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扩建哈密航空站。哈密航空站由前任行政长于1937年突击动员城镇居民和四乡村民，利用原欧亚航空公司的简易机场，修建了简易平房、食堂和厨房，作为苏联援华的空、地勤人员用房，从当年11月开始，每天都有飞机过境哈密飞往抗日前线，最多时一天达四五十架次。初期，哈密航空站只能给经过的飞机加油、维修，供飞行员休息。后来在哈密组装飞机，航空站变成装配站，苏联航空工业部派来了总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机械师共计八十多人，中方又从伊犁、乌苏、奇台等航空站抽调技术人员四十多人，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又派一个排的机械兵，协助干体力活，所以，航空站的扩建就成为燃眉之急。刘西屏一面派遣张东月、李涛、申玲宣传抗日，动员民众，支援扩建航空站；一面带领哈密县长白秉德（包括继任陈方伯、高景仁、宁汉文等）亲临工地，督促施工。当时所有的建材几乎都是就地取材，就土块而言，不仅城镇居民积存的土块被全部购完，而且还从四乡，甚至从南湖等边远村庄购买土块。木材因从天山砍伐松木来不及，就从四乡购买杨木，盖房顶的柳条把、麦草等更是从哈密四乡购买。当时哈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人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下，与苏联援华官兵通力合作，全力以赴，不少乡民克服重重困难，自带干粮和工具，赶赴机场，搭起工棚，参加平整机场和修建房屋的各种义务劳动。在共产党人和各族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哈密航空站不仅在短期内完成了扩建任务，修建了宿舍、食堂、弹药库、油库、俱乐部等各类用房，保障飞机的顺利装配，而且在德胜街修建了面包房，在西河坝修建了“洋”水磨，保证了苏联援华官兵的生活供应，为抗战的胜利出了力、尽了责。
二是扩建哈密汽车站。中运会哈密分会汽车站初期与新疆运输管理局哈密分局设在一处，既要承担苏联汽车队司机的食宿，又要承担汽车维修任务，军火运输线一开通，每天就要接待五六十辆汽车，有时一天来两批，汽车就多达一百余辆，特别是哈密航空站变成飞机装配站以后，大批的飞机部件被汽车运到哈密装配，来往的汽车更多了，平均一天要接待苏联司机二三百人，扩建汽车站的任务十分紧迫。刘西屏与哈密县长、汽车站中苏方站长一起，一面想方设法充分利用城里可以利用的公私房屋，如尧乐博斯公馆、王明德车马店等；一面又组织人力，将龙王庙上殿和两边厢房的泥神像拆除，进行修整，开辟为苏联援华人员的招待所。还在大十字占用一处栈房，作为汽车站采购食物、办理财会事务的公事房，从各个环节上保障援华抗日物资的汽车运输。
因为新疆运输管理局哈密分局是一个运输企业，长期与中运会哈密分会汽车站合署办公，互相影响，互相干扰，1939年春，中运会哈密分会决定将其汽车站单独设立，动员民众在龙王庙以西的戈壁滩上，修建宿舍、车库、油库、发电站等设施。1938年至1941年间，哈密汽车站成为中苏这条国际运输线新疆东部桥头堡，承担了运经哈密的全部运输任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是保证国际运输线哈密段的畅通。刘西屏调任哈密区代理行政长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中苏这条国际交通线刚刚进入运输的高峰时期，刘西屏兼任中运会哈密分会主任委员，带领和团结哈密县长白秉德、区公安局长于成发以及银行经理、商会会长等社会要人开展工作，动员民众，组织建材，督修航空站和汽车站，每周召开一次中运会委员会议，研究和解决空、陆运输中的各类问题，经常深入航空站和汽车站，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能解决的当即解决，解决不了的随时请示省中运会。不仅保证了各类军需物资顺利运往抗日前线，而且保证了延安中共党人与苏联共产国际人员往来的安全。
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援华飞机九百零四架、坦克八十二辆、汽车一千五百二十六辆、大炮一千一百九十门、轻重机关枪九千七百二十挺、步枪五万支，以及飞机全套备用零件、军械、汽油、药品等共达六千多吨。这些物资的运输都是经过哈密的，每一批军需品的运送都凝聚着当时在哈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血。
建立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刘西屏等中国共产党人一到哈密，立即着手建立政治思想阵地，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启迪民众觉悟，激发民众爱国热情，支援抗战前线。
一、改组哈密反帝直属第八分会。在联共党人和新疆进步人士的推动下，1934年8月，迪化成立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简称反帝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反帝会组织快速发展，很快遍及新疆城乡，成为新疆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大的半官方半群众组织。哈密反帝会成立于1938年春，全称为哈密反帝联合会直属第八分会。
刘西屏等中国共产党人一到哈密，立即对哈密反帝会进行改组，刘西屏以代行政长的身份，兼任分会主任委员，李涛兼任分会宣传干事，使哈密反帝会变成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教育民众、宣传抗日、贯彻“六大政策”、组织抗日救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哈密反帝会发展很快，迅速由原来的四十多人发展到三百多人，会员遍布哈密教育局、公安局、税务局等各类行政单位以及银行、医院、小学等各级各类单位。
反帝会每周学习一至三次，学习内容一是“六大政策”和当时在哈密公开发行的《论持久战》等毛泽东著作、国内外时事政治；二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新哲学教程》和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张仲实译）；三是青年自学丛书《思想方法》等类书籍；四是《新疆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和《反帝战线》等报刊上的有关文章；五是中国共产党人主讲的政治形势报告会、演讲会。通过上述学习，教育会员们认识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解了抗日战争形势和当时的政府政策。启发觉悟，激发了爱国抗战热情。每一阶段学习结束后，哈密反帝会还组织考试，张榜公布考试成绩，激发会员学习热情。
二、举办培训班。中国共产党人把培训班作为宣传抗日、传播马列主义、培训理论骨干的阵地之一，1938年和1939年哈密反帝会先后举办了两期培训班。第一期培训期一个月，第二期长达数月之久，刘西屏、张东月、李涛都是培训班上的主讲老师；1939年和1940年，哈密反帝会与哈密区教育局联合，先后举办了两期教师暑假培训班，刘西屏、张东月、李涛和1939年调任哈密区教育局长的中共党员祁天民都是培训班的主讲教师。
他们在培训班上讲授国际形势、国内抗战状况、抗日救国政策、“六大政策”教程、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引导学员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通过培训，学员初步掌握了一些马列主义原理。不少学员通过培训班的学习，成为民众运动的骨干。许多人不仅当时成为中产党人推动各项工作的积极分子，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哈密各条战线的骨干。
三、创办剧社、宣传队。在抗战宣传中，中共党员十分重视宣传队和剧社的作用。祁天民、张东月、申玲将师生中、反帝会会员中爱好文艺的人员组成宣传队，深入学校、街巷、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反帝军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响彻哈密城乡，在自编自演的小型话剧和活报剧《满天星》《卢沟桥之战》的激励下，观众往往群情激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和推动下，哈密区教育局在学校歌咏比赛中提出“以救亡歌声唤醒每个角落”的口号，再次掀起哈密城乡群众唱革命歌曲、进步歌曲的热潮。1941年，哈密反帝会与哈密区教育局联合，组织“社会教育业余剧团”“青年抗日演出团”“儿童剧团”，在“四一二”和“七七”纪念活动中，演出著名艺术家赵丹等创作的大型话剧《凤凰城》《战斗》以及《上海之夜》《战斗的儿女》，维吾尔语话剧《再乃甫遭诽谤》、歌剧《艾力甫与赛乃姆》也被搬上了舞台，将哈密的抗战宣传推向高潮。
四、建立民众俱乐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下，哈密行政公署决定采取政府拨款和民众捐款的办法，于1939年2月在哈密、巴里坤分别建立民众俱乐部，并附设图书馆，在为民众提供文化娱乐场地的同时，扩大抗日宣传的阵地。同年9月，刘西屏批准从“地方公益款中拨银票三百零九万五千两”，用于哈密县民众俱乐部购买材料；次年又拨款四千元。在政府带动下，民众踊跃捐款，为民众俱乐部购买各种设备和器材。《新疆日报》1941年7月6日报道：“哈密民众俱乐部动工以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大洋三千二百三十元”。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当时哈密除创办公共性质的俱乐部外，行政公署和各大机关都创办公务员俱乐部，各族文化促进会创办会员俱乐部。各俱乐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娱乐活动，将抗战救国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深入到民众内部。
五、成立妇女协会。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不久就成立了哈密妇女协会，哈密县立女校校长、中国共产党人申玲担任主任委员。当时哈密各族妇女在封建宗教制度束缚下，社会地位极低，不仅没有同男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就是参加一般社会活动也不被允许。申玲利用与在哈密很有社会影响的工商会会长之女李庆云和回族知名人士马俊杰的女儿私交甚密的关系，动员她们带头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很快打开了哈密妇女工作的局面。妇女协会经常组织女校师生到街头演出，表演各类节目，动员妇女捐款、捐衣，为抗战出力。
1939年2月，在申玲的倡议下，哈密妇女组织募捐组（下设总务、宣传、募捐三股），深入农村，发起为抗日募捐活动，其中一次“共捐银票八百余万两”。申玲抱着解放妇女、为妇女争自由的决心，整天奔波于城乡妇女之间，讲授妇女解放的社会意义，指明抗日救国救家的道路，使哈密妇女协会成为宣传抗战、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和“六大政策”的重要阵地。
六、成立哈密中苏友好协会。1940年，哈密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继刘西屏之后担任行政长的中国共产党人潘同兼任会长，张东月任秘书干事。当时哈密驻有苏联的一个机械旅（即红八团）和苏联航空公司、苏联贸易公司。“十月革命”后，苏联一些封建贵族逃入新疆，对“十月革命”进行造谣污蔑，致使部分民众特别是部分哈萨克牧民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存有很深的疑虑，中国共产党人以中苏友协的名义，印发各种宣传材料，请红八团无偿放映电影，采取各种有效形式宣传“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宣传中苏友好。
与此同时，中苏友协还努力协助苏新贸易公司开办业务，解决哈密人民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问题，如火柴、茶叶、皮鞋、肥皂（原来都是苏新贸易公司供应的），在民众中树立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中苏友协的大量宣传工作和苏联支援中国抗日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十月革命”的正确、社会主义的光明，不仅加强了中苏人民的友谊，而且使心存疑虑的民众逐渐消除了顾虑，积极投身到支持抗战的各项活动中去。
七、出版地方报纸。中国共产党人到哈密工作半年后，即1939年2月，以中国共产党人刘西屏为代理行政长的哈密行政公署决定创办《晨钟》报。同年7月，更名为《百姓》，更加突出了为民众服务的宗旨。中国共产党人利用《百姓》报这块阵地，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号召哈密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坚决支援前线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还利用《百姓》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报道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各个根据地的革命活动、工农业生产情况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在各类重大节日、纪念日组织集会，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动员各族人民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例如“三八”妇女节、“四一二”新疆革命纪念日、“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七七”抗战纪念日、“八一”反帝会成立纪念日、“八一三”淞沪会战纪念日等，特别是“四一二”新疆革命纪念日尤为隆重，每年行政公署都要拨出专款开展活动，机关、学校、社团，以及城乡居民，都要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行政长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要登台演讲。
有的纪念活动组成宣传队，排演了节目，深入街头、乡村、寺坊、居民区开展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在哈密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国内和苏联进步作家的著作，特别是毛泽东《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在哈密得到广泛发行，使马列主义得到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