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德利家族和弗莱明家族》评论
空间概念是加拿大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1965年，加拿大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最后一章所著的《结论》成为加拿大文学发展史上第一篇重要的文论。弗莱提出“这里是哪里？（Whereishere·）”是加拿大文学的终极问题。这种空间的困惑，既是地域的亦是心理的，加拿大严酷的自然环境深刻影响了本国文学，形成了特有的“要塞心理（garrisonmentality）”，要塞的内部是拥挤的文明，外部则是广袤的荒原。在弗莱空间理论的基础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版了《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强调加拿大的“受害者位置（victimpositions）”是其文学“生存”主题的根源；琳达·哈钦则从后现代的角度，重新定义“边缘”与“外围”，在其《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英语小说研究》一书中，指出加拿大“居于中间（in-between）”的暧昧姿态导致了价值体系的“整体含混（atotalambiguity）”。空间上的这种“边缘感”成为了加拿大文化身份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反映在文学上，居于中间的小镇则是最佳研究对象。从斯蒂芬·利科克的《小镇艳阳天》到玛格丽特·劳伦斯的《石头天使》，在夹缝中寻求认同的小镇人生突出体现了加拿大人的集体意识，也成就了加拿大文学中最具民族风味的经典。
作为当代加拿大最负盛誉的作家，门罗对于加拿大文坛乃至世界文坛最重要的贡献便在于她对于以“空间边缘感”为特征的“加拿大性”（Canadianness）的阐发。门罗出生在安大略省西南部文翰姆郊区，一个既不属于中心城镇亦不属于外围乡村的尴尬地带，她曾在访谈中坦言“那是一个社会弃儿的社区（acommunityofoutcasts），我自己也有那种感觉”。后来门罗无数次地在自己的作品中重现这种暧昧的地理界定，她大部分的作品（包括她最精彩的作品）都以安大略省西南部偏僻的小镇为创作背景，仅有少数描写多伦多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城市生活。正如福克纳所构建的“约克纳帕塌法县”，门罗也创作了一个西临休伦湖，南接休利湖，北起格德里奇，东至伦敦（加拿大）的“门罗地域”（MunroTract），以加拿大小镇为中心，探讨着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对峙与妥协。门罗作品的主人公大多为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冲击下彷徨于物质与心灵之间，既渴望富足与认同，又害怕迷失与背叛。当乡村的根与城市的果实无法兼得，他们只有通过一次次的故地回访完成精神的朝圣。
一
四位钱德利姨妈的来访对于“我”的家庭是一场具有仪式意义的嘉年华。首先是那些翩然而至的精致食品——听装的咖啡、点缀着坚果和枣肉的布丁、橄榄、卷烟、五磅重的盒装巧克力——仿佛摧枯拉朽般地扫却了家中积年的困顿感，以至于当盛宴散去很久以后，空空的巧克力盒还作为一个神圣的象征被小心翼翼地供奉于餐厅橱柜铺着亚麻布的抽屉里，徒劳地等待下一场从未到来的典礼，并且在寒冷的冬日，诱得“我”无数次贪婪地嗅闻盒里残留的深色巧克力皱纹纸托，随着内页的原料表陷入遐想：榛仁、奶油果仁、土耳其欢乐果胶、金色太妃、薄荷乳……食物所能带来的奢华慰藉简直超乎想象。而同样具有文化象征功能的还有衣着。钱德利表姨们用紧身束衣将丰腴的身材勾勒得玲珑坚挺，长筒袜、丝毛裙、粉底、胭脂、古龙水、玳瑁梳，全副武装、气场十足。作为礼物，她们也给我们带来了长筒袜、披巾、纱裤，还有最新的无袖女装。在幼小的“我”眼中，钱德利姨妈宛如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新女性，她们甚至像男人一样抽烟，一副老辣世故、无所畏惧的模样。与之形成天壤之别的，则是六位弗莱明姑妈。弗莱明姑妈安居在穷乡僻壤，完全与世隔绝，甚至面对亲人的来访都手足无措，紧张得仿佛受到了皇家接待，得靠着极大的自制力才能避免落荒而逃。此前“我”对于钱德利表姨们的仰望，被戏剧性地移植到了弗莱明姑妈与“我”的关系中，只是恰好颠倒过来。“我”不自觉地注意到屋子里除了洁净如洗的祖传笨重家具几乎空无一物，注意到没有茶点招待，注意到她们头发散乱、不带妆容、衣服松松沓沓，缩在一旁驼着背，神情尴尬地一问一答。在弗莱明姑妈家，食物与服装被剥离了所有的象征指引，食物不再是一种生活态度，服装也不再表征身份，食物就是食物，衣服就是衣服，任何潮流风尚都似乎在绝对的贫瘠中漂白了，时间也停滞了。对于“我”而言，钱德利姨妈和弗莱明姑妈仿佛是加拿大文化中与生俱来的对立力量，一端是追求现代化的城市，一端是延续传统的乡村，相互牵引博弈，撕扯不休，而“我”的家便是角斗场。
“我”的家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乡村，而是尴尬地“居于中间”，甚至没有居住在达格莱墟小镇的中心，而是在小镇的边缘，大街的尽头。再远些，便是灌木丛生的荒地，几间零落的小木屋，散漫的鸡群和小孩，直至田地与牧场。家里的房子是座古老的砖头大宅，看起来还算体面，实际却已年久失修，难挡风雨。“我们”既不是富人，亦非穷人；既不属望族，亦非贱民。这种既非“内”又非“外”的边缘位置，首先使母亲陷入了自我困惑。她难以在当地社区得到归属感，转而企图从遥远的亲缘关系中找到优越感。正如上篇的篇名《关系》所点明的，钱德利姨妈们的来访对于母亲，不仅仅是亲缘关系的维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展示，一种权力关系的延续，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意义。正是这种关系将光怪陆离的城市与死水微澜的小镇连结起来，于是母亲不再只是家庭主妇，她是冒险者的姐妹，她就站在那些直接掌控着病房、教室、商店与财务的女人的身旁。母亲梦想分享权力。她竭力模仿表姐妹们的举止，用她们的二手衣装备自己，雄心勃勃地谋划从乡村小镇向城市（比如多伦多）贩卖古董发财，成为生意人，过“好”日子。而这“好”日子，便是现代化，是世俗的物质主义生活，是充满激情、瞬息万变的商品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的，消费不是对物品的使用，而是对空间的想象性满足。消费渲染了大都市的感觉，消费成为了“美国梦”最直接的衡量标准，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当人们迫不及待地用工业化大生产的商品替换祖传的手工制品，将后者扫进历史的尘埃，母亲的生意似乎也开始起步，收来的“古董”堆积如山，在“我”的家里来了又走，不留痕迹。然而母亲没有坚持到成功。在女儿眼中，她缺乏表姨们的创意和斗志；在表姐妹的心里，她摆脱不了家庭主妇的琐碎和乏味。邯郸学步的徒劳永远地将母亲困在了暧昧不明的中间地带，最后她病了，生意伙伴声名狼藉地入了狱，她在达格莱墟小镇终老。小镇的妥协性成了母亲无法摆脱的魔咒。
“我”不想重复母亲的悲剧，所以要冲进城，冲进中心，通过社会空间的重组达到个人身份的重塑。教育是引向城市的通道，婚姻则为城市身份提供了合法保障。有趣的是，虽然“我”的小镇背景吸引了具有乞女情结的来自城市上流社会的丈夫，达格莱墟的乡音和乡习却成为丈夫鄙薄、审判“我”的罪证。原来小镇的美只有离开一段距离，作为高度抽象化的想象符号才能被现代社会消费。处在流动中的日新月异的城市需要具有历史沉淀的稳定符号来平衡它的高速发展，需要对乡村的文化怀旧来补偿心灵的某种缺憾。小镇温婉的居中性由于调和了乡村的原始与不驯，所以成为了城市的最佳幻想对象。然而一旦真的与小镇面面相对，城市必须毫不留情地强化对方的边缘地位来巩固自身的中心特权。虽然婚后的“我”很快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享受着都市上流社会舒适的物质生活，却依然没有“在其内”的安全感，同时家庭职责将“我”约束于中心内部更狭小的缝隙空间。“我”虽住在高档街区的大房子里，却没有自己的车与朋友圈，难以和外界自由交际。“我”进入了中心，又不在中心；离开了边缘，又摆脱不了边缘——我只有“在其外”，“无所依”。最后“我”终于借由两次回访对城市与乡村完成了顿悟。首先是艾瑞斯姨妈的回访。一方面，通过丈夫的眼睛，“我”失望地发现了幼年曾经仰望的“关系”——艾瑞斯姨妈——原来不过是城市繁琐体制内的又一个平庸粗俗的小人物，凭着臆想一遍遍地改写真相。另一方面，“我”又深刻地感受到艾瑞斯姨妈对“我”的失望。城市的社会关系是那么肤浅、淡薄和短暂，没有永恒的情感维系，只有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对于乡村小镇最为重要的血缘纽带，在城市流动拥挤的人群中，已被牵扯得越来越式微无力。这次回访让“我”看清了城市，也成为了“我”婚姻破裂的导火索，而“我”对弗莱明姑妈旧居的回访，则让“我”重新感悟了乡村的价值。这并非是指物质的存在。多年以后，物是人非，老屋早已易主，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生产替换了传统的小规模家庭作坊，如今的农场主也越来越像商人，精确计算着投资风险与回报，以及扩大化再生产。但是，即便连赫布伦山也已夷为平地，“我”却深感到精神不灭。闭塞的乡村想象之所以让人眷恋，正是因为它的非功能性、非物质性、纯粹性和永恒性。“我”终于明白，弗莱明姑妈们照顾来历不明的穷隐士，并不需要是出于爱情或其他任何目的，这只是她们的生活：劳作与相互关怀。过去的都已入土，无论是代表着都市理想、突出重围的母系钱德利家族，还是代表着乡村传统、老死故居的父系弗莱明家族，都在“我”的成长中深深烙下了印记，“我”就是这两种矛盾势力的不调和体，而这种含混的边缘性，正是加拿大性。
二
在《关系》的开篇，“我”这样描述几位钱德利姨妈：
艾瑞斯姨妈来自费城。她是个护士。伊莎贝尔姨妈来自第蒙。她有个花店。弗洛拉姨妈来自温尼伯，是个老师；维尼弗莱德姨妈来自埃德蒙顿，是个女会计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