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下属，这种形式常常能收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邓小平很注重现身说法，用事实教育人。
1949年11月底，二野部队和友邻部队密切配合解放了重庆。当部队来到这个抗战时期曾作为国民党政府陪都的重庆时，看到一幢幢的洋房，许多人不觉眼花缭乱起来，有的人甚至发出感叹：“我们解放了重庆，就该留下来享受城市生活了。”一时间，市军管会、西南局、西南军区几个机关都四处忙着挑好房子。有的人还提出不愿住没有电灯的房子。
邓小平了解到这种情况后，马上召集这几个机关的领导到他住的地方开会。这些干部去了一看，都不禁愣住了。原来，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竟是两家合住一套房子。
邓小平看大家都到齐了，就宣布开会。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来了后房子不够用？大家来西南，恐怕人民期望我们做的事还很多。毛主席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也还有好多事要做，土匪还在，你们就想舒服？你们忘掉了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小公馆的主人为什么跑的吗？邓小平仅仅几句话，就把许多人说得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就在邓小平召集开会的同时，刘、邓两位首长的住房情况很快传到了机关。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都深有感触地说，刘、邓两位首长带家属才合住一套房子，我们还计较什么呢？于是，大家很快都把房子退了。
1947 年，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领部队战斗在鲁西南。仗是越打越大；士气是越打越旺盛。胜利的捷报一个接一个地传来。然而，在胜利之下，有的人经受了考验，继续前进，取得更大的胜利；有的人沾沾自喜，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影响了自己的进步。在胜利之时，有一个团的团长、政委，两个人都是能征善战的虎将，可是，他俩都有个毛病，就是打完仗之后爱争个你高我低，互不服气，常常争得面红耳赤。时间长了，两个人心中的小疙瘩变成了大疙瘩。有一次，两人又争起来了，于是借开会的机会去找机关的同志，要求刘、邓首长当面评理，分清你是我非。
说来也巧，二野机关的同志正在谈论着刘、邓之间肝胆相照、同甘共苦、通力合作、亲如手足的感人事迹。一个说，邓小平比刘伯承年轻好多岁，他总是把刘伯承当兄长那样尊敬。刘伯承也同样尊敬邓小平。每当邓小平出征时，不论是酷热的盛夏，还是严寒的冬天，刘司令员总是步行送上一程又一程，再三叮嘱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尽，一定要时刻照顾好邓小平的生活与安全；分手后，直到目送邓小平身影消失了才转身返回。另一个说，有一次，部队过黄泛区，天上有敌机轰炸，脚下是没膝深的烂泥，行走十分困难，邓小平就搀着刘司令员，顺利地涉过了几十里路的“水乡泽园”。还有位干部说：1942 年参加刘伯承 50 岁大寿祝寿大会时，在那次祝寿大会上，邓小平的祝词真是讲得棒极了。记得邓小平是这样说的：“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1页）
其实，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赞美，颂扬我军领导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但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机关同志讲的上述这些故事，好像专门为给这两位团长、政委听似的，这两位团长和政委心里都咯哒了一下。但是当他俩来到作战室去参加会议时，被里边发生的事情感动了。
原来，邓小平和刘伯承正在一张大地图前运筹着作战计划，亲切地切磋战术。刘伯承认真地听取邓小平的见解，邓小平不断地点头赞许刘伯承的真知灼见。看到他们这种默契配合，亲如兄弟的场面，使这两位同志都受到了震动和教育。
团以上干部会议开始了，刘伯承在报告中，开宗明义向大家讲了许多“骄兵必堕，堕兵必败”的道理。接着邓小平作了几个月来作战经验的报告。
鲁南的盛夏季节十分炎热。当邓小平用毛巾擦汗的时候，刘伯承亲自倒了一杯凉开水，递到了邓小平手里……
坐在前排的那两位团长、政委，被刘伯承的举动感动得自愧不已。这时，团长悄悄地扭过身子，看了政委一眼，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又用胳膊碰了碰政委，两人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
会议结束了，团长拉着政委的手，大声地说：“我说伙计，看看刘邓首长，真把我羞死了。咱们还闹个啥劲儿哟，得好好向首长们学习！回去，我先检讨！”
“不，我应该先作检讨！”政委说。
就在他俩争着要检讨的时候，一位知情的同志走过来风趣地说：“你们不是要找刘邓首长评个高低吗？走吧，现在就去！”
“不找了！不找了！首长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帮我们解决了思想问题。”说完，两个人都尴尬地笑了。
人们称颂：二野是团结的；二野的团结，始自于刘邓的团结。这话千真万确，领导的模范作用，就是无声的命令。邓小平和刘伯承亲密无间的模范行动，深深地感染着自己的部下，带来了二野部队上下的团结。
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现身说法，有着巨大办量，它所起的作用，正如古人所讲“其身正，不令而行。”
邓小平还认为，政治工作是做教育人的工作，教育者应该先受教育，政治工作干部既要言教，又要身教，身教重于言教。他指出：“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4页）他认为，有些人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力量，效果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己不能做表率。自己能够做表率，讲话才会有力量，才能有威信，这是做好政治工作最重要的条件。
古人说：“己不正安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中国有句俗话，“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嘴喊百遍不如身做一遍。”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重要”也是讲的这个道理。邓小平凡是要求别人做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规定别人不能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总是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属，教育部属。邓小平是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的典范。
西安事变前夕，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邓小平不幸染上了第二次伤寒。这次他的病情十分严重，昏迷不醒。所幸的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和红军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在他们送来的慰问品中，有一些罐装的炼乳，邓小平就是靠着仅有的一点炼乳才逐渐缓过劲来，但身体仍十分虚弱。
一天，战士们听说野鸽子汤对久病体弱者有滋补作用，于是便打来几只野鸽子，送到伙房请炊事员炖好给邓小平吃。
战士们没想到，等到开饭时，邓小平把炖好的野鸽子汤大部分留给了他们。但一想到邓小平那虚弱的身体，战士们又让通讯员把野鸽子汤赶紧给邓小平送回去了。
可是时间不长，通讯员又将野鸽子汤端了回来，并说邓小平交代让大家一定都吃点。正当战士们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邓小平走了进来。他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红军的老规矩，就是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嘛！大家天天吃窝头咸菜，肚里没有油水，这点野鸽子汤正好打打牙祭，来，大家快把它报销了！”
过了些日子，政治部的干部战士接到命令，要到山里去背粮，来回路途有60 多华里。大家想到邓小平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就没有叫上他。谁知没走出多远，战士们还是发现邓小平也来了。于是大家便劝他：“邓副主任，你身体不好，工作又忙，这次就别去了吧！”
“今天背粮的任务是我下的，我不去怎么行哟？要吃饭，就得干。”邓小平笑着说。
说着，邓小平和干部战士一起向山里走去。
邓小平不仅倡导言行一致，而且做到言传身教，以自己的行为带动他人。
1947年10月，大别山的气候已逐渐转冷。一天，有位纵队首长，出自对野战军首长的关心，特地派人送来几套做好的新棉衣。邓小平和刘伯承收下后，却立即派人把这些衣服给站岗放哨的战士们送去了。随后，邓小平和刘伯承用树枝弹棉花，动手缝衣服。他们还到部队，指导战士们做棉衣。一次，有个战士衣服裁剪好后，在上领口时，前边合不拢，后边却起了个大包。有个调皮的战士竟把一个大碗放进了那个大包，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战士们正笑得合不拢嘴时，邓小平和刘伯承走了过来。刘伯承走上前去，从大包里掏出那只碗，叫那个战士把衣服脱下，邓小平替他抻着袖子，刘伯承拿起剪子，比着碗口，裁好了领口，又让其他同志帮助缝好。
邓小平把刚做好的新棉衣穿在身上，笑着说：“你们看！这穿在身上，不是很好吗？地道的中国手工艺品！”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带动下，战士们互帮互教，边学边缝，不久，整个野战军都穿上了新棉衣，顺利地度过了大别山的冬季。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邓小平说话有人听，讲理有人信，办事有人跟，教育群众有说服力，带领群众有号召力，靠的就是以身作则，为人表率这一条。他政治工作能力强，他开展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靠的也是这个基本功。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其本人应该做出榜样和表率，这样才能教育别人。对别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这样的领导者肯定是做不好政治思想工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