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但是作为一位领导人始终板着面孔，不苟言笑，在领导交往中冷若冰霜，必然搞不好工作，也没有和谐的人际关系，更获得不了同志们的友谊。
在领导交往中，邓小平对同志热情热心，关心照顾，对战友始终怀着满腔热情，与他们生死与共，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结下深厚的友谊，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的情怀。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战斗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毛泽东给陈毅发去电报，要他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会议。陈毅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即交代工作，打点行装，踏上奔赴延安的旅途。1944 年元旦以后，陈毅一行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所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麻田，在这里与邓小平会合了。
邓小平与陈毅都是四川人，早年都在法国勤工俭学。他们留法回国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9年夏天，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邓小平当时任中央秘书长，在参加听取汇报时重新见面了。之后，邓小平参加长征北上了，陈毅留在南方，十几年之后，两位四川的老乡、留法的同学、党内的战友，在这里又一次见面了，邓小平对远道而来的陈毅给予了十分热情的接待，对生活食宿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
这时，中央得悉陈毅已到麻田，考虑七大还不能马上召开，发来电报，要他不要急于赶路，在太行了解一下整风经验。为此，陈毅需要读中央文件，邓小平对此给予热情的帮助，为他提供了很多文件。陈毅读了邓小平提供的这些文件后，觉得耳目一新。在华中时，虽然是华中局委员、新四军代军长、军分会代理书记，许多文件是他应该读到却未读到的，现在补课，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邓小平等太行山领导同志对陈毅的学习提供一切方便，邓小平的热情相助使他备感亲切。
时间匆匆而过，这样过了将近10天，邓小平交给陈毅一份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望动身来延，沿途请小平注意安全部署。”邓小平又专门为陈毅赶路选配了好马，再派部队护送，保证了沿途的交通安全，使陈毅一行安全顺利地到达了延安。陈毅对邓小平热情的接待和周密细致的护送安排，十分感动。不久，他以雄浑笔墨抒发了《过太行山书怀》诗一首以示纪念。
邓小平对同志的热情，有很多方面。他不仅对同志、战友在生活上关心、体贴和照顾，而且更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
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也是感人至深的。文革中，陶铸坚定不移地站在刘邓一边，说“保刘邓，我是对的”，被康生等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以后，陶铸的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奔走呼吁，要求为亲人平反昭雪，但四处碰壁，几十万字的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两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要出山的消息使曾志心中顽强闪烁的火苗燃烧起来，像一股热流迅速发散到全身。她像丈夫生前思考问题时所喜欢的那样踱起步，然后冷静地对女儿说：
“我们只有去找小平同志了，现在就去找！如果等他出山后再去找就困难了。那时他工作忙，要见也难。现在他正在西山休养，空闲多，也好见面，也好谈话。”
曾志带着女儿陶斯亮一同找上西山，见到了邓小平。
这时，邓小平赋闲在家，儿孙绕膝，似乎已经超脱于世外，除了天伦之乐再也别无所求。曾志满怀希冀地向他陈述陶铸的情况，可是邓小平却笑眯眯地将手朝旁边一指，说：“你们听，这是最好的音乐。”
曾志和陶斯亮一怔，很快明白邓小平是指孙子孙女吵得热闹。陶斯亮的心抽缩着打了一个寒噤：他在闪避？他对陶铸是什么态度？要不要管？肯不肯出面说一句公道话？曾志坚持讲完要讲的话，将陶铸的材料递上去。她的神情是那么庄重，仿佛双手托着全部希望和责任。
“哦，陶铸的。”邓小平淡淡地喃一声，或者说是随意地，不经心地，甚至是下意识地喃了这么一声，用一只手接过材料，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到桌子上，就那么随随便便一丢，像丢一本过了期的毫无保留价值的旧刊物！
陶斯亮的心一下子凉到底。她尽了自己的努力，几次帮助母亲重提父亲的话题。她一心想听听邓小平对父亲的看法，哪怕“唉”一声，给个无言的感情流露也好呀！邓小平偏偏没有表态，不露表情也不接曾志的话题。下了西山，陶斯亮再也无法掩饰那种绝望而痛苦的心情：“他怎么这样子啊？”
但是，曾志却露出了微笑：“耐心等等，主席说他是绵里藏针。你爸爸生前也讲过，党内如果允许拜师，他愿拜邓小平为师……小平同志是有正义感的，并且待同志很关心。”
果不其然，邓小平出山后首先办的几件大事中，就有一件是将陶铸的案子从专案组调出来，交中组部胡耀邦负责审查，并且亲自交待了许多话，表示出少有的重视。陶铸的案子原来就是卡在专案组，邓小平把它从专案组调出来交给中组部，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
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对陶铸问题亲笔作出指示：“陶铸同志，他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复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陶铸同志已于1969年11月30日病逝，他的骨灰应该安放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邓小平曾与陈毅、贺龙、罗荣桓、聂荣臻等老战友是邻居。由于邓小平的热情，使他们的家庭邻里关系甚为亲密，相安无事。
邓小平在重庆工作时，贺龙一家就住在邓小平一家的楼下，两家的孩子，几乎天天玩在一块儿。他们在单位是好搭档，在家里又是好邻居。
邓小平与陈毅在北京作过十年的邻居，两家人经常在一起散步，一起郊游。那时陈家三个孩子，邓家三个孩子，连同大人，每家五口人。有一天，一时兴至，两家带着孩子们，一齐亲亲热热地照了一张合影相。由于是老乡，又是留法同学，两人在饮食方面也有共同的嗜好。出国归来，如果带点奇珍异果，或外国朋友送点特产，通常也是两家同享一番。
邓小平与罗荣桓两家的关系也十分亲密。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和罗荣桓各在一个独立战区或一个方面军担任政治委员，相互接触不多。解放后，他们长期住在北京，一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政治部主任，同为国家栋梁，来往自然多起来，两个家庭也产生了亲密的友谊。
建国以后，罗荣桓夫妇住在南池子18号的一座小四合院内。这时他们已经有4个孩子。罗荣桓在家办公，管理部门在院子里又加盖了秘书的办公室和车库。院子里显得很挤。住处紧靠劳动人民文化宫，每逢节假日，人声嘈杂。邓小平调到中央后不久，经常和卓琳一起去看望罗荣桓。当他发现护城河边游客游玩，划船声音较大，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传出来的广播声很嘈杂时，便对罗荣桓说：这哪行？你是病号，干扰太大。
不久，组织上在北京东交民巷盖了四幢房子，邓小平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罗荣桓说：
“我不去住，让罗帅去住！”
罗荣桓说啥也不肯去住，结果，邓小平限期让罗荣桓搬了进去。
罗邓两家的友谊还表现在许多日常小事上。有一次，邓小平和卓琳去看罗荣桓，还送给他一个从苏联带回来的淋浴用的喷头。对此，在邓小平逝世一周年时，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在撰写的回忆文章中说：“这种喷头现在许多家庭都有，但在当时，却是我们都没有见过的新产品，俗话说：‘礼轻情谊重’。这个小小的淋浴喷头体现的是小平同志对病中战友的一片深情。”（转引自《生活中的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19页）
1955年授元帅军衔时，罗荣桓设家宴请客吃饭，邓小平夫妇都参加了。1963年，罗荣桓逝世时，邓小平全家悲痛，邓小平和卓琳让自己的小女儿毛毛搬到罗家，陪罗荣桓的女儿一起住了几天。
1973 年，邓小平从江西返回北京，住在招待所里，约见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和她的三个孩子。孩子们见到父亲的挚友，历经磨难依然健壮的邓叔叔，激动得流下热泪。邓小平满怀深情地对罗荣桓的孩子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心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至今他们两家人依然十分亲密，卓琳和林月琴两个老太太，还不时地相互探望。
邓小平对聂荣臻元帅的热情关心，也是让人感怀不已的。
毛毛曾这样写道：“聂荣臻，又是一个四川人，又是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生，父亲称他为老兄。50 年代初刚到北京时，我们就住在聂伯伯家隔壁，我们小孩儿们一有空就跑到聂伯伯家要糖吃。聂伯伯常请我们家去他家吃四川小吃。父亲也不客气，一带就带上七口八口一大家人去吃‘冤枉’。”（《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641页）邓小平与聂荣臻元帅是何等的融洽、友好。
晚年聂荣臻虽身患重病，但始终为党为国操劳思虑不已。邓小平退休后，已不大外出。但是热情待人的性格仍没有变，时不时地还是去聂荣臻家走动一下，探望一下，凡有要事都去通报一下。
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邓小平总是亲热地高喊“老兄”；每当他们坐在一起，话长话短，总还是离不开党、国家、人民和军队；每当他们坐在一起，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好像一下子就会浓缩变醇；每当他们坐在一起，那些历史巨变和艰苦岁月都好像顿失其色，而化为可以弹指一挥的刹那瞬间。
1990年10月，86岁的邓小平还登门探望91岁的老兄聂荣臻。
邓小平乐观而幽默地说：
“过了90岁，就是胜利。”
1991年12月29日，聂荣臻92岁大寿时，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代表邓小平去向聂荣臻祝贺生日。
在领导交往中，不管是身在高位还是处在逆境，对敌人横眉冷对，对同志热情如火，是邓小平人际交往的一大风格。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当了官，就处处看人不起，高人一等，对同志、对朋友冷冷淡淡，漠不关心，甚至连朋友都不认，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不可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