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利用这种心理，寻找权力寻租空间。有位哥们，也在选中，吏部办事的就向这哥们透风：给三千两金子，可以分配广东，如果不给钱，肯定去云贵。透风之后，吏部办事的还神秘地交代一句：千万不要告诉其他人，这是我给你面子才透露的，不然一透风，你就死定了，肯定派去云贵。
这哥们是只菜鸟，以为得了内部消息，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没有背景：吏部文选司的掌印官是他的亲戚。他急急忙忙找到这位掌印官，说了这番话，掌印官大怒：“这事还能作弊吗？你告诉我，这混账话是谁说的，我立刻就办他。”候选人还不高兴，埋怨掌印官说：“求你啦，别坏我的事，那哥们对我说啦，绝对不能跟第三人说，要是透风了，我就去定云贵啦。如果去了云贵，不仅地方穷，而且还要费我三千两路费，我干吗不把这钱当路费给了他，去个好去处，也能赚回来。”
这位候选人的菜鸟姿态太萌了，掌印官估计也笑翻了，他指点迷津说：“你脑子秀逗了，你以为人家跟我一样，和你是亲戚啊，干吗就要对你厚爱，让你花钱？你去问问其他候选的，看是不是也接到同样的信息？”这位候选人终于开窍了，也去问其他的竞争对手，果然大家都有所谓的内部消息：给三千两就可以去广东上任。吏部的伎俩立时暴露出来。
恶劣影响：民间借宫廷和吏部行骗
因为选拔的不透明操作，有些进士又不能与吏部直接联系，于是就产生了中介，说得难听就是“托”，这些“官托”行走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真假难辨，扰乱了大清帝国的官吏选拔工作。
何德刚就亲自审理过一件官托案。案件过程大概如下。嫌疑犯之一是山东人丁先生，进士，吏部官员候选人；另一嫌疑人饶先生，江西人，进士，吏部官员候选人。丁与饶同一宿舍，等待吏部分配。某日，北京一古玩店伙计，乃丁某和饶某的熟人，来到他们宿舍，透风说：“兄弟我能通过宫里头太监的途径，为你们谋个好差使。”丁先生是高富帅，饶先生是矮矬穷，于是，有钱的就默许了，没钱的就默默地待一边乘凉去了。但饶某正义感不够，对队友的违法行径没有明确制止，这种态度把这哥们害惨了，待会再说。
又过了一天，古玩店伙计又来了，说可以帮丁先生谋得一个四川的肥缺，两人开始谈生意，最后议价：四千两金子。但当时并没有签合同，没留下证据。过几天，任命下来了，丁某却去了陕西，虽然陕西和四川都属西部，但一个在北，一个在南，差得远，货不对板，古玩店伙计却来索要钱财，丁某没理睬他，就径自去陕西上任了。
过了一段时间，丁某回京，却有一位太监跑到古玩店去闹事，说是伙计没兑现，没把钱给他。丁某没给那伙计钱，伙计当然也没给太监。本来是一桩没有做成的买卖，谁也没吃亏，大家都不出声也就过去了，却被这个气势嚣张的太监给嚷出去了。
好，大清帝国还是讲究法制的，事情闹出来了就办吧。负责审理的是何德刚大人。饶先生是个倒霉蛋，这事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却第一个提审他，他嘴巴紧，没招出啥，于是“不得要领而散”。饶先生是个很讲究荣耻观的人，回到宿舍，觉得自己的名誉再也洗不清了，于是把自己给干掉了——自尽。哎，善良而敏感的人啦，当初干吗去了！
接下来提审丁先生，丁先生也是个嘴巴紧的哥们，“一切不认”。写到这里，我不仅要感慨一下，据中纪委一个领导说，当今的贪官不仅不够品，而且意志薄弱，只要纪委拿他过去，一开口，他就像是被启动程序一样，一五一十全招了，这位领导感叹说：这些贪官换到革命年代，肯定个个是叛徒。我也要对比一下，他们跟清朝这些柔弱的读书人都没得比，人家宁可上吊都不招，圣贤书也算是没白读。
两个有脸面的读书人没招，于是提审“官托”——古玩店伙计，这伙计也是个难对付的，何德刚说他“一味狡赖”——估计被这个顽固家伙气爆了——就是不招供那位太监是何方神圣。于是，再审，不知道有没喝辣椒水、坐老虎凳，古玩店伙计总算招了两个牵线人：一名直隶地方的秀才，一名剃头匠。这官托真是什么人都能做，连发廊里的也能做。而犯罪的途径是：古玩店伙计受秀才指挥，秀才受剃头匠指挥。案件有突破，于是提审直隶秀才。这秀才是个老油子，表面上很配合，但就是避重就轻，那些无关痛痒的都招，关键的一件也不招，自己不吃眼前亏，但又不揽重罪，全都推到剃头匠身上，估计和剃头匠已经达成攻守同盟了。何德刚认为这秀才是个老官托，熟悉吏部的一切程序，也熟悉司法程序，拿他没辙。
于是找下一个突破口，提审剃头匠。剃头匠也不招，这家伙皮肉经打，“连夜熬审”，跪在地上，连铁链子都入肉一寸多，就是没招。看来干这一行的，也得有钢铁般的意志啊。
转来转去，这帮无能的官吏又绕到出发点——丁某。因为没有发票收据之类的证据，当时又没视频录音，这姓丁的这回就理直气壮了：“那伙计卖的是四川的指标，而放给我的是陕西的指标，这两个有一毛钱关系吗？就算我答应了，有证据吗？”丁某说得硬气，但至少还是透露一个线索：确实和古玩店伙计有口头交易。
抓住这个线索，又审古玩店伙计，这伙计开始吞吞吐吐，开始有点架不住了。这下事实清楚了：店伙计确实拉过皮条，但丁先生立场不稳，没有严词拒绝。
这个事实成立了，于是又审丁先生，丁说：“当时这伙计不过是说得含含糊糊，我当即就严词呵斥了他，并没有答应。他自己事后来索贿，这是北京的老油子惯用的伎俩，想讹我，这是他们的事，他们想怎么就怎么去，随便，怎么能定我的罪呢？”
这姓丁的哥们有点二，虽然摆脱了罪名，但却把自己的道德形象损下去了，德育过不了关，这官位也就悬了。于是大清帝国的官吏就从道德角度去审判他，还用了圣贤的典故：“伐国不问仁人。”这好像是《孟子》的典故，说的是如果哪个国家要发动侵略战争，就不会去问那些爱好和平的仁人的意见，因为和平人士一定会反对的。这有点费解，打个比方吧，小偷去盗窃，是不会去问君子的意见的。
提审官吏在审问中就以这句话为纲领，质问丁某：“古玩店伙计敢和你商量这件事，就说明你心术不正，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爱，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拉皮条，一定是你身子不正，人家才来勾搭你。你在当时为什么不马上揭发他呢？后来店伙计上门索要，你要是问心无愧，就应该立即将其扭送治安机关。”
这番话，连何德刚自己都觉得好笑，说这是“呆板官话”，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打官腔。不过，大清帝国虽然是封建帝国，但还是讲究法制的，不会将道德问题延伸为司法问题，因此未将丁某移交司法机关，而是建议革职了事。其余的，也是判为行骗未成，建议流放。
至于幕后那位太监，始终没有暴露。
刘哥曰：读完这桩并不复杂的官司记录，掩卷叹息，到底要不要感谢晚清腐烂的官场，给我们的茶余饭后提供如许多的谈资，给我写文章提供无穷的素材，这是写书人的大幸，还是中国人的不幸？
后淡定先蛋疼
其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天生淡定之辈，那些修炼得很淡定的家伙，其实也有过一段很蛋疼的时期，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历史也是如此，那些英雄豪杰，淡定地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其实他们在走上舞台前，甚至在走上舞台时，都有过蛋疼的时期。或者说，他们有着淡定的外表，却有着一颗蛋疼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