降低的同时，货币供应量M2并没有下降，其远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之和；经济在维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长的同时，与此伴随的却是就业环境的恶劣。而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所面对的通货紧缩的特殊性，其特殊就在于政府主导经济下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个向储蓄过剩的转化过程。
6.3.4通货紧缩对储蓄过剩的深化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1929～1933年的通货紧缩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美国从1929年10月末，股票市场价格开始狂泄，大批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工业生产持续3年下降。到1932年，全国工业生产指数比危机前的1929年下降了47.3%，如果拿危机中全国工业生产的最低点（1932年7月）与危机前的最高点（1929年5月）相比，工业生产则下降了55.6%。重工业部门生产下降的幅度尤为惊人，其中钢铁生产下降近80%，汽车业下降95%。破产的企业达13万多家。国民生产总值从1929年的1038亿美元下降至1933年的558亿美元；同期的国民收入从874亿美元降至396亿美元，降幅达54.7%。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1926年为100）从1929年的104.9下降到1932年的48.2，降幅为54%。1933年全国全失业人口1280万人，占当时美国劳动力总人口的24.8%。与此相伴的是银行业的倒闭破产。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个人声明》中的研究表明：在1929年中期经济处于顶峰时，美国有近两万五千家商业银行开业。到1933年早期，减少到了一万八千家。在罗斯福总统于银行休假开始十天后宣布其结束时，只有不到一万两千家银行获准开业。因此，在四年的时间里，由于倒闭、合并或清算，在两万五千家银行中，总共大约消失了一万家。由于当时没有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破产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居民的存款化为乌有，从而引起货币的自动退出——货币的废除（清洗）机制发生作用。因此，在这种机制下，就会引起货币量的急剧减少。这种机制可以保证流通中货币的真实有效性，它能够自动消灭了（清洗掉）破产银行因贷款失误所消耗的储蓄存款，保持了社会储蓄的“清洁性”，难以产生过剩储蓄。
在我国，基本上不存在大型银行倒闭的可能，因为这些大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实际上享有的是国家信用。另外，即便小银行面临倒闭，国家也会全力相救。因此，我国银行业实行的是比存款保险制度还要严格的存款硬约束制度——这也被认为是国内执行得最好的合约，这种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如降低挤兑风险，但是它也在积累着另一种风险——储蓄过剩。在这种制定下，即便通货紧缩降临，企业亏损倒闭，银行产生巨额呆死账，但居民的储蓄仍然可以健在。这些不良资产意味着贷款人将贷款代表的商品和劳务消耗后，没有产出应有的商品和劳务，银行账面上虚有的购买力与社会实际产出之间发生差额。这样，在通货紧缩下，金融体系中没有商品和劳务保障的名义购买力会不断累积，导致过剩货币储蓄不断增大。
在通货紧缩的条件下，这些过剩储蓄并不能转化为相应的投资。因为通货紧缩下，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使企业家不敢贸然投资；银行也会由于担心产生更多的呆坏账，也不敢轻易放贷，这样金融系统内就会进一步累积更多的储蓄资金。而国家为了摆脱价格连续下降所带来的通货紧缩，就不得不采取以扩大内需为目标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自1998年增发1000亿元的国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我国实行了长达7年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累计发行了9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从积极的货币政策来看，1998年强制性扩大贷款货币供应量1000亿元作为国债的配套贷款、增加城乡电网改造贷款、降低银行利率、1999年实行贷款的硬性大量发放等措施都对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由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有在通货紧缩下GDP的高增长，才有居高不下的货币供应量。而这些投资的一部分可能就要成为银行新增的呆坏账。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这些货币就会成为过剩储蓄。日本解决通货紧缩时所采用的财政政策上的失误就在于，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增加的开支产生了大量的呆坏账，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6.3.5储蓄过剩可能进一步恶化通货紧缩
我们用来衡量是否发生通货紧缩的指标主要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是居民支付所购买生活消费品和获得服务项目的价格，是社会产品的最终价格和服务项目的收费价格。其调查范围是城乡居民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全部商品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和文化用品、居住、服务项目等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消费价格指数是从买方角度，反映全社会购买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情况的指数。为了编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我国居民消费价格调查选择了八大类商品的325种代表规格品，并采用抽样方法，按照经济区域和地理分布合理等原则，在全国抽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大、中、小型城市和县城作为国家调查市、县，对市场价格进行经常性的直接调查。商品零售价格是一种卖方价格，是商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的价格，是工业、商业、餐饮业和其他零售企业向城乡居民、机关团体出售生活消费品和办公用品的价格。其调查范围是指各种经济类型的工业、商业、餐饮业和其他行业的零售商品以及非农业居民出售的商品的价格，包括食品、饮料和烟酒、服装和鞋帽、纺织品、中西药品、化妆品、书报杂志、文化体育用品、日用品、家电用品、首饰、燃料、建筑装潢、机电产品14大类商品的价格。为了编制我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我国商品零售价格调查选择了14大类商品的353种代表规格品。其价格调查方法基本与居民消费价格调查相同。
应该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虽然存在许多不足，但基本能够反映居民正常情况下的生活费的变动情况。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过剩储蓄的不断积累，一些“新产品”的价格却飞快增长。但这些产品的“井喷”价格却难以有效地反映到价格指数上，如房价、教育费用、医疗等。这些“新产品”的消费具有阶段性强，支出额大等特点。这些支出虽然在正常情况下难以反映到价格指数中，但居民一旦面临这些问题，则很有可能将多年的积蓄“一扫而空”。因此，人们为了必将面临的大额刚性支出，中等收入者就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储蓄力度。同时，在通货紧缩下，由于一般消费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就会在消费者心理形成一种适应性预期：明天消费比今天消费还要合算。在这种情况下，储蓄过剩就会进一步加剧通货紧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