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总以为黄宗羲是史家、大儒，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没想到如此一位名士，当年为除邪惩恶、报仇雪耻，竟然怒发冲冠、气冲斗牛，做出有你无我、暴虎冯河的举动。
天启五年（1625年），在与魏忠贤及阉党的斗争中，东林党六君子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顾大章、周朝瑞、袁化中殉难。次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东林党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高攀龙投水死，其余六人死于狱中，时称为后七君子。他们前赴后继，以忠肝义胆谱写了一曲辉映史册的慷慨悲歌。
做过明天启年间御史的黄尊素是黄宗羲的父亲，在受尽酷刑含冤而死那年，黄宗羲只有16岁。崇祯元年魏忠贤遭斩杀，19岁的黄宗羲怀锥入京伸冤。在审讯时，他与仇人当庭对质，怒火中烧，取出怀中之锥击刺阉党党人许显纯；又痛殴崔应元，拔其胡须代头祭于他父亲的灵前。恨犹未了，黄宗羲前往监狱中，找到曾殴打并杀死其父的两个牢卒，一并杀之，痛快地为父亲报了仇。在审讯阉党党人李实时，他复以锥刺李实。黄宗羲一下子出了名，人称姚江黄孝子，连崇祯皇帝也叹其为忠臣孤子。
又是这一位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更头戴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桂冠的大师，竟令人难以置信地与囚徒、游侠、山寨王等不光彩的头衔联系在一起。
崇祯末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更趋激烈，江南几十个文人社团合并成立复社，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主张改良，黄宗羲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由于以黄宗羲为首的复社士子联名写了《留都防乱公揭》，矛头直指贪赃误国的南明朝廷权臣阮大铖。阮大铖与马士英狼狈为奸，对东林、复社文人大加迫害，黄宗羲遂与顾子方（顾杲）并逮。其时清军南下，南京朝不保夕，黄宗羲乘机踉跄归淛（浙）东，举旗抗清。与他的两个弟弟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营暞。后来又安营扎寨于四明山，先后达数年之久。
坐过牢，做过盗，但抗清斗争最终还是失败，兵卒不多的全军也覆灭了。为了逃避追捕，黄宗羲携带家眷逃往剡中，躲进深山，一边精研兵法历算，一边等待时机。当获悉监国鲁王在闽中打开局面时，黄宗羲前往追随，过了一段短暂但极其艰苦的海上生活。他在《思旧录》中回忆说：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无奈大势已去，时不再来，重新创造一个抗清的暖春气候谈何容易。
顺治十年（1653年），鲁王被去掉监国的称号，海氛渐息，无复所望，黄宗羲才怏怏地奉母返里门，毕力著书。从此过着出而耕樵，入而诵读的隐居生活，开始了他下半生的著述生涯。在此期间黄宗羲写下著名诗篇《山居杂咏》，在其中（其六）描述了他在山居耕读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农舍兼书斋，犁锄共翰墨，牛宫豕圈和药灶茶铛成为诗人抗贫养家、诵读治学的物质基础。诗曰：
数间茅屋尽从容，一半书斋一半农。左手犁锄三四件，右方翰墨百千通。
牛宫豕圈亲僮仆，药灶茶铛坐老翁。十口萧然皆自得，年来经济不无功。
经历十年烽火、千里奔波，一旦归隐山居、著述教学，黄宗羲对追求自己理想、实现人生目标依然满怀信心。他的《山居杂咏》（其一）表达了不畏逆境、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和生死不渝、贫贱不移的高尚情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锋镝牢囚取决过，依然不废我弦歌。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岂能奈我何？廿两棉花装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锅。一冬也是堂堂地，岂信人间胜著多。
晚年的黄宗羲在自题画像时，对自己的一生经历做了精辟的总结：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跌荡起伏的人生三变，简练地说明了他19岁后所经历的坎坷之路。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黄竹浦人。黄宗羲早年师事晚明儒学殿军刘宗周，刘宗周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启东（起东），号念台，为继王阳明之后的大理学家，因讲学蕺山，世称蕺山先生。名师出高徒，加上读书、做学问认真投入，黄宗羲早在崇祯末年就很有名气了。半生的遭际，使他对人生、对社会和政治有了更为清醒深刻的体悟。十里八乡都仰慕黄宗羲的学问和人品，请他讲学或者跟他学习的人纷至沓来。为了正规地教学授徒，黄宗羲决定首先将二十年前刘宗周创办的证人书院恢复起来，重新开始讲学活动。
治学严谨，见解独到，提倡实学，不尚空谈，是黄宗羲一贯坚持的学风。《清史稿》曰：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他的治学原则，一讲究根基，主张以六经为根基，反对不读书的清谈；二重视博览群书，强调融会贯通；三主张经世致用，反对读死书，更厌弃迂腐之学。晚明以来，束书而谈、空洞浮躁的学术风气泛滥多年，黄宗羲的出现，一扫积累经年的歪风。
他多才博学，著作宏富，于经史百家及天文、历算、音律、释道、农工等诸多领域均有造诣。一时间黄宗羲在学术上声名鹊起，全国各地到处来人邀他讲学。黄宗羲大名传到朝廷，康熙下令地方官员收集黄宗羲的著作，并曾接连两次征召他赴京任傅学鸿儒；后来康熙欲修明史，又再次邀他赴京主持史局。然而黄宗羲屡征屡辞，不入清廷，也从不参加清朝科考，布衣终身，表现出了安贫乐道的隐士情怀。
黄宗羲的治学以捍卫王阳明心学为任，力主诚意慎独之说；但因深受阳明学影响，其盈天地皆心也观点有唯心论的倾向。他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又具有唯物论的特色。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系统记载、论述明朝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明儒学案》，这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史专著。黄宗羲晚年于《明儒学案》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正是他推动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一般史学中划分出来，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身为史学大家的黄宗羲倡言治史，坚决反对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终，徒据残书数本，墓单词，便思抑扬人物的腐败史学风气，竭力提倡精研史实、通达古今的史学学风。他更注重对乡邦文献及当今人物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这种学风推动下形成的浙东研史之风，成为清朝史学研究之开山鼻祖。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皆以史学名家著称，师徒一起蔚为浙东学派。
他对明朝的历史典故极为熟悉，且多身历见闻，又善于叙事，因此他的散文从各种不同角度反映了明清之际大变动的社会面貌，尤其是明末东林、复社的反宦官斗争以及南明政权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他所写的传状、碑志文，不仅生动传神，而且涉及的人物面很广。他带着强烈深厚的感情，含着热泪为明末那些忠臣义士写墓志，以一支劲笔着力表彰他们的坚定节操和壮烈行为。
在为张煌言撰写的《墓志铭》中，黄宗羲以丙戌航海，甲辰就执，三度闽关，四入长江，两遭覆没，首尾十年有九，总结了挚友的抗清斗争历程，认为他的北征可和南宋末年文天祥的指南相提并论，共与日月增光。他还撰文赞扬他的老师刘宗周，特别是其倔强耿直的性格，成功地刻画了一位诤臣兼学者的形象。
虽然黄宗羲的诗的成就不及散文，但也留下了一些可诵之作。他的诗多直抒故国之悲、怀旧之感，不事雕饰。康熙十七年（1678年），黄宗羲写下四首《周公谨砚》诗。周公谨就是宋末周密，号弁阳翁，入元未仕，专事著述。一直抱有遗民之痛的黄宗羲，与当年的周密一样，以隐居著述、写诗文言志，《周公谨砚》的第一、二首为：
弁阳片石出塘栖，馀墨犹然积水湄。一半已书亡宋事，更留一半写今时。
剩水残山字句饶，剡源仁近共推敲。砚中斑驳遗民泪，井底千年恨未消。
自1654年起到1695年去世的四十一年中，黄宗羲的著述生活走了三步：第一步是1654～1667年，以整理自己在南明期间所形成的思想为主；第二步是1668～1685年，他的主要精力用在讲学和经术的研究上；第三步是1686～1695年，主要是编纂汇集和进一步整理自己的著作。黄宗羲的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律吕新义》、《易学象数论》、《大统历推法》、《今水经》、《黄梨洲文集》、《黄梨洲诗集》和《行朝录》等。
二
读过中国历史的国人不一定读得到黄宗羲，但学过世界历史的学生却必定记得卢梭，毛泽东就是在中学时代读卢梭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叙：少年毛泽东在湖南湘乡一所学校念书时，也学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文章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句：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暞在一部叫做《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后来他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到了卢梭的著作。
卢梭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1762年，卢梭最重要的著作《民约论》（今译《社会契约论》）问世了，书中宣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原则：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这是天赋的权利。国家则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人民的自由为强力所剥夺，人民便有起来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书一出版不仅无人问津，而且立即遭法国当局禁止，卢梭也被迫逃往瑞士。但《民约论》很快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从美国的《独立宣言》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深刻地留下了卢梭思想的烙印。《民约论》被誉为是人类解放的第一个呼声，世界大革命的第一个煽动者。
然而法国人、美国人并不了解，另有一部从民本立场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杰出著作，百年之前就在神秘而封闭的大清王朝问世。卢梭也不知道，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中国前辈，百年之前就已完成了和《民约论》所见略同的政治哲学著作——《明夷待访录》。从《明夷待访录》到《民约论》的一百年，正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资本主义生产力取得长足进步的时期。但被清廷列为禁书的《明夷待访录》，却长期禁锢在封建专制樊笼中，并不断遭到封建文人的谩骂或纠谬。书作者黄宗羲的思想自然也未能随风飘扬，走出国门。
《明夷待访录》这部政治哲学的精华版，凝注了黄宗羲超越时空的智慧，集中了他主要的政治思想，表现了他纵横恣肆、宏伟浑朴的散文风格，因而也成为他人生篇章中最精彩、最绚丽的一页。
生活在激烈动荡如其所言的天崩地解时代，黄宗羲亲历了甲申之变、李自成亡明自亡、吴三桂降清反清、顺治帝定都北京、多尔衮血洗江南等一系列历史变故，又目睹了清人在一统中华后重新确立君主专制体制的政治大变动。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几多变故几多教训，黄宗羲在澄思踿踿渺虑、追本溯源后，痛定思痛，不仅对明清嬗替而且对整个中国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于是，他从顺治十年（1653）到康熙二年（1663）的十年间，先后写作了《明夷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两部以总结治乱之故、条具为治大法为宗旨的政治思想专著。经过长期酝酿，黄宗羲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作《明夷待访录》，康熙二年（1663年）十月，雨窗削笔（《明夷待访录·题辞》），也就是补充修改完毕，并写了序言。这是黄宗羲一生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也是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明夷本为《周易》中的一卦，夷是伤的意思，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后因以此喻昏君在上，贤人遭受艰难或不得志。待访是希望此书成为后人之师，期待后代明君来访。全名的意思就是黎明前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明夷待访录》共有论文二十一篇，作者披着夏、商、周三代的理想外衣，托古改制，在其中的《原君》、《原臣》、《原法》、《学校》诸篇中，尖锐地抨击了家天下的君主专制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
《原君》批判现实社会之为君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矛头直指秦王朝以后沿袭下来的以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君主专制制度。《原臣》中指出皇帝以法祖为名，把臣僚当做自己的宦官、宫妾，而封建朝廷之臣则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为己任，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原法》批评封建国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以三代之治为楷模，用前无古人的充满民主思想的大手笔，描绘了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在他所设计的新型社会中，政治上首先伸张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让天下成为天下百姓的天下，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原君》）；同时主张实行君臣共治，认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为臣做官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原臣》）。在法制和监督机制上，法律不是皇帝的一家之法，应当效法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原法》）。他设想的未来学校，应该发挥社会舆论中心和议会的社会功能，使之有议政参政的作用，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学校》）。
在经济上，黄宗羲主张授田于民，以利发展生产，解放生产力。据他以万历六年实有田土计算，以实在田土均之……每户授田五十亩，即可实现仁义之治（《田制二》）。与此同时，他力主减轻百姓负担，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田制一》）。黄宗羲还指出，古代圣王实行重本抑末的原意是抑制奇技淫巧的奢侈品以及一切民用迷信用品的生产和经营，并不是抑制正当的工商业，而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他是中国历史上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之第一人，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理论根据。
《明夷待访录》这幅闪烁着民主思想光辉的蓝图，发挥了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思想，并演绎为以反对君主专制、强调万民地位为特征的新民本思想，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探讨中国君主政治制度改良的最高水平。虽然黄宗羲的思想仍没有跳出圣人之治的窠臼，却鲜明地反映了明清之际唯物主义思想高涨踿踿的特点，成为近代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同时代的大思想家顾炎武，高度评价这部书的价值：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黄宗羲在世之年当然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实现的一天，而且也无法知道在其身后二百多年，当清末维新运动兴起时，它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思想武器。维新派主将康有为称颂黄宗羲为本朝之宗，另一主将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明夷待访录》
时说：它在我们当学生时，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明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思想激进的维新派干将谭嗣同对《明夷待访录》等新民本思想代表作极为推崇，清末革命派章太炎、邹容等也都受到了它的深刻影响。而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特地将翻印的《明夷待访录》赠送给日本友人。
为纪念黄宗羲逝世三百周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对其著作进行增补、整理，于2005年出版了新版《黄宗羲全集》。曾任叶圣陶先生秘书多年的余姚人史晓风，将此《黄宗羲全集》赠送给温家宝总理，总理在《致史晓风先生函》中发出感言：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许多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大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暞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些地方开展并税除费试点，税费改革成为弦上之箭，势在必行。然而改革使农民负担简而复繁，出现反弹，反而越改越重，在传统政治体制下搞税费改革，又一次跌入历史的怪圈。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明税轻，暗税重，集资摊派无底洞现象，又开始死灰复燃；正供有限，而横征无穷的可怕后果，也逐渐浮出水面。针对这种现象，1994年的第二期《改革》杂志刊登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一篇文章，题为《农民负担问题的发展趋势：清华大学学生农村调查报告之研究（四）》，文中第一次提到一个新名词——黄宗羲定律。
黄宗羲定律指的是在深刻反思历代田赋税制改革后，黄宗羲得出的一个总结——积累莫返之害。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对税制的重大改革：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改革、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和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进行摊丁入亩的赋税改革。历史上的这三次税费改革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统一税制，化繁为简，开始都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甚至出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的局面。然而持续时间都不长，而且每次变革，都为后来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使农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中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田土无等第之害（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所税非所出之害（田赋征银，农民种粮食要等生产的产品卖出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积重难返之害（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为此他开出的灵丹妙药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2000年，税费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广时，《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秦晖的文章，题为《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文章很快被多家报刊及主要网站转载，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于2000年底，也就是中央在安徽召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总结会议前夕，在《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一文上做了批示：
请怀诚、耀邦（刘坚）、马凯同志阅。要跳出黄宗羲定律，农村税费改革就必须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控制税赋的绝对额，长期稳定不变；就必须在财政上厉行量入为出而杜绝量出制入。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值得进一步研究。
温家宝
十二月廿八日
温家宝提出稳定税额，绝对量不变，财政上要量入为出。因为历史上传统财政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量入为出，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多少，就办多少事，不铺张，不奢华，不搞大摊子；另一种是历史上的封建朝代通常采用的量出制入，官府需要什么就向农民征什么，需要多少就征多少。所欲所求无止境，征收也就无法控制了。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黄宗羲定律暞怪圈。同时总理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暞怪圈。以后，温家宝以及负责农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这个定律，指出要跳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随后，全额免除农业税等一系列惠农政策从中南海颁布向全国，其政策用意就是要让黄宗羲定律彻底失去存在的土壤。
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在第三次农村革命推动下，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被最终废除，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使农民在税负上处于与城市居民的平等地位。它开创了中国农民无税的新时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
然而好景不长，曾几何时踿踿踿踿，从浙江兰溪一个拥有1370人的行政村传来消息，那里以宅基地竞价拍卖等方式使黄宗羲定律再现。这个村子叫陈家井村，是一个土地资源非常紧张，连续九年未新批宅基地的村庄，在那里无地建房，农民一筹莫展。2007年有了新的转机，村委会从兰溪市国土局获取了批宅基地用地指标，就以9灡9万元从农民手中征收了6亩土地，每亩价格是1灡65万元，设置17户宅基地，然后以竞价投标方式出让给本村农民建房。150多户需要建房的农户中只有17户中标竞买得宅基地，而6亩土地拍卖金额高达197灡93万元，村委会从中轻松获得大约187万余元的级差地租，平均每亩地竞标价高达30万余元。即便除去利用闲置的旧屋基，余下的宅基地如果都按照竞价投标的方式进行，村委会至少还可以从农民那儿收入1000万元以上的宅基地款。
在《明夷待访录》问世近三百五十年、社会主义新中国诞生六十余年后，黄宗羲定律的新版本就这样堂而皇之产生了。和以往黄宗羲定律现象不同的是，这次不是由于中央和各级政府的赋税加重，而是来自一个让农民竞价投标购买宅基地的土办法。农民在权势大棒的驱赶下，不得不掏自己的钱高价竞买自己的土地，尽管早在1993年，中央就下文取消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收费，后来又多次强调这是一项乱收费。特别是当温家宝总理闻知陈家井村的黄宗羲定律现象后，十分重视，批示国土资源部了解处理，然而处理结果却是让人尴尬的无可奉告。
陈家井村圈地、圈钱的怪象，显示了黄宗羲定律的现代特色——通过土地资源买卖是将农民的财富掠夺殆尽的捷径。以这种竞价投标的办法非法敛财，远比当年英国贵族的圈地运动更加高明和残酷，圈地运动只是将农民赶出家园，并没有强令他们交出一笔天价的买地费。陈家井村重现的黄宗羲定律，不仅只是该村土地问题之冰山一角，而且更是全国土地、矿山、国有资产等大量问题的沧海一粟。充斥于陈家井村的还有土地违法舞弊、矿山采矿权以离奇低价出让以及农民利益被严重剥夺等一系列问题，而该村拙劣的巧取豪夺行为，在中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低价贱买、高价竞买戏法面前，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直到今天，黄宗羲定律式的循环往复仍然在不断地重现、延续和扩展。在经济领域，每一次税制改革，看似减轻了人民大众的负担，但各级地方政府为维持财政收入，可以无视中央规定，随意把自己的经济措施变成政策和法规，编制出新的收费名目。各种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千方百计地钻政策、法规的空子，只要它们发现哪怕是一点蝇头小利，也会蜂拥而上，毫无顾忌地瓜分掉中央免费送给老百姓的蛋糕。在教育领域，学生和家长们陷入了不断减负而又不断加载的困惑中。在行政领域，也出现了黄宗羲定律的涟漪，改革开放以来先后六次行政体制改革，都没能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无论是行政成本还是人员数量，都是在改革声中一路攀升。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中国哪一天能摆脱历朝历代都走不出的怪圈呢？
四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底，杜甫因避战乱，携家人抵达成都投靠故人严武。第二年春，他在友人帮助下于西郊建了几间茅屋，自称草堂。将近九百年后，另一位大儒黄宗羲在位于余姚化安山的龙虎山谷地间，建起了一座龙虎山草堂（又名龙虎草堂）。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位于长江头的成都草堂和建于长江尾的龙虎草堂遥遥相对。杜甫在草堂居住的三年半中，写下的诗歌达二百四十余首之多，达到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其中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而山间草堂蛰居的黄宗羲，三年中撰写了千古名篇《明夷待访录》和《易学象数论》，编辑了卷帙浩繁的《明文海》。
一座朴素简陋的草堂，给流离失所的杜甫一家带来些许安慰，杜甫以惯有的安贫乐道的乐观精神，在穷愁之中写下了《狂夫》一诗，描述了草堂居所附近的幽美景致：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而对草堂周围山水风光情有独钟的黄宗羲，也在《剡中筑墓杂言》一诗中深情地歌咏：
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月浸桃花。
《黄梨洲年谱》载：四明山北麓有化安山，故宋所谓剡中也，东峰状类虎，西峰状类龙。抗清斗争失败后，面对抗清无望的现实，黄宗羲在龙虎草堂潜心著述。他的不少学生、友人来此造访、问学，使小小草堂一度成为浙东学子聚谈论道的沙龙。
龙虎草堂曾于清康熙元年（1662年）遭火灾。据黄宗羲小儿子黄百家回忆，当时出书于烈焰之中，零落而散失者又不知凡几。五月，他在黄竹浦的故居又遭火灾。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的不幸遭遇，对黄宗羲的生活、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然而他毫不气馁，把飞来的灾祸置之度外，从头开始，继续著述。1995年，在黄宗羲逝世三百周年之际，余姚市政府在龙山和虎山谷地间的原址上重建了龙虎草堂。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冬，79岁的黄宗羲于化安山下的龙山东南麓自觅墓地，在此起彼伏回响于空谷的舂杵声中，营建了极其简朴的生圹，并为此作诗留存：
空谷登登相杵频，野狐蛇鼠不相亲。应知难免高人笑，苦恋生身与死身。
在筑墓的同时，黄宗羲从容地写下《梨洲末命》、《葬制或问》，告诫儿孙给自己安排与传统礼教相对抗的丧葬：他死后就用平时穿的衣服入殓，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做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一概不用，意在痛心明亡，以求遗体尽早腐化脱离清朝的世界。他还引现世之例吟诗，阐明不棺而葬不仅古已有之，今人也有先我而行之：
闻说始宁有赵君，不将棺木自缠身。人间亦有奇于我，比例无烦及古人。
他又嘱托儿孙，于墓前拜坛下水田分作三池种荷花，相厚之至，以于坟上植梅五株，再有石条两根，可移至我圹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暞。严子陵和虞喜都是隐居于其家乡余姚的先贤，前者乃汉朝名士，后者为东晋经学家和天文学家。黄宗羲以严子陵、虞喜为楷模，墓前的这副自撰的对联是他对儒家文化和气节传承的写照，他要毫无愧色地告诉后人：我黄宗羲不事王侯，变名隐居就像东汉严光；屡召不至，朝廷遇有大事就像咨访虞仲宁那样来咨询我。
黄宗羲著书、讲学，对保存一代之史、维系礼教传统的文化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其有生之年得到了清朝廷的认可和揄扬。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皇帝问尚书徐乾学：海内有博学洽闻、文章尔雅可备顾问者，徐乾学推荐81岁的黄宗羲，并说明黄宗羲曾以老病，辞不赴京，康熙皇帝感叹道：人才之难如此！从康熙元年直到康熙三十四年86岁去世，他在清康熙朝整整生活了三十四年，他的人生定位和文化选择，尽管充满痛苦和辛酸，但毕竟是成功的。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黄宗羲离开了他誓不共事的朝代和深深怀恋的土地。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从俭而葬，再次作诗示家人：
筑墓于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
儿孙们遵照遗嘱办理丧事，黄宗羲的遗体在龙山东南麓就穴而葬，没用棺木，未立墓碑，由清初著名史学家鄞县全祖望撰写神道碑文、萧山毛奇龄撰墓志铭。后由高友兰赠碑石，隶镌黄公梨洲先生墓。墓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即被毁，直至1981年文物部门才按原貌在原址修复，并公布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修之墓位于西北朝东南，与坐落在虎山北坡的黄尊素墓相距二百余米，两墓遥遥相对，象征着黄氏父子两代浩然正气、抗争不屈的一生。墓的四周是巍巍丛山和郁郁绿荫，秀丽优美，肃穆幽静。次年有关部门又按原貌在龙山公园重建了四座先贤故里碑亭，碑亭原建于清朝，是后人为纪念汉朝严子陵、明朝王阳明及明清之际朱舜水和黄黎洲而立。
有一种看法认为，黄宗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位大隐，在他之后的隐士中再没有比他更大的了。其实，把黄宗羲与历代大隐严子陵、陶渊明、王维、林和靖、倪云林等人相比，乃至让他跻身于伯夷、叔齐、老庄、鲁仲连等古隐士之列，委实有点穿凿附会。因为黄宗羲还有同时代的顾炎武等名儒，看似蛰伏乡间、与世无争，其实他们是那个时代最热心于时局而且从事着最激烈反清斗争的明末遗民。他们的隐是无奈之举，表明他们誓不与清王朝合作的决心，也表现了他们以退为进、用笔代刀讨伐清王朝的智慧。
因此，黄宗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尽管他也有类似采菊东篱下的经历，但却没有悠然见南山的心情。他一直在冷眼看世界，深入地思考历史，热情地唤醒民众。倘若把他归入隐士的行列，就必然会引起很多不确切的解读，也会使他头上的绚丽光环变得黯然。他与那些超脱现实、逃避社会的隐士们是没有共同语言的，而他那种敢于尖锐地批判封建社会的异端行为，对于历代德行清高、心无块垒地作逍遥游的隐士们来说，也无疑是夏虫不可语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