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把生活哲学化。
1957年，在出访苏联的飞机上，他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刚才我们在机场，现在上了天，再过一会儿又要落地，这在哲学上应该怎样解释呢？
尤金：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我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飞机停在机场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降落是个否定之否定。
哲学和生活，在毛泽东的思维中，常常是统一的。
毛泽东喜欢把现实浪漫化。
1960年，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问：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工作人员感到纳闷儿，这还用说吗，我们当然是住在地上的凡人。毛泽东却说：如果其他星球上有人，他们看我们，那我们就是住在天上，我们就是神仙。
神话和现实，在毛泽东的想象中，常常交融在一起。
独具个性的胸怀和想象，给毛泽东的思绪和诗情添上了翅膀，使他能够在平凡的世界中感觉到非凡的意味，使他习惯于从各种神话传说中汲取超迈的灵感，从而在浪漫主义的想象中，舒展自己高古飘逸、卓尔不群的思维，去熔铸文采绮丽的奇特华章。
在中国，曾经有一种流传久远的灾难，却绝不是虚无的传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女尸中，科学家发现了血吸虫卵，由此断定，血吸虫病的肆虐，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它曾遍布南方12个省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有一千万人染上这种病。得这种病的人肚大如鼓，骨瘦如柴，身无半分力，妇女不能生育，儿童变成侏儒。少数严重的病区，田地荒芜，家破人亡。
1955年，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现在要和天作斗争了！”
只过了三年，便传来捷报。在中国南方，出现了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病的县——江西余江县。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
彻夜无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浮想联翩”。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际，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英国大诗人约翰·弥尔顿，曾借用《圣经》的故事，写下两部宏伟的史诗——《失乐园》和《复乐园》。
如果说《送瘟神》之一，描述的是一幅人类“失乐园”的图景，那么，《送瘟神》之二，展示的便是人类“复乐园”的新貌。
在弥尔顿笔下，被逐出天庭失去乐园的人们，过着梦魇缠绕的生活。但生而不幸的现实，却更加激起人们对曾经拥有的乐土的神秘向往。人类在大地上的一切奋斗，似乎都体现出一种飞升寰宇的超级冲动。最终，人类还是能够凭借坚忍的跋涉超越了自然的局限。
于“浮想联翩”中喜送瘟神的毛泽东，目光没有停留在江西的余江县，也没有只停留在中国的版图上面。他似乎已经把整个地球当做一只宇宙飞船，飞升上天，巡视在浩茫的宇宙。
超越人间的构思，造就了寥廓而高远的意境。
在浩瀚无垠的天宇之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毛泽东没有感到渺小，也没有“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孤独，他仿佛一个横空出世的主人，在那里优哉游哉地“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这是何等崇高的驾驭意识，何等潇洒的超越情怀！
一派掌上乾坤，俯视人间天国，打破仙凡界隔的巨人气派。
或许正像诗人曾经断言过的那样，换一种角度巡视，地球上的人们，本来就是住在天上的神仙。
诗人为什么有如此自信而超拔的想象？
依然是历史的变迁给予了他特殊的精神支撑。
曾几何时，神医华佗也奈何不得那遗患人间的“小虫”。
毛泽东和乡亲们愉快地交谈（1959年6月）
曾几何时，出身劳动人民后来成为神仙的牛郎，哪怕他再关心民间疾苦，所看到的，依然是东逝水波承载着人民的悲哀年复一年地流淌；所听到的，依然是“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在新中国，只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开始消灭这为害人民几千年的“瘟神”了。如今，它已无处藏身，不得不在人们点起蜡烛、烧着纸船的庆祝氛围中，被送离人间。
送走了“瘟君”，也送走了悲哀的时代。
汉代的扬雄写过《逐贫赋》，唐代的韩愈写过《送穷文》。毛泽东的这两首诗，则仿佛是逐灾灭疫、追寻康乐之境的“送神歌”。
改造旧世界的成功实践，必然升华为对新世界的执著热情。
于是，在“千村薜荔人遗矢”消失之后，便是“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绿水青山不再枉自存在了。它们变得有了灵性，和劳动者改天换地的行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的美妙变化。
他期望着“六亿神州尽舜尧”，因为孟子说过，“人皆可以为尧舜”。
毛泽东善于砸碎旧世界，也钟情于构想新世界。
对美善境界的梦想与追求，仿佛他心目中最有魅力的一面旗帜。
他一生都是未来世界的探索者。
单纯的诗句，已不足以表达毛泽东的兴奋。
写完《七律二首·送瘟神》，他又续写了一个后记，说：“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
诗人所以要按捺不住地写起“宣传诗”，是因为“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
为诗写后记，这在毛泽东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这还不够。当天毛泽东又给胡乔木写信，让他把这两首诗安排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意在“不使冷气”。
正是在这封给胡乔木的信中，毛泽东预感到，“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曲高而和寡”，古老的经验早已点破。
想象越奇特，越难寻得同道。
果然，这两首诗在10月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有人提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可能有误，因为我们坐在地球一动不动，怎么能一天跑八万里呢？谁能知道有一千条银河呢？
毛泽东不得不在一封信中专门作了解释——
地球的周长约八万华里，“这是地球一天自转的里程，于是人们不坐任何交通工具，不付任何代价，就坐地日行八万里了。可是有人不认为这是旅行，觉得‘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
“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
朴实的真理，似乎一点就通。
深刻的哲学，本来蕴涵诗意。
惊世骇俗的奇特想象，人们很难用一般的逻辑公理去推论，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却夹带着合理的文化内涵、真实的历史内涵和浓厚的人格内涵。
在毛泽东看来，人们不理解他诗中的这种浪漫思维，以至“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是因为“囿于习俗，迷信未除”。
不拘成规的浪漫想象，对目标的执著追求，使毛泽东时刻以诗人的想象关注人生和时事的变化，关注着自然和宇宙的终极，关注着使命和目标的实现进程。
在1958年的“大跃进”浪潮中，毛泽东常常倡导破除迷信的精神作风。
这一年，他在几次会议上都反复宣传：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像马克思、鲁迅那样，把空气冲破一下，搞出一种新气氛。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
他还说：“我看到报纸上有‘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的统一，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
激情地工作，理智地决断；热情地想象，冷静地实施。
毛泽东在大多数时候，能够如此，能够把浪漫热情和务实精神高度地统一起来，从而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书生型的政治家，都能设计一条实实在在的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大道。
毛泽东是一个永不满足现状的人。
他曾对人说：“我想把中国要紧的事情办定，建设社会主义从欧洲到中国还不是很清楚，活着，多搞一点，比少搞一点好。”
正是这种紧迫感，使他总有一种不“安分”的心情。
历史上的每一次社会运动和变革，都伴随着洋溢激情、充满畅想的精神氛围。
历史的奇妙恰恰在于——
在许多失败中，常常体现着深厚奇丽的个性力量和勇于尝试的思想锋芒。
在一些成功中，固然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但也陈列着一连串的陷阱。
在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发生变化的时候，机械地重复经验，经验就变成了陷阱。
1958年的“大跃进”，掉入了“陷阱”——用群众运动搞经济建设，消泯了经济建设和诗意想象之间的那道天然壕沟。
灵感触发下的豪言壮语满天飞舞，那种过去成功岁月积淀起来的激情和畅想，膨胀得硝烟四起，催生出火红的年代和火热的社会，进而弄出大放“粮食卫星”这种怪异的事情。
毛泽东期望甚高的这一尝试，很快就难以为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毛泽东说：我也有胡思乱想的时候。1958年、1959年的责任，主要在我。
毛泽东一生都被他的高远的理想鼓舞着，被缤纷的幻想诱惑着。有时候，人们分不清，哪是他的理想，哪是他的幻想。
如果不是写诗，而是书写社会变革这部作品，那么，理想的实现是史诗，幻想的失败就成为了悲剧。
诗是美好的，但用它来同现实打交道，往往坏事。
在诗的世界，在美的世界，甚至在哲学思考的世界，时代和历史或许可以超越，可以走在它们的前面。
但是，在社会进步的实践链条中，在政治家的决策和操作程序中，它们在根本上是不能超越和打乱的。
政治家的高翔，凌空蹈虚了。
诗人高翔的翅膀，仍然在继续扇动。
毛泽东坚信：“太现实了，不能写诗。”
是啊，在诗歌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一朵开不败的奇葩。
诗人毛泽东独特的游仙之路，铺就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上的美辞华章。
在毛泽东眼里，他的故乡湖南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南岳七十二峰，挺拔在这片土地上面，仿佛耸立起一种坚强不屈的精神。环绕其间的三湘四水，又装点出格外的风姿妖娆，仿佛给了这片土地充溢的生命活力。还有浩瀚的洞庭湖，让这片土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血脉长江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毛泽东山的坚忍、水的灵动、土的质朴、火的热烈。
毛泽东实在太钟爱故乡的山水了。
有一次，他和早年好友、林业科学家乐天宇聊天时，说他很喜欢九嶷山的斑竹，自己是湖南人，却没有到过九嶷山。
乐天宇的家乡正好在九嶷山，随即念起一首诗给毛泽东听：“生长月岩濂水间，老来才入九嶷山。消磨精力知余己，踏遍人间五岳还。”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是拿清朝何绍基的诗来笑我呢，并表示以后一定要去九嶷山看看。
故交旧友们知道了诗人的心事。
1961年夏天，乐天宇、周世钊和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在庐山休养时，一起闲谈，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同乡好友。三人商定，分别送毛泽东一枝九嶷山的斑竹，一管斑竹毛笔，还有两首咏九嶷山的诗。
毛泽东又见斑竹。
这些带着独特斑点的竹子，凝聚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远古时舜帝到南方巡游，死于苍梧之野，就是今天的九嶷山一带，随即葬于该地。他的两个妻子，也就是尧帝的女儿娥皇和女英，听到这不幸的消息，连忙追寻到九嶷山。两位帝子悲恸万分，伤心的眼泪洒落在沅江一带的竹林上，竹子便挂上了她们斑斑点点的泪痕。
从此，这里便有了斑竹。人们也把它称为湘妃竹。因为娥皇和女英是投湘水而死的，她们成了湘水的灵魂。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屈原。
他在《九歌》里专门写下了《湘君》和《湘夫人》。屈原想象着：“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这一美丽的传说，感动了李白。
他在《远别离》一诗中想象着：“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一美丽的传说，也感动了毛泽东——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这首《七律·答友人》，是毛泽东诗词中最为浪漫瑰丽的一首。
如果说《送瘟神》是悲欢离合的“送神曲”和“巡天歌”，那么，这首《答友人》，则是美幻飘逸的“梦乡曲”和天上人间的二重奏。
如果说《送瘟神》是想象着人间的“我”到天上巡游，那么，《答友人》则是想象着天上的“神”到人间巡游。
无缘游九嶷山，毛泽东在梦中神游了一番。
在诗人的想象中，娥皇、女英两个“帝子”以云为衣，乘风而下，何等的飘逸。她们的形象，远不是屈原、李白想象中的愁苦不堪。“斑竹一枝千滴泪”之后的“红霞万朵百重衣”，使抑郁悲哀的凄绝，化作了光昌流丽的美艳。
从远古走来，从天上走来的虚无缥缈的仙人，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诗人借助她们的眼光，看到了人间发生的奇迹和感人的壮景——“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当然，这一切，都是诗人在梦中的想象。
越是“非常之人”，就越有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妙情结。
这不是点缀品，而是动力之源。没有他的情结，就无法照见他的世界——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奇观。
“芙蓉国里尽朝晖”一句，和盘托出诗人对故乡湖南，以至对整个中国的期望，又仿佛是在向未来倾诉着自己的悄悄话，期望着一个辽阔灿烂的世界。
这是一种深远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种让人陶醉、给人激励的诱惑和召唤。
这是一幅美妙绝伦的幻想图景。
而幻想就应该是美丽的。
也只有美丽的幻想，才值得去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