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哈密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极为高涨。1938年11月2日，新疆反帝总会募集寒衣委员会颁布了《募集寒衣条例》，19日成立了反帝总会抗日救国献金运动委员会，哈密反帝会立即响应，成立哈密抗日救国后援会，开展抗日募捐活动，许多群众纷纷解囊，捐钱捐物，不少妇女把结婚的金戒指、金耳环等首饰捐出，在平原、在山区、在城镇、在草原，到处传颂着各族同胞踊跃捐献、支援抗日前线的动人佳话。根据1941年新疆反帝总会的统计，哈密区从1938年到1940年共计捐款六万四千三百余元、银票八百余万两，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
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
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批到哈密工作的四人，有两人在教育部门工作。1939年2月，祁天民调到哈密区，任教育局局长。这样，五名中共党员就有三人在教育部门工作。他们贯彻“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的民族文化教育方针，把执行民族平等政策，唤起民众民主意识，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忠于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哈密，作为教育工作的政治方向。他们兴办学校，健全教育机构，建立教育秩序，培训师资，努力发展哈密教育事业。
一、深入调查，摸清现状。刘西屏等共产党人于1938年8月初到职。10月27日，行署一科（负责文教与社会团体工作）一等科员张东月深入各级学校，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查直到12月19日才结束，历时五十三天，哈密区当时共有各级各类小学三十八所，他直接调查了二十八所，写出了一万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是当时哈密教育情况最全面的介绍，为哈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料。
二、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当时，哈密区小学教育刚刚起步，哈密县小学教育仅限于城里和少数大村庄，镇西县乡村只有两所小学，伊吾县虽有六所维吾尔语小学，但都是1938年成立的会立小学。面对哈密区教育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以下几种方法：第一是发展公立学校，将会立小学中规模较大、负担较重的小学，如哈密县的回城小学、伊吾的吐葫芦小学等均转为公立小学；第二是鼓励汉、维、回、哈各族文化的发展，利用捐助和会产，创办学校，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第三是充分利用现有教学设施，扩大学校规模，如哈密女校原为三个班，扩大为四个班，学生达一百二十人，还附设一个妇女职业班；第四是重点资助哈萨克族小学教育，如对1940年10月成立的镇西县立海子初级学校，四个班全为哈萨克族学生，教育局不仅免收学费，而且适当供给学生伙食。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加之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和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支持，哈密区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到1941年，公立学校由1938年的七所发展到二十多所，会立小学由1938年的三十一所发展到四十多所，教师由近百名增加到三百多名，哈密教育事业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培训师资，保证质量。张东月通过调查了解到，哈密区的教师中，只有少数系省立师范、中学以及留苏学生，大部分为小学生和当地毛拉，一是文化水平低，二是不懂教学方法。解决师资问题是哈密教育事业发展的燃眉之急，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的措施，一是举办教师培训班，1939年、1940年，哈密区举办了两期教师培训班，共培训民、汉教师二百余人，为哈密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向省立中学和师范选送学生深造，1939年成立哈密区考试委员会，刘西屏、祁天民分别担任考试委员会的正、副委员长。因为哈密区高小毕业生不多，“且多不合格”，考试委员会决定放宽条件，汉族考生可选中年级优秀生，维吾尔族学生可选送四年级学生和维文会派送的高小未毕业的乡村小学教师。第一次报考学生三十名，录取十八名，其中维吾尔族十三名。考试结束后，又有三名“未及报考”的考生，经考试委员会研究，破例准予补考，结果又录取一名。这些学生毕业后返哈任教，既扩大了教师队伍，又提高了教学水平。三是请求省教育厅派遣教员，如1940年哈密女校校长、中国共产党人申玲给省教育厅的报告中说：“哈密文化落后，妇女知识薄弱……学生日渐增多，为推进女校教育……请教育厅由迪化派女教员。”
四、重视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祁天民在举办教师培训班时，亲自负责少数民族教师培训班的各项工作，对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学生进行重点培养，有时派教员到少数民族学员家里上课，这种重点培养感动了不少学生和家长。祁天民到学校调查研究工作时，总是先找少数民族教师和学生了解情况，他曾经向上呈文大声疾呼：提高哈萨克族文化，发扬“六大政策”，巩固抗战后方，加强统一战线，事关重大，游牧区创立学校一事，刻不容缓！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各族文化促进会大力创办会立小学，不到一年时间，各族文化促进会在农牧区就创办了二十七所会立学校，一下子使哈密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百分之六十。
倡导勤政，改革吏制，推动社会进步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密工作期间，在改革吏制、倡导勤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推动了哈密的社会进步。
一、奖优惩劣，鼓励进步。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任职后，立即考查公务人员的业绩，奖优惩劣，鼓励进步，树立正气。
1938年8月17日，刘西屏就任哈密行政公署代行政长。9月8日，他在“关于调查行署职员工作的公函”中明确写道：“……行署书记张××工作消极；二等科员杨××工作亦消极，医院工作人员缺乏，该二员暂均派往医院。……王毅、苏海峰二员因薪水低而工作情绪不高，并无其他行为，若加以政治教育，尚能使之改善。”另如二等科员方某“一贯挑拨离间，破坏工作团结，反抗科长，并欺压人民”，经呈请盛世才批准，“撤职停薪六个月，以示惩处”；三等科员章某“违反纪律，屡戒不悔”，原拟撤职，但因该员“工作尚能尽职，从宽处理，记大过一次，罚薪金一月”。
在1939年11月“哈密行署工作会议纪要”中明确提出：“在分配干部工作时，要考察干部是否能胜任等问题”“进行工作中应严格督促和遵守工作时间，并应有计划地检查工作”“下级对于上级命令应毫不犹豫地执行，要反对敷衍塞责与借故交卸态度，下级对上级的报告要实事求是，避免空泛无内容的粉饰措辞”“在执行工作上，如发现思想不正确之贪污舞弊消极怠工分子，在经过说服与教育后如坚持错误不改的标本坏分子，必须依法惩办，以儆效尤”。
二、破除恶习，树立新风。当时哈密行政公署公务人员不仅消极怠工，纪律松弛，而且有人染上吸毒恶习，不少居民也有这个恶习。中国共产党人经过细致调查后，于1938年12月发布“哈密区行政长禁令”，指出：“如各机关、法团职员吸食鸦片者，应由本机关首领负责调查清楚，集合一处，强迫限期戒除，予以自新之路。”“如逾期尚未戒者，应予依法加重科刑，至群众方面，应予施行烟民登记，亦应限期戒除。”禁毒令发布后，又在城乡掀起“禁烟(指鸦片烟，下同)运动宣传周”活动，召开拒毒市民宣传大会，将烟贩带上街头，游街示众。规定吸毒者入院戒毒，长官亲自负责，严密监视。直到1939年11月“哈密行署工作会议纪要”中仍然写道：“由公安局举行烟民登记，限期戒绝，如逾期不戒绝者，即以禁烟治罪补充条例，严格办理之。”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戒绝公务人员及民众吸毒恶习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定严格措施，坚决戒绝公务员和居民吸食毒品恶习的同时，还兴建民众俱乐部，并倡导创办公务员俱乐部和会立俱乐部，开展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排演节目，组织演出，每周活动三次，丰富公务人员和民众的文化生活。在抗战宣传中，这些俱乐部组织不少文艺节目，进行街头演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少秦腔、新疆曲子、京剧爱好者，也常在俱乐部里演出，在机关和社会上树立起了新的风气。
三、培训学习，提高素养。中国共产党人把培训学习作为提高公务人员和各族民众政治觉悟、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
在哈密行政公署举办公务员训练班，每天晚饭后组织公务人员学习两个小时。1939年，行政公署还动员公务人员家属来到俱乐部参加文娱活动，学习时事政治。
1940年，新疆省财委会要求军政各机关换用“官厅簿记”（新式会计账簿），哈密行政公署举办短期簿记人员训练班，刘西屏兼任训练班班长，中国共产党人、行署二科科员李涛任业务主讲老师，教育实践课为每日下午四时至八时，限期一个月。“在哈密、伊吾两处会庶人员当然参加，其他公务人员踊跃参加学习会计技术，商人亦异常踊跃……前后学员九十四人。”镇西县“学员共计六十二人（内有维、哈族十人），旁听者三人”。培训了一批新式财会人员。
申玲在女校附设成年妇女短训班，招收学员二十名，学期两年，既设文化课，又设职业技术缝纫课，为解放妇女，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和抗日宣传活动，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四、关心职员生活，提高工作效率。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各级公务人员，而且在生活上也千方百计地为公务人员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当时哈密粮食供应紧张，贸易萧条，生活日用品相当匮乏，中国共产党人就积极组织“公务生产合作社”，制定了《哈密公务员合作社章程（修正草案）》，集资入股，以“农产为基本生产，以养鸡、羊为副业”，社员按股分红。对合作社经营的生活日用品，社员凭证购买，略低于市价，且保证供给。1941年至1942年“……哈密当地关于一般平民食粮往往发生有钱难籴之形状，尤对公务员生活更感困难”。行署立即指令公务员生产合作社从外地购粮，售给公务员时予以补助，以保证公务人员的吃饭问题，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关心下，哈密各级公务人员生活有了保障，从未发生因生活供应而影响正常公务的问题。
五、尊重民意改革吏制。当时哈密县农牧区基层政权实际上是两种体制，一种是原属哈密回王的辖区，仍然沿用伯克制；另一种是原属地方行政辖区，仍然沿用农官乡约制。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任职后，首先考虑废除农牧区的农官乡约制、伯克制，统一建立区村。根据哈密县民户的自然居住情况，将哈密县划分为六个区、十一个村，在新疆“区村编组”工作中树立了典范，为哈密县的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组织村民民主选举区长、村主任，中国共产党人带头深入县属各村，宣讲选举区长、村主任的重要意义，主持村民大会，让村民选举自己的区长、村主任。
为了使民众选举出来的区长、村主任能胜任工作，哈密行署于1939年12月30日指令哈密县组织区长、村主任训练班，强调举办区长、村主任训练班的目的是：“为了使各区长、村主任加深了解政府‘六大政策’与抗战原理，以便加强对民众之领导起见。”这些培训班的学员，不少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民主建政中的骨干。
六、改革民事纠纷裁决办法。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任职后，一改过去处理民事纠纷的方法，深入调查，认真做好调解工作，使双方基本达成协议，然后由政府出面，共产党员牵头，由当事人所在地的文化促进会会长或农官、乡约主持，召开各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进行裁决，使纠纷双方既满意又服气。在水利、地租纠纷中，基本原则是地主少收一点租，农民适当交租，既达到“减租减息”的目的，又能达到双方满意。在婚姻纠纷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倡“宗教三不干涉”（不干涉政治、不干涉婚姻、不干涉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妇女的权利。
七、明确要求政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尊重民意。规定“各县局应每月至少举行一次农官乡约会议，再由农官乡约召集民众大会，以便人民意见更便利反映到县政府，各县局应计划设立民意箱，悬置于通衢街道”。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大刀阔斧地整顿与改革，使当时哈密上下各级行政机构，都能适应抗战的需要，并能为民众办事。
发展生产，改善民生，稳定哈密社会
中国共产党人在哈密工作期间，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目标，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哈密经济得到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出现稳定局势。
一、积谷备荒赈济贫民。在中共党人的努力下，哈密区1939年3月21日成立哈密积谷备荒委员会，刘西屏兼任委员长，李涛任宣传干事，聘请当地热心人士马俊杰、李子秀、吾甫阿吉等为委员，发起“一升粮”运动，号召人们捐粮捐款，积谷备荒。每年春季，积谷备荒公社把募得的粮食借给贫困农民，待收获后如数归还，循环往复，以保证贫苦农民顺利度过春荒，被人们称为“美政善举”。哈密区域辽阔，人口稀少，村庄之间相距甚远，积谷备荒公社粮仓设在城里，群众捐、借粮均感不便，中国共产党人从便利民众出发，在三堡、沁城等地设立分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