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情沉重,脑子空白白的。他问自己,这“时局关系”真的如此震动么?想想罢!这后面不就是政策又收紧了,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那么河对岸要捎回来的白米、面包干、饭焦、咸肉、香肠……都是要割的尾巴了。这些都是活命保命的东西,人家都不稀罕。这又犯得上什么时局,什么关系呢?村人担心的就是填饱肚皮的事。难怪村里流行曲,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他的心一样的沉重!
青牯要找妈妈,拉着他往河边走。小黑狗走在前面,头也不回,小狗识途。河边依然青草蓬勃,流水清清。他抬眼望去,那稍为低陷的地方就是他俩过河之处了。青牯站住,不停地喊妈妈。
昨夜,月茹拖着儿子一起过河。爬到对岸,没留神青牯滑落一道小水渠。她夫妇俩只顾着往前冲。孩子爬起来时惊得迷了路,又不敢哭,也不敢喊妈妈。幸得小黑淡定机灵,带着他往回走,回到家里。
方田心细在离家前给儿子口袋里装上张纸条,以防万一。拜托姓肖的朋友了。
他知道方田满肚冤郁,但没有想到他会断然出走,连儿子的后事也安排了。他俩是民兵,平日出入成双,同捞同煲。那年歉收,眼看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方田夫妇吃得做得,饭量也大些。每月不到三十斤谷口粮,填不饱肚子。方田悄悄地在屋后山背开了两分荒地,插上几行番薯,总算有点帮补。这不惹祸了,犯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批判检讨,交回开荒地。幸得村支书易天乐暗地相助,事情才没闹大。再加上那回逃港潮,有个外地女孩身子瘦弱,连小河也冲不上去,只好走回头。方田见她可怜便放走了。新旧账一块算,方田给民兵除名了。这可是件大事。要知道村里男人本来就不多,男青年更是稀有品种,连民兵也当不上,够丢人的。幸得妻子月茹乐观豁达,通情识理,她背地里说丈夫没错。不是偷不是卖,吃饱肚子不是罪。一点也不在乎。
这回风声紧,说没点顾虑担心是假的。得未雨绸缪。方田是个孤儿,身世凄凉。月茹父母都在美国。奶奶去世后只剩下她一个人,平日家中缺粮短油都是双亲接济。其实方田自明,家里事情还是得听老婆的。
这回乐观的月茹也犯难了。眼见肖超和跟何静江这样的好人也大难临头,易天乐也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究竟还要牵连上多少关系,禁闭边境又得待多少日子呢?她想深一层,丈夫已落魄低人,前程堪忧,活着也没意思。心想倒不如换个环境,自己又不是没有去路。于是便给妈妈写了封信,透露心事。心一横便过河去了。
扪心自问,不胜唏嘘。她从娘胎落地已开始割资本主义尾巴,割了二十年,她也当了妈妈,还是闹哄哄的割不完。就似壁虎尾巴,一碰就断,断了又生。其实村里家家户户都是一家两制,一个家庭两个世界。不说全村,就是全县一半人口在外面,家家都有一个家在对岸。唉,两个世界的事都一目了然,黑与白,香与臭,好与坏,饿与饱都分得清清楚楚,何必要非割这切那不可呢!傻瓜也懂得分辨肚饿与肚饱。她想不明白,这分明是死路一条还不回头。越往下想她就越失望了。
她又想起静江,她呀,漂亮的姑娘会嫁给谁呢?自己命苦,她比自己还命苦。
何静江跟着大黄狗来到河边,一眼就望见肖超和同青牯。小黑不知什么时候溜到河对岸去。青牯睁着一双泪眼,叫声何阿姨。她搂着孩子,默默地紧搂着。
他们三人,宛如一家人沿着河边漫行,一言不发。唉,心事重重,难呀!
回到月茹家里,喝了杯开水,才觉得有点儿累。青牯已累得睡着了。
他俩相视凝望着,眼睛都含着泪水。她忍不住扑倒在他怀里,相互拥抱着。两人都哭了。伤心极了。
“我做了去海南的准备。”他说。
“什么?”她反问道:“我恨死那个地方!”
“我已别无选择了。”他明白她的心事。
“死了我也不去。”
他知道她妹妹初中毕业就到海南农场插队。一个美貌纯真的姑娘,年轻天真有点幼稚,场里安排她兼当赤脚医生,得下队里诊病。正是出诊的缝隙,场长安排策划好地点,把她给糟蹋了。她受伤得太重了,失常了。后来被关在一间杂物室里。半年之后,何静江才获知妹妹的消息。待到她和肖超和赶去海南,那位农场场长出差去了。说妹妹是病死了,也没给家人发个通知。生无对证死无尸首。唉,人单力弱,苦无证据,几句敷衍的话便打发他俩走了。亲爱的可怜的妹妹就这样献身给农村广阔天地!
她伤心透了。她清醒了,也谨慎了。
“不说了,不提了。”他忙着安慰地说。
她想了想,深情地望着他说:“你是不会过河去的,难道就真的是天有绝人之路。”
她了解他。一个好学善良英俊的青年学生,充满热情理想。他读广雅中学,她念培道女中,两间都是名校。他俩在一次联校晚会中认识。他抱着把木吉他,温情地演奏着《梭罗河》,琴声太优美动听了。她听着听着,禁不住凑近前去。她着迷了,从没有这样的迷离过。
他感觉到有一道迷人的目光在望着自己,温柔亲切得有点灼人,他带着这份柔情的目光演奏得更投入了。传奇的琴声,充满感觉的音调,成了他吉他之音的绝响。
演奏完了。他见了她。一眼就惊住了。她漂亮温文大方,一双大眼睛,高挑身姿,胸脯耸挺,玲珑性感,给人一种神奇独特的健美感。今晚他感到太幸福了,能遇上她,真好。
之后,他们很常见面,相好了。
他父亲是邮电工人,根正苗红。她爸爸是南头人,属边防地区。他俩都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经过筛选挑拣,他们才分配到边防来插队,这是无上的光荣,令人羡慕不已的光彩。真的,他们是热血沸腾抱负理想奔赴农村的。
然而,晴天变阴,哪会想到会有今日,一律得转移海岛。这不是明显地不受信任吗?这不是时代的欺骗吗?又有谁同情过他们的感受,说过一句公道的话呢?
“你理解我。”他难过极了。
“我明白。”她说,“但历史早已宣判你无罪。”她理解他是不想给人戴上叛国的帽子。
他仰天长叹道:“历史已经不属于我们的了。”他腰间挂着几串两条村子空屋的大门锁匙,还牵着孤零零的青牯,他能丢下这份亲情走吗?他心里还惦记着父亲临行时说过的话:绝不可以过河去!这就是历史,他一个知青的历史。
她伤心地哭了,搂着他哭出声来。哭吧,眼泪流干了就不流了。历史是什么?干涸了的眼泪。
这是他的信仰。她又能说些什么呢!她心灰了,她心凉了,她心碎了!
“我们只有分手了吗?”她伤心地说。已经没流眼泪。
“那也是暂时的。”他搂着她。
“不,不会的,河水不会倒流。已经再没有机会了。”她有了过河去找妈妈的打算。她已一无所有,就剩她一个人了。
“来日方长,我们可以等待。”他依然自信。
“我在哪儿等待呢?”她问。她感到无地立足的悲哀了。
他搂着她,紧紧地搂着,无言以对。
她抬起头望着他说:“好,等待,那就找个地方等待吧!”然后又认真地说,“我会找到个地方的!”
说完,她便带着大黄走了。他惆怅地望着她那远去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