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随着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肯定，“门罗热”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升级，但是门罗会真正为短篇小说带来春天吗？我们依然等待时间的答案。最后引用2013年6月加拿大崔林文学奖对于门罗短篇的评语：
门罗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能够以简洁却意蕴深长并且超越时代限制的那些故事来带给我们生活的启示。门罗阐明了那些改变生活的关键时刻，有可能是一个梦境，一场性爱，或者是命运的一个小小的玩笑，使得男男女女最终被带离了他们原本的生活轨道而进入了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她的故事彰显了作家对于生活的犀利目光，以及无人能及的讲述故事的天赋。这些故事存在于门罗所建构的自己的世界（休伦湖畔的小镇与乡村），讲述着离别与重生，或真实或虚幻的意外、危险与归家，所描绘的场景生动而又难以忘怀——普通的日常生活竟能如此陌生、危险，而又非同寻常！
对于短篇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希望读者可以少一些追风，多一些安静的心灵阅读，细细体会门罗在短篇小说的方寸之地所展现的幽静之美，这才是门罗作为短篇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真正给予我们的收获。
作为加拿大作家的门罗
就表达安大略小镇的情感与结构而言，当代加拿大作家中没有人做得比门罗更为出色。
——《环球邮报》
作为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是“加拿大作家”。作为历史上获得诺奖的第一位加拿大作家，门罗的获奖，对于整个加拿大文学都可谓意义重大。
加拿大是年轻的移民国家，它的历史非常特殊。这块广袤的北美土地最早属于当地的原住民，当地的土著文明为加拿大的文化源头。法国人在此建立了殖民地后逐步完成了“新法兰西文化”的建构，而当加拿大进入了英属北美时期以后，英裔的新教文化最终与法裔的天主教文化形成了两强对峙的局面。加拿大最终建立自治领完全是因为当时南部的原英属的13个殖民地已经宣布独立并建立了美国，是被动的行为结果。由于美国在19世纪初期曾流行“天命观”（manifestdestiny），即美国被赋予了扩张整个北美大陆的天命，加之美国的财力与人力亦数倍于加拿大，因此，加拿大从建国伊始就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强烈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后，加拿大开始转向多元文化主义，跳出了民族文化的窠臼，以政治认同来建构民族身份，但也并没有完全解决民族文化整合的问题。因此，加拿大自建国伊始就必须努力在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和睦统一之间达成平衡，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美国文化的强大冲击；加拿大文学担负着构建国民性这一重要使命，亦形成了一种强调民族文学身份的意识传统。早在加拿大建国初期，著名的加拿大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哈特利·杜沃特就曾高呼：“民族文学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要素。它不仅仅是要记录一个国家智力的发展，更要表达其内在的精神世界生活，成为民族团结的纽带，民族发展的动力。”然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文学”还只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在世界文坛上影响很小，在国内也没有独立的课程课本。对比源远流长的欧洲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与发展迅猛、几度繁荣的美国文学，这个国家的文学几乎是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并且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长期分裂为英语和法语两大分支，孤独地发展着各自的文学传统。因此，如何确立自己的核心精神，成为加拿大文学希望从“边缘”向“中心”运动的关键挑战。
对于很多中国的读者而言，艾丽丝·门罗，连同加拿大文学，都还是一个非常陌生的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加拿大文学研究在中国基本上处于空白的状态，直到时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的黄仲文教授第一次在大学开设《加拿大英语文学选读》并编写了教程，以及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加拿大英语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加拿大文学才逐渐在我国开始发展起来。赵慧珍的《加拿大英语文学在中国30年》一文详细回顾了加拿大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指出，“30年来，加拿大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仍然没有稳固确立”，在我国其研究的力度和忠实程度都和英美文学差别甚大。赵慧珍同时注意到，提起加拿大作家，国人最熟悉的代表人物还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长期以来“阿特伍德成为了我国加拿大文学翻译和研究的中心”。但是，艾丽丝·门罗在中国的知名度则远远不如阿特伍德。在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其作品的中译文仅有《逃离》唯一一本，出版于2010年，且如果不是2009年门罗获得了曼氏布克国际文学奖，她的作品可能根本不会引进。《逃离》初版总印数不过5万本，至门罗获诺奖之前的3年时间共卖出了3万本，据说这对于短篇小说也已是“畅销”的成绩。在目前国内出版的加拿大文学研究专著中，包括《加拿大英语文学简史》、《加拿大英语文学史》、《加拿大英语文学发展史》、《加拿大文学简史》等等，门罗在其中所得到的介绍篇幅也都远不如阿特伍德。
事实上，在加拿大国内，门罗作为加拿大文坛的代表人物几乎是毋庸置疑的。门罗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其近6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几乎见证了加拿大文学从默默无闻到被世界文坛接受与认可的全过程。著名的加拿大文化研究专家与门罗研究专家、美国圣劳伦斯大学的罗伯特·撒克教授，在《剑桥文学指南：加拿大文学》的“短篇小说”一章中提到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是关于门罗和著名的梅西委员会报告的。1951年，加拿大皇家民族艺术、文学与科学发展委员会经过广泛调研后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加拿大作家尚“没有得到认可”、“深受孤立之苦”；尤其是二战以后，美国大众文化的入侵已严重影响了加拿大的民族性（nationalidentity）。为保持加拿大在知识和精神上的独立性，报告呼吁应“鼓励那些表现民族感情、促进共同了解和增进加拿大人民多种多样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的机构”，并由此提出众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梅西委员会报告被认为是加拿大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份文件，为加拿大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最终铺平了道路。凑巧的是，当年加拿大广播电台临时决定将一篇短篇小说的档期延后，把时间腾出来宣传梅西委员会报告。而那篇短篇小说的作者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女学生艾丽丝·雷德劳，不久以后她就辍学结婚了，改随夫姓，成为了艾丽丝·门罗。那篇小说是门罗所卖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当然这种重合是一种巧合，但它表明了无论是门罗的文学事业，还是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彼此的时机都恰到好处。得益于加拿大的民族主义运动，加拿大文学发展的条件成熟了。
门罗的文学生涯发展与加拿大文学崛起的这种平行关系，在另一些事件中也得到了呼应。门罗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出版于1968年，并一举赢得了当年的加拿大国内文学的最高奖项，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就在前一年，蒙特利尔举办了世界博览会，同时也恰逢加拿大建国百年，全加拿大的民族主义热情都被激发出来。1968年，艾略特·特鲁多以自由党领袖的身份当选加拿大新总理。民族主义运动的强劲势头让人民对加拿大文学的重要性有了崭新的认识。而作为作家的门罗也正式起航。1970年，发生了著名的美国麦克劳·希尔出版公司对于加拿大赖森出版公司的收购事件。因为担心加拿大的出版业被美国公司所控制，众多的加拿大作家都加入了抵制麦克劳·希尔公司的运动，而门罗当时的情况非常微妙，她之前的书都由赖森出版，和编辑的关系也很牢固，但是最终，门罗还是决定更换出版公司。也许以非加拿大人的眼光，会觉得加拿大作家对此过于小题大做，甚至有点幼稚和情绪化，但是就当时的加拿大作家而言，维护本民族的文化安全是非常认真且重要的责任。而这一抵制运动的另一个成果，是加拿大作家协会的最终建立。1972—1973年间，门罗积极投身于创立加拿大作家协会的运动中，加拿大作家协会的创立被认为是加拿大作家职业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实门罗本身的性格并不习惯抛头露面做公众人物，但只要是和推动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相关，她都愿意不遗余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门罗与丈夫分居，离开了英属哥伦比亚省，重新回到了安大略，向着职业作家的方向大踏步地前进。在安大略，她从熟悉的土地上获得了充足的养分，她发现自己想记录的历史和想象就在身边源源不绝，下一阶段的文学创作也随之开花结果。从加拿大文学发展的历史角度而言，门罗确实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加拿大作家。
另一方面，就文化背景而言，门罗也是纯粹的加拿大作家。“谁能被称为加拿大作家”这个话题本身就很有争议性。1976年的诺贝尔曾颁给了加拿大出生的索尔·贝娄，但索尔·贝娄的文化背景比较复杂，加拿大性的成分不占多。他出自俄国的犹太裔移民家庭，住在法语区的蒙特利尔郊区，9岁就移民美国了，作品表达的也是美国当代“丰腴社会”的精神危机，因此属于美国作家。著名加拿大文学评论家弗兰克·戴维在其1973年的一本加拿大作家概述《从别处到此地》中，就曾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出生地与居住地是“加拿大作家”重要的两个评定标准。比如说，在艾丽丝·门罗之前的最著名的加拿大短篇小说家，玛维斯·加兰特，在戴维看来，实际应该是法国作家。因为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加拿大居住，其作品所描绘的也是法国的风土人情，是法国文学传统的延伸。按照这一标准，玛格丽特·劳伦斯，因为其常年居住在英国（超过20年），也有点危险。但是因为劳伦斯还是经常回加拿大，她的作品表现的也是加拿大的小镇生活与文化，因此，依然还是加拿大作家。这些争论在加拿大文学刚刚起步，亟待明确定义的时候，都非常有启发性。
无论戴维的这一标准是否有争议，我们看到，门罗确是无论从任何一方面而言都是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作家”。门罗是地地道道的安大略本地人，家庭非常具有典型性。她的父亲是苏格兰人，母亲是爱尔兰新教徒，两边家族都是在1810—1820年间，即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大移民时期迁移到安大略的。相对于上述提到的几位有争议的“加拿大”作家，门罗的文化背景与所接受的教育经历也完全是加拿大本土的。此外，更重要的一点，门罗的出身很能代表加拿大的“平民性”。加拿大整体而言，是个平民社会，有闲阶级基本不存在，社会阶级区分不大，等级观念不强，相对于比较强势的邻居美国社会，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存在。门罗整个儿的家庭背景非常平民，是典型的普通加拿大人家的女儿。她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西南部的一个人口不足3000人的小镇，父亲是一个破产的农场主，母亲婚前是个小学老师，后来罹患帕金森综合征多年。门罗的家庭经济一度非常拮据，她在18岁高中毕业的暑假还曾到别人的家中做过两年女佣。门罗就读的大学也是非常地区性的，西安大略大学，依靠的是学校提供的为期两年的奖学金。两年期满后门罗便再也没有能力继续学业。于是她选择了结婚并辍学。她很快就生了三个小孩，在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门罗都是加拿大再寻常不过的家庭主妇。无论是其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以及是日后所选择的文类，门罗都是相对“边缘”的作家，她的个人经历，就加拿大的社会发展而言，也非常具有普遍性。
就加拿大作家而言，中国文坛之前确实更容易接受阿特伍德，而对于门罗比较“慢热”，其间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阿特伍德是中国文化传统观念中的“精英”作家，因此更为主流。阿特伍德非常全面，她的成名作是诗集《圈圈游戏》，曾获得当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同时，阿特伍德也主要创作长篇小说，还是著名的文学活动家，加拿大文学与文化的评论家和推广者。虽然阿特伍德也创作短篇小说，并且质量很高，但是相对而言，其短篇受到的关注就小得多。由此可见，短篇小说这一相对“边缘”文类确实会影响一个作家的接受度。另外一方面，阿特伍德的文化背景相对门罗而言更为精英化与国际化。她的父亲是昆虫学家，母亲是营养学家，哥哥是神经生理学家，也是多伦多大学的院长。阿特伍德本人在多伦多大学的维多利亚学院主修英语语言文学，同时辅修哲学和法语。同学们都具有中产阶级的文化背景，老师包括著名的加拿大文化理论专家诺思洛普·弗莱，以及杰伊·麦克弗森。阿特伍德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了硕士和博士文凭，并且所就读的还是哈佛大学里历史最悠久也最著名的拉德克里夫学院，后长期在多伦多大学执教。阿特伍德同时也旅欧多年。这些罗列出来的事实无一不在证明，阿特伍德的学术背景是非常国际化的。而与阿特伍德的“精英”背景相比，门罗的文化背景则几乎是纯粹加拿大的。她完全没有国际教育的经历，直到很晚才第一次出国，每次出国的时间都不长，频率也很低。如果阿特伍德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作家，那么门罗则确实像是家庭妇女的逆袭。尽管如此，就两人的写作中的“加拿大性”成分而言，门罗确实要比阿特伍德更为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