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妻这“豆腐渣”年龄，孕生一团血肉自然过迟，所以险象环生也在所难免。但妻总算争气，几次都勇夺难关，惊而无险。5月16日黎明时分，小东西呱呱落地，医生大声嚷嚷，要男还是女？吓得我和妻都不敢吱声，等我终于应答，声音又极端虚伪：女。那就送我吧，医生戏谑道：是男的。一下把妻从手术台上抽打起来：我看看，让我看看。那样子像看一眼后，小东西真要被医生掠走。医生把小东西高高托起，小东西的“小东西”暴露在妻眼前，几步之外的我都已看得清清爽爽，而妻却依然痛苦呼叫：没看到，在哪里？我没看到，让我摸摸……这时我发现妻目中泪水汹涌，一对泪眼绝望地挣扎着，哪还看得见什么。我赶紧上前，抓住妻手，把它轻轻按放在“小东西”上。只微微一碰，妻之手如触电般弹开，沉沉地昏倒在手术台上，惟有默默的泪流告诉我，她还活着。
我要说，这是一场战役，漫长的战役，险情四伏的战役，我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我们没有借助伟大的B超机来预测这胜利，因为我们担心伟大的B超也有渺小的时刻，更担心可能的失败被提前预支。对失败的巨大恐惧使我们都变格外脆弱、谨慎。但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报喜吧。电话当然是最赶紧的，但我又嫌不够隆重，所以最后选择了礼仪电报：奶奶，我与妈咪都好。小孙子。下午的晚些时候，弟打来电话，说妈要来看孙子。我说妈这身体怎能出门。弟说，没办法，妈的脾气你知道。我想也是，就无言。次日，弟再来电话，说机票买了，明天上午的。第二天，我正准备出发去机场接人，弟又来电话说，他们正在去机场的路上，但妈可能来不了了。我问怎么了，弟说自前天起妈就一直兴奋得没睡觉，刚才在车上迷糊了一会，醒来说眼睛看不见东西，他们打算先去医院看看。晚上弟又来电话，说母亲是高血压发作，引起眼睛里的一条血管破裂，复明的可能很小。我一下呜呼起来，想不到巨大的喜悦没叫我尝三天就……我呆呆望着浑然无知的小东西，心中一片茫然。
几经救治，母亲的一只眼睛居然奇迹地明亮起来。母亲说老天还算有情，留给她一只眼看孙子。但如何才能让老小相见？老者，耄耋之年，高血压，心脏病，一只创伤老眼，一次可怕教训，谁敢让这样一支风中残烛再出门？甚至母亲自己都不敢了。小者，嗷嗷待哺，弱不禁风，谁敢带这样一个小东西远足？况且我们都是公家人，决非想走便走得了的。我当然肯定会设法让老少尽早相见，这差不多成了我当前的重要任务。眼看小东西一日日长大，老少相见的希望在日日走近，我在欣喜之余却又担心母亲那只孤独病眼经不起最后的等待。若真如此，我想母亲大概也只能如妻当初一般，用手摸来断定小东西的性别了。哦，别、别这样——时光又被希望或者恐惧拉得很长，很长。
1997年5月29日
传递爱是人间最美
孩子一年年长大，望子成龙的心态是自己一直想克服的，因为我总觉得，一个人成龙成凤多半是不可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命运太复杂，我们能洞悉多少呢？洞悉了再多也许都是杯水车薪，不能定夺乾坤的。我经常告诫自己，人生的“大东西”是不可求的，我们能求索的只能是一些“小东西”，比如知识，比如道德感，比如待人接物的常理、常道，看待荣辱的心情、心态，等等。孩子从小到大，每天都面临着和这些“小东西”打交道，如果要面面俱到，那也是累死人的。忙是个托词，其实是缺乏耐心和毅力，这么多年我很少从一而终地去教促孩子学、养一个什么。只有一样：希望他学会去爱别人。这一点，我算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只要有机会，总是设法给他灌输这方面的道理。人到中年，经常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发现人生的诸多困难或者问题都是因为过于爱自己造成的。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一个“独”字让他们变得万分金贵，时时，事事，处处，总是在接受别人的爱，爱自己的权力被过分地放大、夸张，爱别人的心机和能力都受到限制。我总觉得这是个问题，所以，一直想在这方面培养、改善他一下。
当然，这种机会在生活中是点滴可见的，我时不时会言传身教，跟他言说一些关爱他人的事例、道理。但是，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有些道理他未必能真正领会，有些事情他必须亲身经历才能体验。时间就到了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的那场灾难从天而降，也给我教育孩子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每天陪他听广播，带他去公路上看一辆辆赴灾区赈灾的车辆，我想让他加深印象，什么是灾难，什么是生死，什么是爱。那时我们在乡下避难，白天和黑夜都有救护车不绝于耳的呼叫声，广播上随时都是灾情和向灾区奉献爱心的报道。有一天我问孩子，你为灾区做了什么。他说已经在学校捐了25元的零花钱。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全班人都这样做。我说，你是不是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嘴上答应了，但几天都没有行动。我说我刚得了五万块钱的稿费，准备捐给灾区，你愿意吗？他说那是你的钱，你想捐就捐呗。我说其实你的钱比我还多，你愿不愿意捐？我从儿子出生的那一天起，每年生日给他存一万元钱，计划是存二十年，算是将来给他做创业基金的。他大声说，捐！捐！捐吧！很爽快的。
我知道，他的爽快是没有概念的，他不知道十几万是个什么数字，对他、对我们家是个什么状态。我当时说也是半开玩笑的，并不当真。但是后来我决定“假戏真做”，我真的去银行把他的钱连本带息十五万多，取了个整数十五万，加上我刚收到的五万稿费，决定全捐。家人和朋友都觉得我这样做太冲动，太高调。确实，这对我不是一件常态的事，可以说是反常态的。每个人在做一些不是常态的事情时总会有些犹豫，迟疑，问几个为什么。说到底，这对我们家不是一笔可有可无的钱，一笔我可以不假思索地捐出去的钱。但最后我还是一意孤行，就是想到一点：我想给孩子种下一个强烈的记忆，让这个记忆去教育他，激励他，将来要去传播爱。我深信，只有他学会了去传播爱，他才会得到更多的爱。我想，不管今天他对这件事有什么感受，也许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个记忆会一生陪伴他，让他去感受，帮助他去想一些事情。有些事情只要去想，总会明白的。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年过去，我因为工作原因，于春节后离开了成都。随着5·12这个特殊纪念日的临近，孩子和我时常谈起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回去看看，做点什么。但是由于瞎忙一直没有成行，倒是孩子有了行动。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爸爸，我想把我的书拿去学校义卖，得到的钱捐给灾区，你们学校。”他说的“书”，是他9岁那年写的一本小书。所谓“你们学校”，就是由阿来、杨红樱和我等几个灾区作家发起的“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我们募到了一笔善款，决定在灾区建一所乡村中心小学。说真的，我没想到孩子会主动提出这样的想法，当时我内心一片温暖。这一次，我相信孩子是经过了思考的，因为临近青春期的他已经有些羞涩，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去卖自己的书是需要勇气的，但他还是勇敢地去做了。
孩子要义卖书的想法立即得到我和他妈妈的支持，尽管近来杂事繁多，我还是做好了去现场为孩子义卖活动助阵的打算，于私是帮助孩子，于公是为灾区的孩子做点事。最后我并未出面，因为活动得到了校方全力支持，成了孩子们自己的事，他们亲自设计宣扬画、搭台布置现场、吆喝叫卖，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带去的600多本书在第一时间全部卖出。这意味着有六百多个孩子为远方的地震灾区的孩子们献出了一份爱。在此，我要感谢孩子就读的我家乡的学校——富阳市永兴小学的老师们和孩子们。还要感谢杨红樱女士，她事后代表“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们，给富阳永兴小学的孩子们写去感谢信，让永兴小学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奉献爱的回报。我不认为爱是不需要回报的，没有回报的爱难以流动，难以长久。当然，这个回报也许就是一声谢谢，一个微笑，一份看到灾区的孩子能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读书的欣慰。
孩子义卖书的那天，我特意用美工笔写了几句话，让孩子带去学校，在义卖现场张贴。我是这样写的：“同学们：值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一周年之际，麦恩希望与大家一起向灾区的孩子们奉献爱心，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丽而高尚的事情，因为传递爱是人间的最美。当你向他人表达爱的同时，你也就得到了他人的爱。衷心地希望大家在成长的路上，去传递并得到更多的爱！”
此时此刻，我心里感到特别欣慰和暖热，因为整个义卖活动的前前后后，我看到孩子都是自觉自愿、真心真意的。我有理由相信，我给孩子“种下”的记忆已经活了，开始长出小小的根须。而这个开始，也许是他一生长长的一系列美好的开始。
老师姓沈
曾经有个很出名的刊物，叫《富春江画报》。我的少年时期就是在富春江边度过的。山南水北为阳，县城在富春江的北面，故名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卫星城。富阳有所很好的中学，即富阳一中，都说进了这中学，等于一只脚进了大学，每年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我初中时候成绩一般，没考上一中，上的是三中，时间是1978年。当时“文革”刚结束，像这种非重点中学师资力量非常弱，老的失散了，新的还补不上，老师青黄不接。因为高考是1977年才恢复的，新老师都还在学校当学生呢。我刚上三中时，没有化学老师，半个学期都没上化学课，化学课都改成劳动课，打扫卫生。现在看来似乎很荒唐，但那时候整个国家刚从荒唐中过来，哪里都残留着各式各样的荒唐踪迹。
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化学老师是过了国庆节后才来的，姓沈，叫国有，是个大胡子，年纪快50岁了，身体很壮实，说一口像新疆人的普通话，有时发脾气时甚至直接用新疆话训人。老师对学生总是有秘密的，但这种秘密最终又总是要被破解的。我或许是最早知道老师秘密的一个，因为我是化学课代表。说真的，我中学时数理化成绩很好，最差的是语文，语文中最差的又是作文，每次上午三四节课写作文，我经常吃不成午饭：因为交不了卷，等我交卷了，食堂已经没菜了。后来我的语文老师听说我在写小说，风趣地说：“麦家写小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篇小说。”可想，我的作文已经差到何等地步，都已经叫人看扁了。
不过，我想我的化学老师肯定是不会这样看扁一个同学的，他是一个好得你无法想象的老师。我后来一直在想，我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实是我人生的一大幸运和财富。沈老师在我们中学只待了很短时间，不到两学期，来得神秘，走得也神秘。我因为是化学课代表，跟老师有些“私交”，他提前告诉我要走。当时我听了这消息，害怕得浑身发抖，因为我太不希望他走。但我最强烈的希望也留不下他，留下的只是他之于我的“秘密的恩情”和“永远的教育”。
这是一个故事，说出来要叫我羞愧。是沈老师走前不久的事情，期末考试时，沈老师出的试题非常难，我考得是最好的，实际得分也只有43分。我后来想，沈老师一定是故意这么做的，他知道自己要走，也许想“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对学海增加一些敬畏心和上进心，所以把试题出得超常的深奥。这就是他教学、育人的方式，什么都不点破，让你自己去想，去感受，去领悟，去成长。他在课堂上讲课也是这样，他讲他的，你听你的，完了不做题，没作业，也不回答具体的问题，你问他某道题怎么做，他总是让你可以回忆一下他在某堂课的某一段的讲解什么的。他经常说，学来的知识是草，思考出来的知识是树，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头脑里种树，不要种草。我相信，我们班的同学在他的为期短暂的教导下，在头脑里没有少种树。但那次考试，树也都变成了草，因为太难了，狂风暴雨式的难，所有的人考得都哭丧了脸。大家从教室里出来，在走廊上看标准答案，都傻了，没有一个人笑的。
不过，我似乎有了“笑”的机会。因为我是课代表，最后帮老师收卷子，后来又一道回去。在回去的路上，有位副校长突然喊沈老师去做个什么事，沈老师临时把寝室钥匙和试卷一同交给我，让我帮他拿回去。一路上，我都紧张得不知所措……不用说，我在为什么紧张，老师给了我“笑”的机会，“妙手回春”的机会。试题有30分的选择题，如果想改一下简直易如反掌。我至今不知道，沈老师这么“大意”是有意在考验我呢，还是出于太信任我对我不设防了，还是他真的是疏忽大意了。总之，老师给了我“机会”，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