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东征！》书稿发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后，我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自把《东征！东征！》列作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点作品扶持系列，我一直在认真琢磨如何来写好此书。近一年来，案头上总是摆满了相关的书籍和史料，一有闲暇我总是在书稿上修修改改，脑子里总是晃动着一大批显赫的历史人物。按理如此认真，如此卖力气，总该磨出个像样的东西了，但是遗憾得很，别说读者，每每自己翻阅起来，总感到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出来一本书连作者本人都不满意，怎敢期待读者和行家对它垂青呢？
都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已经很努力地去耕耘了，但收获并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为自己找出了几个理由。一是框架歪了。因为好几年前，受党史部门的委托写过一部三不像的《东征风云》，它是在党史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全景式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当《东征！东征！》被列入省重点扶持作品之后，我没有想到推倒重来，总想在原基础上把它改写出来。于是修修补补，改来改去，总是难尽如人意，有段时间一看到那本书稿，头就胀大了，非但没有所谓的“灵感”，头脑还常常进水“短路”，茫然不知从何下手。
望稿兴叹的时候，自认为一座房子起歪了，无论如何去加固修饰也难以达到建筑质量要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历史”和“纪实”这两个词束缚了我本来就很有限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广州改稿会时，许多专家提出意见，要我放开胆子写，写出孙中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陈炯明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两大政治集团的成员各自又都是怎样的人，不能隐去自己的观点。要写出他们的矛盾冲突，如孙中山“北伐统一”与陈炯明“联省自治”的矛盾；地域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矛盾；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矛盾；和平与战争、悲悯情怀与英雄救世的矛盾等等。
我相信写透他们，写出孙中山、陈炯明的个性，写出他们的坚定、执著、彷徨及苦恼，写出他们伟大的同时也写出“伟小”的一面，一旦如此，其艺术价值远超过一段全景式的历史记叙。
但我无能力水平来驾驭这些显赫的历史人物，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虽然他喜欢梦想，甚至自以为是，固执自信，但他最终成功了，他就可以一次次地转危为安，并达到目的。我觉得他是神，人怎么可以把神写好？特别是像我这种庸人，要达到那种境界更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我们乡间流行着一句俗话：刚学剃头碰上大胡子。这与我的《东征！东征！》创作有些类似。因为在此之前我连长篇小说都没写过，又怎能写好一部重大历史题材的鸿篇巨著？书中涉及的都是尽人皆知的风云人物，那种小心翼翼瞻前顾后带来的拘谨和尴尬可想而知。
故在创作时我只做呈现和罗列，不敢妄加推测和评论。
李敖在《孙中山研究》一书中曾引用了不少史料，其中有陈炯明回给吴敬恒的一封信，信中说“炯之用兵，过于踏实，不能如孙先生之枪法，旋空大演而已。”陈炯明用兵也许如其所说，太踏实了，他的踏实导致了他的失败。我的写作如同陈炯明用兵，过于踏实，囿于历史，所以失败了。广东文学院的老师给我一个不客气的意见：“作为偏重于历史传记文学，该书可能较全面、较准确地反映了20年代一段大革命历史著作，有其一定的认识价值，作为纪念辛亥革命是适宜的或许是成功的，但如果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是欠缺的，距离文学的要求较远，甚至是失败的。”
尽管如此，我始终侥幸地期待着，对于想了解东征这段历史，想了解孙中山和陈炯明是如何反目成仇的过程，想了解二次东征与惠州的地位和作用，比从卷帙浩繁的历史资料中去寻阅，读《东征！东征！》可能会更愉悦便捷。当有读者也认同这一观点时，我会很欣慰地感到收获虽然不丰，但并没歉收，这既是我对历史题材的一次尝试，也是我献给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建党90周年的一份薄礼。
最后要感谢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作协、广东省文学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专家给予的扶持和鼓励，感谢市、区委宣传部、文联、作协各位老师和文友的指导和帮助。
为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