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思想教育工作，只有做到情真意切，情理结合，才能打开人们的心扉，取得他们的信任，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从而形成思想上的共鸣和认识上的提高，才能使道理深入人心。否则，没有感情的说教，道理讲得再好，也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上的问题。邓小平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证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情感教育在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得好，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932 年 5 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在会昌，邓小平从边区实际出发，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打击敌人。他亲率地方武装攻打闽赣边的乌鸦泊、官丰、膳坑等地，消灭了细八哥、郭发贵、大头五等反动靖匪武装大部，迅速肃清了三县内的靖卫团、土围子等反动武装盘踞的白色据点，恢复和建立了当地的革命政权，会、寻、安一带边区红色政权趋于稳定和巩固。但是，地方武装队伍的迅速扩大，为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大量任务。
1933年春耕时节，会昌独立营的几名战士因家中春耕困难，私自离队回家。
正在县委开会的区苏维埃主席老邹听到后，不禁破口大骂：“没有骨气的家伙！”怒不可遏地操起几根棕绳带着几名战士说，“走！把他们捆到这里来教训教训。”
刚跨出县委门槛，就碰见检查工作刚刚回来的邓小平。
问清缘由以后，邓小平心平气和地说：“捆不得！他们擅自离队当然不对。但是，这里面也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他们家里有困难，我们却不了解，不解决，怎么使战士们安心打仗呢？！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能靠一根绳子解决问题吗？”说完连门也未进，又转身说：“走吧，放了绳子，我们一同去了解了解，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邓小平一行来到离队战士小吴家，发现小吴的母亲生病躺在床上，无钱医治。邓小平二话没说，连忙从衣袋里掏出几块平常省下来的光洋交给小吴说：“快去请医生！”
小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不敢伸手接。邓小平催促说：“快，钱是小事，治病要紧啊！”
邓小平一行又来到另一位离队战士小赖家里。小赖的老婆一听是县委书记来了，以为是来抓她丈夫的，吓得不敢抬头。
“大嫂子，别怕。我们不是来抓你丈夫的，而是来问问你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好帮忙解决。”邓小平安慰地说道。
赖家嫂子见邓小平一片诚意，便大胆地诉说家中劳力少无人耕种……
邓小平听后对她说：“放心吧，明天我们派人来帮你一把，你家里的耕种问题，由我们解决。”
赖家嫂子感动得连说了几声谢谢。
就这样，待邓小平走完最后一位离队战士家时，已是夜深人静了，他们饿着肚子踏着月色返回县委驻地芙蓉寨。
以情动人，是邓小平政治思想工作的一大特色。
邓小平是一位不善于动感情的人，但是，在做思想工作过程中，他朴实的言行都饱含着对战友、同志的关爱的深情，当人们受到他的情义时常常被打动，把他的希望化做行动的力量。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阿坝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动员全体指战员筹备干粮准备过草地，并规定每人一天必须筹够五个馒头的粮食。
有一天，李伯钊与黄镇等三人在河边洗粮食时，拣到河边漂浮着的麦粒，多做了几个馒头，但是，没有交给公家。后来，别的同志把此事报告了管粮食的同志。管理粮食的同志找到李伯钊说：“不管你们是怎样弄到麦粒的，既然做成了馍馍，就应该一律交公，不得私存。”李伯钊只好把多做的几个馒头交了出来。
当时，李伯钊不太高兴，直生闷气。这个时候，邓小平提着小布袋走了过来。他从小口袋里取出一个馍，说：“你饿了吧，给你！”
李伯钊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吃吧！”邓小平急忙说：“这是我送给你的，不要你还。”李伯钊接过馍，心头一感动流下了眼泪。可是，她转眼一想：邓小平可以把自己的馍让给自己，自己已经有了五个馒头，怎么还能多要呢？邓小平无声的情义胜过千万句话的力量，李伯钊一下子想通了，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觉得羞愧。
1941 年春，李聚奎调山西太岳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任副司令员，经太行山一二九师师部时，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就决死第一纵队的建设及工作方法等问题向李聚奎作了详细的指示，邓小平特别叮嘱李聚奎：“决死第一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同志很谦虚，一再要求我们给他派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我们决定调你去。你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参加革命后一直领兵作战，还是跟农民打交道。决死队可大不一样喽，大都是青年学生，一定要注意工作方法，要能和知识分子打成一片。”
李聚奎后来回忆说：“邓政委这番直捣心窝子的话，说得我连连点头，我那点老底子都被他抖搂出来了。确实，我这个‘老粗’脾气暴，性子急，工作方法比较简单。现在要到薄一波同志所领导的队伍中去工作真应好好注意。”
邓小平的话很朴实，但是饱含着战友和同志的深情，结果，李聚奎到了决死第一纵队后，很注意工作方法，工作很有成效。薄一波在《李聚奎回忆录》序中，对他和李聚奎一起战斗这段历史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聚奎同志训练军队有方，作战机智沉着，表现出我军高级指挥员的优良品德和作风。聚奎同志对山西新军的建设是立下了功的。”
1977 年，邓小平复出后，立即着手科技和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他深知，要拨乱反正，首先必须使主管部门的领导解放思想，摆脱“左”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教育部门的领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思想政治工作，邓小平也是采取以情动人的方法进行的。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接见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进行了一次坦率、严肃，而又极具启发教育意义的谈话。
讲话时，邓小平手里拿着一份打印的材料。他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听了这一席话，刘西尧等人明白了邓小平这次接见他们的用意：批判《纪要》，划清是非界限。对此，刘西尧等人并不感到突然，因为早在8月8日，邓小平在科技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已经发表了一篇与《纪要》的“两个估计”完全相反的讲话。
但是，这时因中央并没有推翻《纪要》，“两个估计”仍然存在，所以他又“心有余悸”。邓小平知道他们顾虑什么，因此耐心解释说：“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
说到这里，邓小平突然话锋一转，语气十分坚定地向刘西尧等人提出：“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紧接着，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刘西尧等人说：“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最后，邓小平表示：“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抓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鼓励刘西尧等人“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
这次谈话，既有理解，也有希望，既有鼓励，也有支持，可谓情理兼容。如果说刘西尧等人在邓小平8月8日讲话前后，还囿于“两个凡是”，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持疑虑和观望态度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后，他们则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
11月，教育部以大批判组的名义，同时在18日的《人民日报》和第12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全面批判了“两个估计”。这是对邓小平谈话的最好回报，也是邓小平谈话最直接的产物。因为正是邓小平的理解、鼓励，支持与鞭策，刘西尧等人才毫无顾虑地组织人员撰文向“两个估计”开火。
邓小平曾说：“解决了17年的估计问题，恐怕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使大家放下包袱。”他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首先帮助刘西尧等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解决了对 17年的估计问题，使他们在精神上放下了包袱，解放了思想，从而掀起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这次谈话充分显示了邓小平作为一名老的政治工作者在做人的思想工作方面的才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