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1什么是通货膨胀
什么是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试图从一般现象、成因、条件、趋势、联系、本质等多方面对通货膨胀的含义及其特征加以阐述。较有影响的，并试图从一般现象角度对通货膨胀加以说明的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莱德勒（Laidler）和潘伦（Panlein）。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物价持续上涨的过程，或就其相同意义来说，是货币价值持续下降的过程”。美国经济学家布朗芬布伦纳（Bron-fenbrenner）和霍兹曼（Holzmann）则从现象和原因相结合的角度对通货膨胀予以界定——通货膨胀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货物”；是货币存量或货币收入（或为总数或为人均数）的增长；是附加有各种特征或状态（如未增加就业和实际产量）的物价水平的上涨；是用官方汇价来表示的货币对外价值的下降。哈耶克认为，只有货币数量过多引起的物价普遍上涨，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在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中，最著名的、试图从本质方面说明通货膨胀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它只因货币数量的增长更快于产量的增长才会产生。
维也纳理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赫尔姆特·弗里希（Helmut Frisch）对各类通货膨胀的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依据不同标准对通货膨胀作了分类，认为依据物价上涨的速度可分为爬行的、温和的、奔腾的和超速的通货膨胀；依据预期可分为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依据通货膨胀的原因可分为成本推进的和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可见，学者们对通货膨胀的理解比较一致，都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它是一种物价普遍而持续上涨的过程。我们在本文中，将CPI作为衡量一国是否发生通货膨胀的指标，如果CPI发生了上涨，则认为是发生了通货膨胀。
6.2.2通货膨胀理论述评
1.凯恩斯的通货膨胀理论。
西方学者对于通货膨胀理论的认真探讨始于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为在经济生活中引入通货膨胀因素奠定了理论基础。
凯恩斯对通货膨胀的研究是同充分就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将充分就业与未充分就业之间的临界点称为关键点。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的关键之点以后，作为对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增长的反应，货币工资必须和工资品的价格保持同比例的上升，而且，在到此点以前，早已存在着一系列的半关键性之点；处于这些半关键性之点，有效需求的增加还是趋于提高货币工资，虽然提高的程度并不完全等于工资品价格上升的比例。当有效需求减少时，后果是类似的。他认为，从实际经验来看，工资单位并不对有效需求的每一微小的变动作出以货币来衡量的连续变动的反应，而是非连续变动的反应。这些非连续的各点取决于劳动者的心理状态，并取决于雇主和工会的政策。“当经济制度处于这些点（半关键点）之上时，以货币衡量的有效需求的进一步增加便会造成工资单位的间歇性的上升。因此，从某种观点来看，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半通货膨胀状态，从而，和完全的通货膨胀具有一些类似之处（虽然类似是很不完全的），而完全的通货膨胀则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再度增加必然导致的后果。”
凯恩斯认为，当有效需求的数量的上升不能进一步增加产量，从而完全被消耗于与它上升数量保持相同比例的成本单位的增长时，我们便已经到达可以大致被称为真正的通货膨胀的状态。而在这点之前，货币数量扩大的作用完全是一个程度问题，从而我们在以前的该点之前的过程中也不能在哪一点画出一条分界线并且宣称，该线表明通货膨胀的到来。以货币数量的扩大能增加有效需求而论，它过去的每一次扩大很可能被部分地消耗于增加成本单位，部分地被消耗于增加产量。“因此，我们看来可以说，在真正的通货膨胀到来的分界线的两边，存在着某种不对称的现象。当有效需求缩小到分界线以下时，如果用成本单位来衡量，那么，它的数值便要减少。当有效需求扩大到分界线以上时，如果用成本单位来衡量，那么，它的数值一般不会增加。”
应该说，凯恩斯本人对其“半通货膨胀”的价格一般理论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的。他时刻没忘非充分就业这一前提，并且再三强调“半通货膨胀”与“绝对通货膨胀”的区别，强调“绝对通货膨胀，乃是在充分就业之下，再增加有效需求时所产生的情况”，此时“已无增加产量的作用，仅使成本单位随有效需求作同比例上涨”。而“半通货膨胀”则与非充分就业相联系。只有在非充分就业前提下，增加货币数量才能够促使有效需求增加，其效果只会引起“半通货膨胀”，即一部分引起物价上涨，另一部分促使产量（就业量）增加。“半通货膨胀”政策的实质是企图通过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促使物价温和地上涨，促进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在凯恩斯的视线中，判断通货膨胀的标准是充分就业下的价格上涨。
2.哈耶克的通货膨胀理论。
哈耶克是货币非国家化的主张者，他认为国家垄断货币发行有很多弊端，使货币发行失去了约束，这样虽然保证了赤字财政政策的推进，但却容易造成通货膨胀，他提出由私人银行发行货币的设想。其关于货币理论和通货膨胀的主要著作有：《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29年）、《物价与生产》（1931年）、《货币的非国有化》（1976年）。
哈耶克认为，只有货币数量过多引起的物价普遍上涨，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的原因则在于货币持续不断的经常注入。至于货币数量超过正常需求的原因，他认为，一是货币发行是实现政府意志的保证，增加货币发行，不仅可以给政府带来很大的利益，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是执行政府意志的重要财力保证，所以，执政者本身就存在增加发行货币的内在动力；其次，政府垄断货币发行为执政者任意增发货币提供了条件；最后，“有效需求不足”为政府的货币发行提供了错误的理论基础，凯恩斯的理论正是迎合了政府多发货币的欲望，使政府摆脱了各种约束，为实现通货膨胀提供了理论依据。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严重的，除了物价上涨，社会动荡和人心不安等危害外，但通货膨胀最严重的后果，是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哈耶克认为，通货膨胀不可能在长期内解救大规模失业，恰恰相反，通货膨胀反倒是失业增加的原因。
3.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理论。
通货膨胀是因货币量增长超过产品增长速度而出现的货币现象。他认为“在经济学中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命题，比这个命题更牢不可破的了。”
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这一命题的重要性和大量历史资料的佐证是无可置疑的，如果供应市场的商品和劳务（或简称之为产品）同货币量的增加如影随形，物价是会平稳的。较高的收入可以使人们以较多的比例，用现金方式保存财富，这还可以促使物价逐渐下跌。通货膨胀是发生在货币量增加的速度，超过产品增加的速度；而且，每单位产品所配合的货币量增加得愈快，通货膨胀率就愈速。”
弗里德曼把费雪交易方程式MV=PY变成微分方程式，并以g表示增长率得出如下公式：
gP=gM+gV-gY（1）
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物价变动率（gP）有着很强的惯性，货币供应量的变动率（gM）的变化大部分为货币流通速度（gV）和实物生产的变动率（gY）的变化所暂时抵消，从而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初期不会影响物价。“货币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虽然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个货币现象，但货币增长率的变化不能立刻变为物价的变化。”。在长期，gV趋于零，实物的gY决定于实际的生产力，而gM不受实物因素的限制，可以任何速度增长。这样，gP的变动决定于gM。因此，物价水平的变动就主要由外生性货币供给的变动所引起，通货膨胀随时随地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他因素只有货币的配合才能促成通货膨胀。弗里德曼的更深含义是：政府是通货膨胀的制造者，因为货币供给取决于政府的政策。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量超速增长是政府执行膨胀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结果。首先，政府执行赤字财政政策，即政府为给名目繁多的庞大支出筹措资金，通常都借助于不断增加货币供给，因为这与会引起人们反对的增税和向公众借款的方法相比，更简便易行。其次，政府推行充分就业政策，从而使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结果又不得不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形成货币供给量超速增长。
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的发展需要时间。弗里德曼认为，从实证角度看，货币数量的变动对物价的影响来自它对名义收入和实际产量的影响发生之后约6～9个月，再过12～18个月后增加的货币量才能严重地影响物价。在短期内，货币数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又影响产量；但在长期中，货币数量的变动只影响物价，产量则取决于实际因素（如企业家才能，人们的聪明才智、创新、勤俭，组织制度等）。而通货膨胀一旦达到严重的程度，医治就需要较长时间，这一方面是因为政策效应需要若干时间才能见效，另一方面是价格机制的修正也需要相当时间。而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控制货币供给量的增长率，使它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即执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以日本为例来说明他的通货膨胀理论。1971年，日本货币供应量开始越来越高地增长，到1973年中，货币供给量增长超过年率25%。但是，从1971年开始，直至约两年以后，即1973年初，通货膨胀才明显地反映出来，随后通货膨胀显著增长，达到两位数，1973年12月，批发物价上涨率达31.4%。大约在1973年末，日本大大削减货币增长率，由年率25%以上降至10%～15%，并在以后5年中基本上保持这一水平。由于日本经济增长率高，这一水平的货币增长率是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但是，通货膨胀率并没有立即随货币增长率的下降而下降。通货膨胀率由两位数下降到一位数，却需要两年半的时间。
从三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凯恩斯与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区别在于：凯恩斯注意到“半通货膨胀”的积极作用，他认为真正有危害的是“绝对通货膨胀”；而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则更加强调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危害。但他们都是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通货膨胀的，都认为过多的货币发行是导致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这就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过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其可能导致的后果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是基于对通货膨胀理论的认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正孕育着通货膨胀。
6.2.3对中国现阶段是否存在通货膨胀征兆的争论
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加速增长的势头。2003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9%，第二季度尽管受到了“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7.6%，第三季度又重新上升为9.1%，全年GDP比上年增长了9.1%，加速1.1个百分点。伴随着这一加速的经济增长，一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如何判断中国经济总体运行状况，成为他们争论的热点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有以下几种观点：
1.中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
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已有了过热的苗头，出现了朝过热发展的趋势。这个判断主要依据的事实是，自2002年下半年，投资开始加速增长，到了2003年虽然出现了非典疫情，但投资依然加速，截至2003年第一季度末，投资增长速度是28%，到了第二季度末，投资增长速度到了31%，这表明中国已经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和趋势。他强调，中国现在的投资增长速度应该说是历史之最，这要引起充分的注意。他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波动与计划经济下（或改革早期）的经济波动，其区别就在于，计划经济下总是以需求膨胀为起点，而现在可能是以需求萎缩为起点。在需求不足这个长期问题的背景下不能否定会出现阶段性的需求过大和经济过热。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如何防止投资过热与经济过热。
2.经济总体尚未过热，但存在局部过热。
宏观经济研究院形势分析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经济总体尚未过热。其理由是：第一，根据生产要素可利用情况，经济增长率仍低于潜在增长水平。目前的经济持续升温，只能认定为经济运行仍处于调整型增长阶段的强势区，并开始向新一轮快速增长周期转折，离经济真正过热还尚有距离。第二，物价水平面临回调压力。第三，有效需求增长动力依然不足。在推动经济强劲增长的三大需求中，消费增长依然明显偏弱，尤其是农村消费品市场仍较疲软。过去，我国经济过热均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双扩张；目前，却只有投资需求增长强劲。消费需求与投资相背离的状况不可能导致整体性经济过热的发生。第四，城乡失业压力继续增大。
刘国光认为，2003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2003年一至三季度，消费需求保持平稳，出口需求增长下降，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他认为，经济生活中虽然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如房地产、钢铁、水泥等传统工业，但离真正全面过热还有相当距离。在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下，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通货膨胀的阴影，同时存在着通货膨胀的苗头。所以在控制货币信贷的过快增长时，也要防止通缩。
3.中国经济过热了。
吴敬琏不同意局部过热的说法，他说，宏观经济是总量经济，答案只能是总量是过热还是不过热，没有局部过热一说。他认为从总量看。2003年的中国经济过热了。货币供应量增长在2003年平均水平达到20%，大大超过GDP和物价增长之和。低效率增长依靠的是大量的信贷支持，这是借来的增长，中长期风险很大。他指出，克鲁格曼分析投资效益时用了一个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RO），克鲁格曼说东南亚要出事的时候（1994年）大约是5左右，西方国家一般在1～2这个水平，中国1991年到1996年在2左右，现在是5～8这个水平。
许小年用“没有温度的高烧”来形容中国经济的过热。他认为，2003年迄今为止中国经济运行的特点是高增长、零通胀，是“没有温度的高烧”。他和肖倩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过热。从表面看，国内价格的回升似乎是企业扩大资本支出的诱因，而实际上国内银行信贷的放松才是推动投资热的最主要因素。自2002年下半年以来，尽管基础货币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银行贷款增长速度却迅速上升。2003年上半年新增贷款总额达1.8万亿元，几乎与2002年全年新增贷款持平，国有银行成为贷款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新增贷款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1年的51.2%扩大到2003年1季度的61.8%。其原因在于，由于信用审查和风险控制方面的不足，国有银行历史上积累了巨额不良贷款，而扩大贷款总量这个分母似乎是降低不良贷款比例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对投资高速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的原因，他们认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然存在着同样速度乃至更快的供应增长。企业能够迅速增加产品供应的事实清楚地表明产能过剩的情况广泛存在。如果产能不足已经成为瓶颈，那么投资的增长就是合理的，但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也将上涨。然而，他们对最近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变动情况进行研究之后，并未发现产能不足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迹象。相反，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来解释。正是因为产能过剩，企业才能够在不显著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迅速扩大生产。同时，由于新增产出的成本较低，因此企业能够把产品价格定得很低。对企业来说，提高价格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为一旦产品价格提高，同样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的竞争对手便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迅速抢占市场份额。
4.经济热得还不够。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热得还不够。刘福垣认为，只有物价出现超过5%的上涨，供给严重不足，就业方面劳动力感到紧缺才是过热。从就业率这个定性指标来看，经济现在不但不热，而且是冷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城市登记失业率，城市失业率不代表整个国家的失业率。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即使出现过热，也都是结构性的。当然现在还处于冷的阶段，因为产品过剩、劳动力过剩，甚至资金过剩。现在有些地区确实存在虚热，政府大量投入、大量借贷，这只是政府热。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产品卖不掉，还处在一个经济相对萧条的时期，何谈过热呢？如果热了，所有的产品都卖得掉，而且还感到不足、物价猛涨。
5.宏观经济运行基本健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回升期，从国内外条件看，仍有一定上升空间。总体看，经济稳定回升并未出现全局性经济“过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基本健康。但是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在产能普遍过剩的情况下，一些资源型产品出现供给不足。
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通过对于各种现象的综合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并不存在总体上的经济过热。局部行业、局部地区虽然存在着某些过热的现象，但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中国目前处于1992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巩固目前的良好势头，并继续通过各种实现经济调控手段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他们强调：第一，加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过热是有区别的，在加速增长中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的异常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也是有区别的，应该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措施。第二，中国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但也存在着通货紧缩的可能。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前两次经济过热时有很大的差别，合理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导向结合起来，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第三，就业和再就业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近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中，改善就业的任务比防止通货膨胀更为重要。
6.不存在通货膨胀的现实威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参照价格稳定的国际经验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仍然没有完全走出通货紧缩的历史阴影，并不存在通货紧缩的现实威胁。中国经济总体上并不存在经济过热现象。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保持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避免政策指导方针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速度饥渴”反向变动为市场经济时代的“速度恐慌”，发生非理性经济萧条。
钟伟等人认为，宏观经济走势一般属于一年内的短期分析，应分清现实和可能，不能将过热的可能性视作已经发生的现实，而中国一年内投资、物价和企业盈利均将保持平稳，整体上宏观经济没有所谓“高烧”的问题。目前国际制造业产业迁徙、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和新一轮消费品热潮三大周期的重叠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2～3年内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在此期间要有回旋余地解决宏观经济中GDP增长与工业增加值增速之间、投资与消费之间、货币供给和物价之间、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的背离问题。他们认为，投资高涨的可能解释是，中国正在度过一个“投资过渡期”，在此期间投资率将维持高位并伴随经济强劲增长；超额货币投放的可能解释是，中国在城市化和社会保障方面货币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导致货币需求的微观基础显著改观，在可预见的两年内严重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刘世锦也持有相近的观点，他认为，如果进行必要的政策调整，特别是减少不适当的行业进入限制，经过一个不长的调整周期后，一些行业的价格上涨或供给不足的局面是不难改观的。总体上看，在一个时期内出现全局性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负面效应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
6.2.4中国的储蓄过剩孕育着通货膨胀
根据弗里德曼的公式（1），当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条件下，则（1）式变为
gM=gY+gP（2）
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为经济增长率和价格上涨率之和。人们一般也据此来判断货币供给是否符合货币需求的标准。当gM大于gY与gP之和时，就意味着有部分货币供给是超过货币需求的，这往往被人们称为“超额”货币现象。日本的超额货币供给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中国的超额货币供给不断转化为人们的过剩储蓄，更多的货币被用作储藏手段，而充当交易的货币量相对减少。这也就为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
我国自1996年以来，基本没有发生大的通货膨胀，相反，许多年份都是通货紧缩，然而，货币供应量一直居高不下。1996年以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情况：
我国货币供应量每年都大大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和。货币投放大多数年份是超经济增长需要，表现出超额货币供给。其中，我国的现金投放也是一年比一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仅从2003年情况看，2003年，广义货币（M2）余额为22.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9.58%，增幅比2002年末加快了2.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8.4万亿元，增长18.67%，比2002年末加快了1.9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2万亿元，增长14.3%。M1、M2增幅大大高于GDP增幅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之和。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些因素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中国拉动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伴随着M2的不断扩张，但这并没有实现凯恩斯所描述的“关键点”之前的理想状态，相反，中国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就业形势也未见好转，并且出现了权贵经济的特点。为了拉动内需，我国基本上是靠政府的投资行为。由于不受市场规律制约，不考虑投入产出比，投资损耗极大，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比比皆是。各种各样的政绩工程，都有可能为一些地方官员捞取政绩、中饱私囊铺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权贵经济，积累着大量的过剩储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周期与政府换届一直保持着明显的相关性，说明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状况没有根本转变。当前不惜代价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不协调的增长方式已经无以为继。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批评有的城市在城市定位上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速度和高标准，这实际上是透支和浪费日渐缺乏的发展资源。政府主导型经济在少数地方已经演变成典型的双向掠夺经济：一方面是掠夺自然资源，大量圈地却抛荒无数，工厂竣工之时即是停工之日，土地价值无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普通百姓的掠夺，野蛮征地、野蛮拆迁业已成为基层的最主要矛盾。早在2003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就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这种慷国家、百姓和子孙后代之慨，谋小集团私利的权贵经济发展路径，在制造出虚幻的GDP高歌猛进的同时，无疑会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资源与环境的污染、破坏，土地及其他各种资源的闲置浪费，而很难有大多数人享受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更多的人面临的却是就业的煎熬。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2003年）所认为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因此货币供应从1998年以后一直是过量的。这样就形成了很大的货币压力，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实现，积累起大量的购买力，在购买力寻求实现过程中就会造成宏观经济的震荡。此外，商业银行以加速放贷来降低不良资产比重的做法也加重了货币发放量。当前经济形势表现出货币过多，但以CPI衡量的价格指数并没有飙升。
那么，是不是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不再存在相关性了呢？根据刘斌的研究结果并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尽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产出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但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和物价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物价会产生永久性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将最终全部体现在物价的变化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杨建明利用均衡修正模型对中国1986～2001年货币供应量变动与产出、物价相关性进行协调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广义货币M2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超额货币必将会影响到物价水平。刘伟等人的研究也表明，货币增长率是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而且狭义货币增长率的改变对通货膨胀的有效影响滞后期为13个季度；广义货币增长率的改变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滞后期为9个季度。并且，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实证结果：在中国的经济中，扩张性货币政策或透支性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础货币或狭义货币引发的通货膨胀，这一阶段为期一年；第二阶段基础货币增加之后引发了广义货币的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这一阶段的影响期为两年零一个季度。
那为何至今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没有表现出来呢？通过对我国转型期居民经济行为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的国企改革攻坚所导致的我国居民“大额刚性支出”的大幅上升所导致的悲观式预期，以及国家为追求GDP，为拉动经济所进行的大量投资，是我国M2数值不断攀升，而CPI并没有大幅上升的根本原因。
因此，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悲观式预期的改善，则多年积存的过高的货币供应量就必将爆发其积蓄的能量。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货币扮演了极为重要的价值储藏手段角色，为了准备将来的“大额刚性支出”，人们不得不缩减当前的消费，增加银行储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国的GDP增幅放慢，另一方面M2的增幅上升，最终也表现为M2/GDP值的不断攀升。在M2中，居民的储蓄存款占了绝大部分，任何对储蓄行为的解释都离不开对消费行为的解释，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应以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分析为基础，货币除了作为交易中介的职能，还有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正如刘福恒（2005年）所指出的，中国的供给与需求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保障短缺、教育短缺和住房短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压制了内需，造成了通货紧缩的假象。因此，该问题的解决必将伴随着一定的通货膨胀，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是将来需要认真面对的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