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抵达威尼斯
意大利拥有欧洲最密集的城市群。现在，这些城市一个个倒下了。在这场大灾难里，它们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性格。
威尼斯。
它是欧洲最灿烂的城市。它是海洋的主宰，西方的传奇。
威尼斯的城市人口不过十几万，但它的商业帝国却无远弗届。从荷兰到耶路撒冷，从伦敦到君士坦丁堡，到处都有威尼斯商人。有人说：“哪里有水在流动，哪里就有威尼斯人。”
威尼斯组建了公司、创建了银行、制定了海洋法。商业成为全民的事业，几乎所有威尼斯人都投身其中。最终，财富像潮水一样涌来。威尼斯一年的财政收入高达百万杜卡金币。这是一个让人目眩的数字，超过了法国、英国这些国家的财政收入。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拿它和明朝的收入相比，而明朝人口是威尼斯的几百倍。
在欧洲，威尼斯是被治理得最好的一座城市。它的共和政府非常稳定，这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城市：穆斯林和犹太人在这里都相当安全。城市井井有条，拥有图书馆、公立医院、福利院等全套设备。它给退休公务员设立了年金，给孤寡设立了抚恤金，给学者设立了奖学金。
总之，按人口或者面积，威尼斯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倘要在14世纪找一个最像现代都市的地方，那只能是威尼斯。
它似乎超越了那个时代，
此时，威尼斯正处于繁华之巅。在一百多个岛屿上，桥梁林立，画船如梭。马可广场上鸽群盘旋，士女如云。远处弦歌讴哑，水烟如梦。在黑暗的14世纪，威尼斯人依旧在享受生活。它不像北京或者德里，依附帝王权势来换取奢侈生活。它所有的繁华，靠的都是几百年的血汗与冒险。
这样一个城市，在死亡面前也绝不会丧失勇气。
1348年1月，在墨西拿事件三个月后，死神抵达威尼斯。
威尼斯迅速沦陷。历史学家评论说：威尼斯共和国成了死人共和国。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威尼斯城内60%的人死去了。
60%—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深不见底的恐怖，但是威尼斯没有崩溃。和墨西拿不一样，它的生活还在继续。街道上没有横冲直撞的野狗，屋子里没有腐烂的尸体，它的统治者也没有逃亡。1348年的威尼斯是地狱，但在这个地狱里，人们还保有尊严。
威尼斯总督和议会共同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全权处理这场灾难。它所采取的措施，既详尽又合理。在今天看来也无可指摘。
——委员会对港口进行严格管理，所有船只都要仔细搜查。一旦发现船内有尸体，船只将被就地焚烧。任何从疫区来的船只必须被隔离四十天。
——为了防止秩序失控，威尼斯实施了限酒令。酒类进口被禁止，所有的酒店也被勒令关门。任何人不经许可销售酒类，要被高额处罚，他的酒也要被倒入大海。
——监狱特别容易传播瘟疫。因此，委员会规定，因为欠债被囚禁的人，只要偿还五分之一的债务，就可获得自由。
两座泻湖中的岛屿被定为墓地。每天清晨，都有许多小船划过威尼斯的水道。茫茫水色上，回响着船夫的叫喊：Corpi morti！Corpi morti！（死尸！死尸！）听到喊声，一些人从房子里走出来，把亲人的尸体扔到小船上。等船只装满尸体，就划向泻湖深处。这些尸体将被埋葬在那里。威尼斯委员会规定，所有的墓地，必须深达五尺。教士在墓地前主持葬仪，为死者的灵魂祈祷。
这是惨淡的一幕，但也是充满尊严的一幕。相比无数其他城市而言，这墓地、这葬仪已是难以想象的奢侈。
威尼斯委员会的成员也在不断死去，但他们从未放弃职责。成千上万的威尼斯人死了，但这并非他们的过错。他们已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
普通人也表现出惊人的勇气。每一天，都有无数人倒下，可活着的人还是继续工作。这里没有战争，可每一个船夫、每一个工匠、每一个公务员都像是战士。他们如同顶着箭雨默默前行的军队。—死伤累累，而阵线依旧。
在战线最前沿的是医生。威尼斯市政府雇用了二十四个医生，其中有二十个死去了，弗朗西斯科大夫是幸存者之一。灾难来临的时候，他是威尼斯卫生部官员。他始终坚持行医，从无退缩。当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逃离威尼斯，他回答说：“我宁肯死在这里，也不愿活在别处。”日后，威尼斯政府赠给他一笔每年二十四杜卡的年金，以表彰他在灾难中的英雄主义行为。
这就是威尼斯，一个在绝望中依旧坚守希望的城市。
奥维托却是另一番景象。
它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小城，人口大约有一万两千人。跟当时其他城市比起来，它的卫生系统不算好，也不算多么坏。奥维托有一个经费不足的医院，有两个政府雇用的医生，有十个左右的私人医生。从现代人角度看，它的街道脏得出奇：猪和鹅大大方方在那里散步，就像参加party一样。到处是苍蝇和老鼠。尿壶随便就倒在路边。可是，有几个中世纪城市不是这样的呢？
管理它的是一个七人委员会。它定期开会，留下了大量会议记录。从这些记录里，我们可以知道它都做了些什么。
——让人吃惊的是，它什么都没做。
几个月之前，委员会就知道了大瘟疫的消息。可他们绝口不提此事。开会的时候，这七个人都假装根本不知道这回事。他们讨论了市容市貌，讨论了市民道德，讨论了财务安排。会议记录上什么都有，就缺了两个字：瘟疫。
瘟疫抵达一百公里外的佛罗伦萨时，他们什么都不说。
邻城的使节带着一身黑斑和瘤子造访时，他们什么都不说。
奥维托开始有人开始高烧、呕吐时，他们什么都不说。
当这个小城一天之内暴毙数百人时，他们依旧什么都不说。
往好里说，这是一种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开自己的会，让别人死去吧！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鸵鸟政策：要是看见一个妖怪长着六个脑袋，伸着八尺长的舌头，系着围嘴儿拿着刀叉冲你走过来，最好的办法就是—闭上眼，想一想玫瑰花、小星星之类的东西。
让人吃惊的是：闭上眼之后，事情并没算完，玫瑰花和小星星也不顶用。
委员们前赴后继地死掉了。
7月23日，七人委员会只剩下了五个人。8月7日，只剩下了两个人。最后，只剩下了一个。一个人开会实在有些孤单。于是，会议记录开始一片空白。
此时，奥维托已经走向解体。所有商店都关门了，一切业务均告停顿。奥维托成了一座死城。
直到后来，一个新的委员会成立了。它依次处理所有棘手问题，配备了新的公务人员，给医生设立了专项奖金。这场瘟疫超越了人的能力，新的委员会没有办法拯救病人，但它阻止了饥荒和暴力。奥维托在绝地中进行了反击战。这对死者也许没有意义，但对生者却是一种安慰。
这场瘟疫终止于__________
意大利已经成了一座活地狱。这座活地狱有一个最好的标本—佛罗伦萨。这不是因为它比其他城市更惨，而是因为它留下了一份最生动的记录。
它的记录者就是薄伽丘。
14世纪的欧洲，有三颗文化巨星，后人称之为“三杰”。他们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这三个人都出生于佛罗伦萨，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但丁是《神曲》的作者。他脸色永远是阴沉的，脾气永远是坏的。我猜想：只有想到地狱里给坏人设的各种刑罚时，他才会勉强破颜一笑。
薄伽丘则完全是他的反面。他开朗幽默，喜欢聊天，喜欢玩笑，尤其喜欢各种黄色段子。八卦消息在他嘴里，总是那么绘声绘色。脾气恶劣的但丁是深刻的，薄伽丘则完全谈不上什么深刻。你多半不会崇拜他，但很难不喜欢他。把薄伽丘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想他也能马上成为网络红人。
薄伽丘是一个私生子，童年过得很不快乐。等他长大了一点儿，父亲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学商业。但没干多久，他就宣布自己憎恶商业。他还耸人听闻地补充说：自己热爱贫穷和诗歌。不过，他虽然热爱贫穷，但却一直向老爹伸手要钱。
薄伽丘开始猛写歪诗。诗人总是要恋爱的。所以，他也谈起了恋爱。他的恋人是那不勒斯公主玛利亚。她是国王的私生女，也是全那不勒斯出了名的荡妇。她有一个丈夫，但觉得不敷使用，于是大规模地招募情人。他们的身体和钱袋都被她死命压榨。这位公主对性和钱，显然都是永不餍足的。
薄伽丘一见她就被迷住了。他亲昵地称玛利亚为“小火焰”。可惜“小火焰”档期安排得太满，一时轮不上薄伽丘。等了五年之后，小火焰的床铺才有了空档。薄伽丘一头扎了进去。经过一年快乐的通奸生活，薄伽丘的“通奸的刀口都变钝了”①，再说钱也花光了。
薄伽丘被赶下了床，回到寓所接着写诗。
他的诗歌水平大大提高。薄伽丘把满腔欲火凝结成一首辉煌的淫诗。这首五千四百行的淫诗流传了下去，影响了许多诗人。该诗津津有味地描绘了通奸的快乐。诗中的女主角脱掉内衣，赤身裸体投入情人怀抱时，整个诗歌颤抖着达到最后的升华。
他回到佛罗伦萨后，对玛利亚还是念念不忘。一首淫诗是不够的，他还专门写了一本心理小说—《小火焰》。里面描写了一个女人在通奸中的复杂心理。在小说的最后，出于虚荣心，薄伽丘开始歪曲事实。他声称是他抛弃了“小火焰”，而不是“小火焰”抛弃了他。
但无论是谁抛弃了谁，结果并没有两样。1347年，大灾难忽然降临在意大利，“小火焰”死于瘟疫。而薄伽丘则开始撰写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十日谈》。他终于发现讲故事比写诗歌更适合他。他对此颇感沮丧。但是后人却要感谢这个转变：世界从此少了几万行歪诗，而多了一百个生机盎然的八卦故事。
除了一百个故事以外，《十日谈》还附赠了一个上万字的序幕。整本书是欢快的，像正午的阳光一样明媚，但这篇开头却极度黑暗。
它写的是1348年的佛罗伦萨—一座被尸体淹没的城市。
据薄伽丘说，佛罗伦萨人在1347年（也就是墨西拿遭到袭击那年）就听说了大瘟疫。他们也知道瘟疫在一步步向自己逼近，但他们束手无策。市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城里各处污秽的地方都派人扫除过了，禁止病人进城的命令已经发布了，保护健康的种种措施也执行了。此外，虔诚的人们有时成群结队、有时零零落落地向天主一再做过祈祷了。
“可是到了那一年的初春，奇特而可怖的病症终于出现了。”
据薄伽丘的观察，“染病的男女，最初在鼠蹊间或是在胳肢窝下隆然肿起一个瘤来，到后来越长越大，长到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一个鸡蛋那样大小。一般人管这瘤叫“疫瘤”，不消多少时候，这死兆般的“疫瘤”就由那两个部位蔓延到人体各部分。这以后，病征又变了，病人的臂部、腿部，以至身体的其他各部位都出现了黑斑或是紫斑，有时候是稀稀疏疏的几大块，有时候又细又密。不过反正这都跟初期的毒瘤一样，是死亡的预兆。”
没有治疗的办法，一旦染上这个病，极少有人幸免。
不过最可怕的是它的传染速度，“不仅是人与人之间会传染，就连人类以外的牲畜，只要一接触到病人、或是死者的什么东西，就染上了病，过不了多少时候，就死了，这种情形也是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亲眼看到有这么一回事：大路上扔着一堆破烂的衣服，分明是一个染病而死的穷人的遗物，这时候来了两头猪，大家知道，猪总是喜欢用鼻子去拱东西的，也是活该它们倒霉，用鼻子把那衣服翻了过来，咬在嘴里，乱嚼乱挥一阵，隔不了一会儿，这两头猪就不住地打起滚来，再过了一会儿，就像吃了毒药似的，倒在那堆衣服上死了。”
佛罗伦萨政府的表现比奥维托要好些，但远不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的秩序趋向瓦解。
“浩劫当前，这城里的法纪和圣规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因为神父和执法的官员，也不能例外，都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要不就是连一个手底下人也没有，无从执行他们的职务了。因此，简直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
家庭的亲情被撕裂了。
“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最叫人最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顾看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城内尸体纵横，“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总是有许多人倒毙在路上。许多人死在家里，直到尸体腐烂，发出了臭味，邻居们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每天一到天亮，只见家家户户的门口都堆满了尸体。这些尸体又被放上尸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尸架，就用木板来抬。
“一个尸架上常常载着两三具尸体。夫妻俩，或者父子俩，或者两三个兄弟合放在一个尸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们也不知道有多少回看到两个神父，拿着一个十字架走在头里，脚夫们抬着三四个尸架，在后面跟着。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父只道要替一个人举行葬礼，却忽然来了六七具尸体，同时下葬，有时候甚至还不止这么些呢。再也没有人为死者掉泪，点起蜡烛给他送丧了。那时候死了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情。
“每天，甚至每小时，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尸体运到全市的教堂去，教堂的坟地再也容纳不下了，尤其是有些人家，按照习俗，要求葬在祖坟里面，情形更加严重。等坟地全葬满了，只好在周围掘一些又长又阔的深坑，把后来的尸体几百个几百个葬下去。就像堆积船舱里的货物一样，这些尸体，给层层叠叠地放在坑里。只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直到整个坑都装满了，方才用土封起来。”
这就是薄伽丘留给我们的图画。
这个图画可信吗？要知道，薄伽丘喜欢胡说八道，那是出了名的。
另一位佛罗伦萨作家也描绘了同样的图画。这个人是维拉尼。维拉尼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著有一部《佛罗伦萨编年史》。他也证实了薄伽丘的话。两人的描述在细节上高度一致。
他在书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他死于大瘟疫。
如果这幅图画是可信的，那它就是全部吗？
也许事实比这更恐怖。薄伽丘并没有说出全部，维拉尼也没有说出全部。佛罗伦萨还留下了一些其他的记载：
在佛罗伦萨的街头，游荡着一些半人半鬼的东西。他们是当地的掘墓人。这些人天天和死尸打交道，已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他们白天像兀鹫一样，在坟地徘徊，晚上就成了魔鬼。开始还只是偷抢，等进入夏天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了一群疯魔。这些掘墓人经常成群结队，随意冲进某个人家，索要一大笔钱财。如果付不出，就用女人来抵偿。
这些“兀鹫”经常得逞。他们“民不畏死”，又有传播瘟疫的能力。所有人都怕他们。而佛罗伦萨的市政当局已在瓦解之中。于是，有时他们勒索到钱，有时他们则轮奸女人……
看到这样的记载，我们忍不住会更加敬佩威尼斯，那个坚韧而勇敢的城市……
《佛罗伦萨编年史》认为60%的佛罗伦萨人死于瘟疫，这个死亡率和威尼斯大致持平。
这场大灾难让一些活人变成了死人，也让一些活人变成了魔鬼。
“这场瘟疫终止于________”后面是一个长长的下划线。显然，他是打算等到一切结束，再填上这个日子。但是，这个句子永远不会完成了。
“不正常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有些灾难会让人们变得团结，但黑死病并非如此。它属于另一类灾难，这类灾难只会让人变得黑暗、疏离。
一瞬间看到一万人死亡，也许会激发出我们的勇气。毕竟，我们并非野兽。至少我们并非生来就是野兽。我们会同情，会落泪，有时候甚至会勇敢。
但如果在一百天之内，周围每天都有一百人死亡呢？
当时，死神每天都在猎杀。周围的人每天都在死去。这股力量你无法预测，又无法抗拒。压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最终，人们的心里将只剩下一种感觉：冷冰冰的恐惧。
他们就像被圈养的牛羊。每天圈门都会被打开，屠夫进来拖走几头去剥皮宰杀。不是一天，而是一个月、一年……天天都是如此。那么，到最后，看到圈门打开，你以为他们有什么样的情感？愤怒？激动？悲伤？
——是恐惧。
恐惧达到顶点时，感情的闸门会自动关闭，人心会变成一种奇形怪状的东西。
弗兰克是一位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描写过在压力下的人性变异。
“在集中营里，没有时间、也没有动力，去考虑什么伦理道德。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千方百计地活下去。”人类的情感几乎都泯灭了。但是弗兰克回忆说，有一种感情保留了下来：幽默感。—集中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很冷酷的幽默感。
死亡营里的幽默感，这听上去非常荒诞，几乎不可理解。但是弗兰克用一句复杂的话做了解释：
“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只有不正常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对此，我们能说什么呢？也许这是本能。也许这是人类进化出的自我保护机制：当世界变得怪诞时，人也要蜕变成一个怪物，好能苟活于世。
1348年的欧洲，就是一个死亡集中营。在这个集中营里，生命是廉价的，感情是稀缺的。
正如薄伽丘说的：“那时候死一个人，就像现在死了一只山羊，不算一回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格外冷漠，只是因为：“在不正常的环境下，只有不正常的反应才是正常的。”
恐惧可以把人变成鬼，当时许多政府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个问题，它们也努力削弱它的影响。威尼斯政府规定，禁止死者家属服丧。锡耶纳城府规定：禁止教堂敲丧钟。还有一些政府甚至鼓励大家唱歌跳舞。
但这并没有用处。丧钟一片沉寂，但恐惧依旧渗进空气里，钻进骨髓里，流到心脏里。人们的情感被冻结了。
一位亲历者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无泪可洒，无爱可依，无路可逃。”
而且这个病传染。
触摸病人可以传染，和病人交谈可以传染，使用病人的物品也能传染。在当时人看来，它的传染力简直厉害得邪门。有位医生严肃地指出：目视也可以传染—看一眼病人就可能被传染上。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但当时不少人都相信。因为这个病传播得实在太厉害。当时有不少骇人的故事。比如有家客店住进了一个过路人。他已经得病了，但店主没有发现。由于房间紧张，就安排他住在大通铺上。结果怎么样？那个房间里所有人全都死了，无一幸免。
类似例子在记载里数不胜数。所有的恐怖被压缩成一句话：
“一个人就可以传染全世界。”
于是，社会的网络被撕裂了。
薄伽丘说：“哥哥舍弃弟弟，叔伯舍弃侄儿，姊妹舍弃兄弟，甚至妻子舍弃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伤心、最叫人难以置信的是连父母都不肯看顾自己的子女，好像这子女并非他们自己生下来似的。”
并非只有薄伽丘这么说，也并非只有佛罗伦萨人这么做。全欧洲所有的记录里，几乎都提到了同样的话。
当时有一位叫斯蒂伐尼的作者写道：
“许多人是被活活饿死的。他们得病以后，亲人会说：‘我出门给你找个医生’。然后，他走出去，再也不回来。病人就这样独自发着烧，饥饿而死。
“有些病人哀求亲人别抛弃自己。亲人会这样回答他：‘行。那你晚上好好睡。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用的东西。你床头的篮子里有肉，有水和酒。’等病人睡着了，他就离开家，再也不回来。第二天早上，病人爬到窗口，向路人求救，可那毫无用处。最终，没人看见他们怎么死的。他们的尸体在床上发臭……”
家庭是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人性最后的堡垒。现在，堡垒沦陷了。
但毕竟还有千千万万人守住了这个堡垒。
许多人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亲人。许多人把布满黑斑的孩子抱在怀里，喂他饭，喂他水。许多人和妻子一起死去，和父母子女一起死去。
这些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下，依旧坚守正常的情感。他们用爱战胜了恐惧。正是这些人，证明这个世界依旧值得我们去生活，值得我们去奋斗。—无论它有多少黑暗和丑陋。
1348年的欧洲，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英雄。
他们是那些医生—明知道瘟疫传染性有多强，他们依旧不停照顾病人，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神父—守在病人床头，在恶臭中听取他们的临终忏悔，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律师—不断穿梭在病人家中，记下他们的遗嘱，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那些修女—敞开大门，接收被遗弃的病人，尽量让他们体面地去世，直到自己也死去。
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在我看来，他们比那些在大火中救人的英雄更加伟大。他们凭借的不只是勇气，还有日复一日、毫不动摇的勇敢与坚韧。
无数的记载抱怨：医生们逃跑了，神父们逃跑了，无数人抛弃了自己的职责。
但无数的记载也说：有许许多多的人坚守自己的职责，至死也不放弃。
在《圣经》里，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亚伯拉罕和上帝有过这段著名的对话：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毁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上帝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它。
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上帝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
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
上帝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
有人会说：就是为了这些义人的缘故，这个灾难才没有让这世界彻底毁灭，万劫不复。科学家和历史学家绝对不会赞同这个说法。我也不赞同这个说法。
但还是会有人这么说。他们这么说，不也很好吗？
1348年，几乎整个意大利都沦陷了。
热那亚、威尼斯、比萨、卢卡、佛罗伦萨、维罗纳、费拉拉、罗马、那不勒斯……一串长长的城市名单。乡村荒废了，许多村庄几乎完全灭绝。牛、羊、猪、鸡在田野里到处乱跑，就像一群野生动物。据说，连它们也抵御不了瘟疫。许多动物的尸体在野地里腐烂、发臭……
但是，在意大利有一个幸存者：米兰。
许多城市都采用了隔离措施。比如，皮斯托亚（意大利中部小城）就下达过严密禁令：任何病人都要被严格隔离；任何市民如果访问过疫区，就绝对不允许他们再回来；亚麻布的进口也被完全禁止。
但是米兰的隔离措施是最极端的。一旦发现病人，市政府会立即筑起高墙，把周边的几座房屋全部封住。屋子里的人，无论得没得病，都只能在里面等死。
现代专家不相信这能奏效。但奇怪的是，米兰真的幸免了。在全意大利的城市里，只有它逃脱了大瘟疫。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
如果真是因为残酷的隔离，米兰才幸免于难，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有人会说：在残酷的世界里，只能残酷地行事。
谁能终结灾难
还是那支从东方回来的船队。
它被墨西拿驱逐，又被热那亚驱逐，但它的航行还没有结束……
1348年1月，法国马赛。
马赛已经听说了发生在意大利的瘟疫。因此，它对港口加强了戒备。几条大铁链封锁了码头，港口外的拉图雷托城堡在监视着海面上的动向。
这支从热那亚来的船队似乎在港口外徘徊了一阵。最终，它们绕过了城堡，钻过了铁链，终于进入了马赛港。没人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帮助它们的也许是大雨，也许是浓雾，也许是命运。
于是，大瘟疫抵达了法国。
几天后，全副武装的士兵将它们逐出马赛港。但一切已经晚了，死神已经溜进了马赛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大屠杀。
这支船队的死亡之旅并没有结束。它继续向西挺进，抵达西班牙。在西班牙海岸线上，它继续散播死亡。到最后，它消失在历史中，没有人知道它的结局。
马赛沦陷了。据说，一个月之内，马赛城内死去了五万七千人。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太大了。这种夸大是因为人们过于震惊，他们从没见过如此规模的死亡。就算在噩梦里，这样的情形也是难以想象的。
从马赛出发，瘟疫沿着两条路线向法国腹地推进。
一路向西，指向波尔多。
另一路向北，指向阿维尼翁—教皇驻跸之地。
所经之处，城市和乡村依次覆灭。
普罗旺斯是法国最浪漫的地方。地中海的阳光宛若黄金，薰衣草的原野如同天堂。峡谷与古堡散落其间，壮似画卷，美如诗歌。英法战争也没有波及这里。普罗旺斯依旧宁谧安恬。可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这里就沦为废墟。蒙彼利埃、纳尔滂、亚尔……全都沦陷了。几十万尸体堆积在城市里、田野上，空气里充满腐臭之气。
死亡骑士策动灰马，继续北上。
1348年3月，它敲响了阿维尼翁的大门。
阿维尼翁拥有七座教堂，七座男修道院，七座女修道院以及一座教皇宫。这里有全欧洲最多的神父和修士。
他们最先倒下了。
奈顿是当时的一位编年史作家。他对阿维尼翁的教士恨得出奇，我搞不清楚这仇恨是从哪里来的，但它确实跃然纸上。
奈顿心满意足地写道：
“在阿维尼翁的卡美来特修道院，还没等市民知道瘟疫的消息，那里一下子就死掉了六十六个修士。市民们觉得很稀罕，还以为这些修士在关起门，互相残杀。在奥古斯丁修道院，没留下一个活口。全部死光了。—当然，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还津津有味地补充说：“还有一百五十个弗朗西斯派修道士，全部死光了！没有一个人活下来讲述发生的事情。—干得好！”最后三个字是他用来表彰上帝（或者死神）的。
大多数阿维尼翁僧侣是尽职尽责的，他们勇敢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当死亡占领阿维尼翁的时候，他们没有退缩，坚持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阿维尼翁的教会贪婪、奢靡甚至堕落，但在危急关头，基层的教士守住了底线。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去安慰病人、主持丧礼。
多少年来，阿维尼翁第一次得到了世人的赞扬。
阿维尼翁被死亡吞吃了。
不久前，阿维尼翁人亲眼看到夜空上有一道燃烧的火柱，当时就有人断言这预兆着灾难。可谁都没料到灾难真的到来的时候，会如此恐怖。它似乎不仅仅是一场灾难—它像是人类的灭亡。
人们向教皇求救。教皇是上帝与尘世的中介，他既可以代表人类乞求上帝，也可以代表上帝赦免人类。他是唯一有力量终止大灾难的人。
教皇宫外麇集着无数市民，他们沉默地望着皇宫深处，满面泪水。
教皇在宫内辗转徘徊。
克勒芒六世心地善良，为人温和可亲，怎么看都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以当时的标准来说，他知识面也相当渊博。他喜欢诗歌，喜欢绘画，喜欢音乐，也喜欢占星术。他的皇宫里聚集着一大批占星术士。他们围在教皇身边，向他汇报各种吓人的消息。说得越耸人听闻，教皇听得越入迷。
现在，这些人胳膊底下夹着一卷星图围过来了。他们在教皇面前抖了抖，摊开星图，仔细讲解起来。说到最后，他们总是摇头叹息：既然火星在这个位置，水星又在那个位置，那还能有个好？在劫难逃啊！
教皇问：这场灾难要持续多久？
占星家又计算了半天：十年，陛下，最少是十年。也许会更久。
教皇半天说不出话来。
教皇还拿到了一份报告，上面列举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在大瘟疫中的死亡人数。这些数目加在一起，是个让人目眩的数字：两千三百八十四万①。教皇更加惊慌失措了。
教皇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挽回局面。但凭经验，他觉得自己的祈祷并不管用。他向上帝祈祷过好多事情，多半都没有实现。那凭什么这次会出现例外呢？
于是，他呼吁举行盛大的游行，向上帝忏悔罪孽，乞求宽恕。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千万人的浩大祈祷或可挽回天心。
人们马上行动起来了。教皇的谕旨让大家多少有了点儿依靠：至少能做点儿什么！
各地都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在阿维尼翁城内，声势更是浩大。一次游行接着一次游行。许多游行持续了三天，参加的人数超过两千人。
人们穿着麻袋一样的破衣服，头上撒着灰，光脚行进在街道上。他们一边哭泣，一边祈祷，有人脖子上挂着绳子，有人拿鞭子猛抽自己。在队伍的前面，有人高捧各种圣物，两边的人手持蜡烛，歌唱前行。
——这却是传播瘟疫的最有效手段。
当人们的狂热达到顶点时，教皇亲自出来主持游行。
一队白袍教士打着旗帜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长长的队伍。四位大主教从头到脚罩在猩红长袍里，在他们中间是戴着三重冕的教皇—克勒芒六世。他一面前行，一面张开双臂恳求上帝慈悲。
队伍缓缓前行。游行路线的街道旁挤满了观众，不仅是市民，外地的老百姓也涌进阿维尼翁观看这一盛典。农民、修士、商人、仆役、妓女（在阿维尼翁，她们数量可不少），摩肩接踵，拥挤在一起。不少人满怀希望地相信：这将是一次拯救世界的壮举。
走着走着，一个打旗的白袍教士忽然摔倒了。他趴在地上，面孔扭曲，动弹不得。队形顿时大乱。人们远远围着他，七嘴八舌地议论，却没人敢上去扶他。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这个人是染上了瘟疫。
还没等大家理出个头绪，队伍后列的一个灰衣修士也一头栽倒。他躺在地上，开始小口小口地吐起血来。
“哗”的一声，他身边闪出一片空地来。
大家沉默不语，空气异常沉闷。教皇放下双手，无助地扫视着周围。
游行结束了。
这次游行让教皇清醒了过来。他躲进了皇宫，痛苦地思索整个事件。也许他还和首席御医乔立克从医学角度商讨过。最终，他发出了一道指令：瘟疫期间，禁止任何宗教集会。他终于认识到：所有的集会游行，都只会加速瘟疫传播。
这是一次痛苦的失败。教皇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让信任他的人死得更快。
但克勒芒六世依旧可以获得后人的尊敬。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后，就推翻了以前的谕旨。教皇没有为了自己的面子而牺牲别人的生命。—并不是所有的大人物都能做到这一点。
阿维尼翁再也没有游行了，街头一片沉寂。
据说七千座房屋成了鬼屋，里面空无一人。墓地很快就堆满了尸体。教皇自己掏钱购买了一块土地，充作新公墓。结果，很快那里就堆上了一万一千具尸体。
公墓很快成了猪的食堂。
墨西拿的狗成群结队，吞食尸体。在阿维尼翁，出风头的则是猪。一到天黑，也没人召集，所有能自由活动的猪就集合起来了。它们咕咕噜噜，走街串巷，一路摸到市郊的公墓。然后，它们撒了欢地在那里拿鼻子乱拱，不管拱出什么都胡啃一气。一夜猛嚼以后，它们心满意足，打着瞌睡离开公墓，散回阿维尼翁的各个角落—留下墓地里的一个个大坑、一具具被猪啃得面目全非的尸体。第二天，它们还会回到这里吃夜宵。
但是人们死亡的速度实在太快，猪都来不及吃。最终，所有的墓地都不够埋葬尸体。教皇只好借助河水。他给罗纳河举行了祝圣仪式，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墓地。每天清晨，都有几百具尸体被投入罗纳河。他们顺流而下，一直漂入蓝色的地中海。在那里，这些尸体将长眠海底，变成粼粼白骨。它们并不孤独，在那年，无数尸体用类似的方式从各地流向地中海。
“来自比萨、墨西拿、卡塔尼亚、马赛、塞浦路斯、大马士革的死者和它们躺在一起。”
瘟疫中也有奇迹
教皇逃跑了。
他离开了阿维尼翁，躲进了郊外的一座城堡。在那里，他闭门谢客，希望能逃过这场大瘟疫。教皇安慰自己：反正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要留在城里白白送死呢？教皇能活着，就是对基督徒们最大的鼓舞。自己染上一身黑斑，黯然驾崩，对上帝的事业又将是何等的打击！
怀着这样崇高的思想，教皇自顾逃命去了。
根据首席御医乔立克的建议，城堡里燃起了两盆熊熊烈火。教皇陛下就坐在这两团烈火间。御医认为：热度可以避免传染。
教皇御座旁，火焰日夜燃烧。远处的阿维尼翁，死亡也在日夜燃烧。日复一日，尸体扔进泥泞的墓地，任猪啃噬。日复一日，尸体被抛进汹涌的大河，流向大海。而克勒芒六世却活了下来。
他能活下来，是不是要感谢那两盆火？没有人知道答案。就连提这个建议的乔立克，恐怕也不知道。
乔立克出身农家。他虎背熊腰，一嘴浓密的胡子，走起路像头大笨熊。跟人谈话的时候，一嘴浓烈的大蒜味儿。但是一旦拿起外科器械，他就是全欧洲最灵巧的人了。
乔立克生于法国的一个小村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不出意外的话，他也该是个农民，老老实实娶妻生子，种一辈子地。但乔立克有一种罕见的医学天赋。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无师自通地学会处理伤口，矫正断骨，在当地小有名气。
有一次，有一位贵族夫人从马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请来的医生都束手无策。腿开始腐烂化脓，眼看就要保不住了。这个时候，有人把乔立克领来了。这个不识字的农家孩子给她处理了伤口。十天以后，这个女士已经可以去做礼拜了。
这次治疗使乔立克的命运产生了转机。一位男爵听说了这件事，深受感动。他答应出一笔钱，让这个农村孩子接受最好的医学教育。从此，乔立克离开乡村，走向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后来，这个农家孩子成了欧洲最优秀的医生。他先后担任过蒙彼利埃大学和巴黎大学的教授。由于命运的再次垂青，他应克勒芒六世的邀请，前往阿维尼翁，担任教皇陛下的首席御医。
教皇克勒芒六世对医学很有兴趣。大家通常以为教会都是坚决反对解剖尸体的，但并非总是如此。克勒芒教皇就是解剖学的支持者，他鼓励乔立克解剖尸体，“以便能发现疾病的根源”。乔立克很喜欢阿维尼翁，他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其间，他写下《外科医学大全》。以后的三百年里，这本书一直被奉为医学圣典。
乔立克留下一份关于大瘟疫的记录。在所有的类似文献里，它的记录是最翔实的。乔立克既有专业知识，又有冷静的思维。许多编年史作家跟他比起来，就像一群只会叨叨咕咕的公鹅。
教皇带头逃离阿维尼翁，大主教们也纷纷响应，乔立克却留了下来。他从头到尾见证了阿维尼翁的瘟疫。在记录里，他承认自己怕得厉害，始终生活在恐惧里。但他还是留了下来。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怕让人瞧不起。”
乔立克发现瘟疫不是一种，而是两种。说来也怪，无论是薄伽丘，还是维拉尼，或者是其他作者，谁都没能指出这一点。乔立克是第一个得出这个结论的人。
据他说，第一种瘟疫的主要症状是吐血，从病发到死亡大约是三天。第二种的主要症状是瘤子和痈，大多位于腹股沟和腋窝。这种病人大约能存活五天。但无论是哪种病人，都会持续发烧、疼痛。
第一种瘟疫死亡率更高，基本是百分之百。病人呼吸起来，极为痛苦，而且呼气带有腐烂的味道，乔立克断定他们的问题主要处在肺部。而且，这种瘟疫传染力更强。至于第二种瘟疫，死亡率相对低一些。病人能不能活下去，很大程度上要看瘤子的情况。如果瘤子最后变软、破裂，病人有可能康复，否则还是死路一条。
现代医学证实了乔立克的全部推断。
乔立克说整个瘟疫的持续时间大约是七个月。至于阿维尼翁的死亡率，他认为大约是百分之七十五，这个估计应该是偏高了，但离真相不会太远。
对当地的医生，他这样写道：“许多医生因为害怕被传染，不敢去病人家里。其实即便他们去了，也束手无策。几乎所有的病人都痛苦地死去了，只有极少数人奇迹般地恢复了。”
乔立克自己就是奇迹之一。
他不停地出诊。他并不清楚这场瘟疫到底是什么病，他也不清楚自己到底能不能帮助病人。他能做的只是观察、尝试和记录。
乔立克知道这个病传染性很强，他也采取了防护措施。他穿上了遮盖全身的长袍，手上戴着大手套，脑袋上顶着礼帽。最古怪的是他的面具，这个面具由海绵做成。海绵里面吸满了混着肉桂粉的醋。面具前面还有一个长长的嘴，那是为了避免通过鼻孔和嘴感染瘟疫。
这样装扮后，乔立克看上去就像一只诡异的灰鸟。
这只灰鸟在阿维尼翁不断穿梭—直到他也病倒了。这套防护服没能保护他，乔立克发现自己腋下长出了瘤子。他倒下了，在床上躺了六个礼拜。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死了。但瘤子自己破裂了，乔立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非常幸运，得的是第二种瘟疫。
欧洲医学的整体失败
乔立克并不知道这瘟疫是什么。他只是细致地观察它，然后记录了下来。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回答，欧洲人必须搞清楚面前的敌人到底是谁。
于是，法国国王代表广大群众，向巴黎大学医学院提出了两个问题：
这场瘟疫怎么来的？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巴黎大学是全欧洲最好的学术机构，它的医学院代表医学最高水平。如果它不能回答这两个问题，那也就没有哪个机构能回答。经过仔细调查，1348年夏，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四十六位学士给出了答案。那是一份关于大瘟疫的学术报告，它代表着欧洲医学界对这场灾难的看法。
在这里，我们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医学。
中世纪的医生心目中有两尊神，整个的医学大厦都奠基于这两尊神明之上。这两尊神一个叫希波克拉底，一个叫盖伦。他们全是一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人。
希波克拉底创建了一个理论，而盖伦完善了它。这个理论长期以来都是医学界的神谕。所有的医生都坚信其中每个字都是真理。这个真理叫做体液论。①
按照这个理论，人体内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和黑胆汁。它们分别代表热、冷、干、湿。一切疾病都来源于体液的失衡。比如，一个人得了疟疾，现代的医生会说这是感染了疟原虫。但按照体液论，真正的原因是黑胆汁过多。
在盖伦的手里，体液论变得相当复杂、抽象。这四种体液并非真的液体。它们是一种概念，一种气质。它们不但对应于人体，还和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对应。此外，它们还和土水火风四大元素对应。于是，宇宙与人体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联系。
这样，医学成了一种哲学：一种建立在象征意义上的哲学。它的核心是和谐平衡，天人合一。
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是不世出的天才，他们有很多伟大的医学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发现确实让人惊叹。但是他们的理论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体液论过早地给医学搭建了一个哲学框架。这就像一个小孩子刚开始发育的时候，骨骼就已经钙化了。这样的孩子自然是长不大的。
所以，在中世纪，这个孩子不但没有长大，反而在萎缩。
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陷入了野蛮状态。医学发生了极大的退步，古人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知识丢失殆尽。公元1000年之前的医生，已经堕落成一群巫师和屠夫。他们用月经血给人治病，他们用咒语给人治病，他们甚至拿大斧子给人治病。
十字军东征时期，这些医生曾让阿拉伯同行震惊不已。
一位骑士的腿上有了脓肿，一位阿拉伯医生给他抹上了药膏，脓块已经有点开了。这个时候，一位西方医生匆匆赶来，看见这些膏药，惊骇地说：“这个人不会治病！”他转头对骑士说：“你想有两条腿死呢，还是想一条腿地活着呢？”骑士很聪明地回答：“我想一条腿地活着。”于是这位医生找来了一条壮汉、一把利斧。他命令那壮汉拿斧子砍下骑士的腿。壮汉当着两位医生的面，一斧子劈下去。砍歪了，骑士已经无力抗议。于是抡起来，第二斧。骨髓四溢，骑士当场毙命。
医生对这个结果表示遗憾。接着他就抖擞精神动手治下一个病人：一位得了结核病的妇女。医生剪光了她的头发，拿出一把剃刀，在病人脑袋上画了个十字，切开了脑袋瓜，里头白花花的全是脑仁。医生想了想，往上头抹了一些盐。妇女当场死亡。
阿拉伯医生战兢兢地问：是否还需要他在场帮忙？回答说不用了。于是这个阿拉伯人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这是他见过的最剽悍的医学会诊。
就这样，西方医学跌到了谷底。
几百年来，欧洲医生唯一的成就是发展了验尿学。他们重视尿液，就像中医重视脉搏一样。他们又是闻，又是看，必要的时候还要尝一尝。据说检验得非常准确。有位爵爷得了病，请医生到家验尿。也许是失误，也许是成心，给医生端上来的是一杯婢女的尿。医生仔细观察后对病人说：“爵爷，您没有病，只是有喜了而已。”
这当然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连早孕试纸都省掉了。—但其他成就就完全付诸阙如了。
这些情况在11世纪有了改变，欧洲医学迎来了一次复兴。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被翻译为拉丁文，许多阿拉伯医学著作也被翻译过来了，一所所医学院也成立了。
还兴起了解剖学的热潮。医学院的学生公然偷窃尸体，用来解剖研究。市政府假装看不见。许多教士甚至帮着他们偷。实在偷不着人尸的时候，医生就解剖猪。这种疯狂偷盗引起了社会惊恐。教皇陛下在1300年不得不下达诏谕，干脆禁止尸体解剖。但该诏谕并未得到充分执行。
医生的地位也极大提高，甚至超过了中国的同行。他们被尊为智者，身份高于普通市民，物质上也很优裕。他们穿上好的红袍，戴白貂皮头巾，用金色的踢马刺—并且拿着非常高的薪水。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只有一个小小的缺憾，就是他们不大治得好病。
这些医生一头扎进入了盖伦的罗网，体液论成了他们的信仰。几百年内，从没有一个医生质疑过它。在体液论的谆谆教导下，他们迷上了放血和泻药。他们说：这是恢复体液平衡的最好办法。结果，无数身体虚弱的病人还没有来得及恢复平衡，就被活活折腾死了。这个治疗手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英国的大诗人拜伦就属于最后一批受害者。1824年，他参加希腊独立战争。在行军路上发烧了，卧床不起。医生“眼泪汪汪地恳求他”接受治疗，拜伦接受了。几个医生轮番上马，每个人都放掉他四斤血，然后给他灌蓖麻油和泻盐，二十四小时内，拜伦一命呜呼。死的时候太阳穴上还趴着吸血用的水蛭。
这些盖伦的崇拜者还迷上了占星术。占星术也是体液论的一部分，星辰的变化可以影响宇宙间的四大元素，从而感应人体的体液。盖伦和阿拉伯人都研究占星术，但欧洲医生研究起来更加痴迷。一位医生发现他的同行还在观察尿液，轻蔑地说：“放下你的尿罐吧！那早过时了。你应该抬起头来好好研究研究星星。拿我来说，我不用看你那个尿罐子，也能知道里头有什么。—天上的星星都说得一清二楚了。”
所以，毫不奇怪：欧洲的病人不断大批死掉。
总体来说，这就是1348年欧洲医学界的现状。它在外科上有了一些发展，在药物学上也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失败的。
它像掉进罗网里的野兽，乱冲乱撞，却找不到方向。
一切和星座有关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巴黎医学院提交了关于大瘟疫的报告。医学大师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答案是：星辰。
1345年3月20日下午1点，土星、火星、木星同时进入水瓶座，这就是祸根。一切的灾难都由此而来。
按照该报告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曾在某某著作中说过，土星和木星的会合将导致灾难。另一个哲人大阿尔伯特在某某著作中又说了，火星与木星的会合将产生湿热的邪气，催生大瘟疫。现在，三个行星全聚在一起，其糟糕可想而知。
简而言之，从那天下午一点开始，灾难就注定了。从那刻起，毒气就开始滋生—从水里、从土里、从沼泽里、从大地的裂缝里……海面上情况尤其严重。南风把这些毒气从地中海吹到了欧洲。这些毒气渗入心脏，摧毁机体，而且还会腐化人体周围的空气。于是，大灭绝就开始了。
报告指出：前景是暗淡的。虽然它“并不想给大家留下恐怖的印象”，但前景确实是太坏了。唯一的希望是天气忽然改变。报告猜测说：如果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也许能减弱瘟疫，但这种希望十分渺茫。
至于“怎么办”的问题，它也给出了回答。
既然瘟疫是毒气带来的，既然每个人又都要喘气，那谁都有可能感染。但很明显，谁吸的毒气越少，谁越安全。因此，报告建议：任何活动都会增加呼吸量，所以千万不要锻炼身体，也不要有性活动。而毒气据说又是湿热的，所以潮湿也很危险，所以千万别洗澡。
报告用了七个章节巨细无遗地讨论人们的对策。但总体来说，它的建议就是这样的—找个干燥的地方，一动不动地躺着。
这就是最权威的医学报告，但它并非唯一的报告。
当时许多医生都写过类似的论文，流传下来的至少有几百份之多。它们提出的对付瘟疫之法，林林总总，搜集起来倒也很壮观。
有人主张尽量避免吹风，尤其是海风。海鱼也别吃，任何跟海沾点儿边的东西，别碰。
有人说，海鱼什么的也就罢了，最危险的东西是东方的香料，任何跟东方沾边的东西，别碰。
有人主张让居室保持芳香。他们推荐一种特殊的粉末，由浸泡过大马士革玫瑰水的苏合香、芦荟木制成。每隔一段时间拿点儿这种粉末，投到火里，烧出的香气就可以驱除毒气。如果不幸要出门，记得带上一片琥珀，没事的时候就嗅嗅它。
饮食也是很重要的。煮的肉千万别吃，实在想吃肉的话，就吃烤肉。因为那样最干燥。煮鸡蛋—别吃，除非泡在醋里。至于吃水果和蔬菜，有的医生认为是有益的，有的医生则说那简直是找死。
有的医生认为瘟疫跟爬行动物有关。—在印度，不是天上掉下大批蝎子和青蛙，然后瘟疫就开始了吗？所以，他推荐大家佩戴祖母绿。据他说，祖母绿是爬行动物的克星。任何蟾蜍，只要看一眼祖母绿，就会倒地而死。没有祖母绿也不要紧，可以佩戴一种特殊的护身符。这个护身符据说是从波斯大王那里传下来的，非常灵验。
已经得了瘟疫的也可以治疗。根据体液论，在毒气的侵袭下，病人的体液已经紊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血。不过放血的时候需要格外仔细，找出坏血所在的位置。否则的话，只会白白浪费病人健康的血。
还有人发明了一种了不起的配方：用一盎司的金配上十一盎司的水银，然后用火熔开，再倒进四十七盎司用紫草泡过的水，用小火熬上三天，最后把这紫草金银羹给病人喝下去！
所有这些，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有些医生确实减少了病人的痛苦。但是翻遍所有记录，我们找不到一个例子，能证明某个病人被医生治好了。
他们要么死了，要么靠着自己的免疫力活了下来。
我们并不能责怪那些医生，这不是他们的错。在1348年，无论他们怎样聪明，也没有任何办法治疗瘟疫。他们没有显微镜，没有抗生素，也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细菌的东西。事隔几百年后，我们回头再看这场大灭绝，应该能给出更好的答案。
1347年开始的大瘟疫，被后人称为“黑死病”。这三个字被载入所有的西方历史书，在所有这些书里，它都代表同样的含义—浩劫。
什么是浩劫的源头？
现代学者认为它的源头不是星辰，而是渺小的东西—小到你肉眼无法看见。
浩劫的源头究竟在哪儿
鼠疫杆菌。
黑死病过去五百多年后，人类才发现了这种细菌。地球上有无法计数的细菌，它们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繁殖。每种细菌都有自己的繁殖策略，但是鼠疫杆菌的策略特别激进。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食物链。一种是狮吃鹿，狼吃羊。大的捕食小的，强的捕食弱的。这是我们熟悉的食物链。但还有另一种食物链。实际上对生物界来说，它更普遍，也更重要。在这种食物链上，小的猎杀大的，弱的猎杀强的。在这里，草吃羊，羊吃狼。
鼠疫杆菌位于食物链的顶端。
它有自己的捕猎工具—印鼠客蚤。这种特殊的跳蚤是它的牙，是它的箭。
鼠疫杆菌首先进入客蚤的血液，而且往往引发客蚤的病变。于是，客蚤的消化道会被堵塞。这样，客蚤吃的东西进不到胃里去，它会变得很饥饿。所以客蚤狂热地吸血，但胃里依旧空空如也。因为血被卡在了消化道里。
于是，这支箭就此射出。
箭靶就是鼠疫杆菌的终极猎物，它们主要是啮齿动物。客蚤喜欢藏在它们的毛皮里，吸食血液。在它吸吮时，卡在消化道里的血就会被吐出来，进入猎物体内。鼠疫杆菌也就溜了进去。
就这样，鼠疫杆菌—客蚤—啮齿动物，形成了一条“三位一体”的食物链。
世界上绝大部分细菌都和宿主和平共处。你体内有无数种细菌，但很少有细菌会把你弄死。细菌可能会利用你，剥削你，但并不会肆意杀死你。就像你不会随便放火烧自家房子一样。鼠疫杆菌行事却比较激烈，它往往杀死自己的宿主—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杀。也正由于此，鼠疫杆菌才是一种相当稀罕的东西。
在亚洲的戈壁沙漠里，有个啮齿动物的小天堂。那里也是鼠疫杆菌的摇篮。它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的猎场，首先是土拨鼠，然后是跳鼠、地松鼠……还有黑鼠，这一群鼠类都成了鼠疫杆菌的猎物。
不断有动物死掉，但也总是有动物带着鼠疫杆菌活了下来。食物链在运作，而且达到了一种脆弱的平衡。那是一片无人的荒漠，只有狂风呼啸。鼠类们在那里生生死死，永远也不会引起外界的注意。—直到某一天的到来。
大约在30年代，荒漠里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也许是因为鼠类数量膨胀，也许是因为小冰河期的到来，也许只是因为命运沙漏里的沙流完了，总之，一群黑鼠逃出了戈壁沙漠，来到了远方的热海。
这次迁徙是黑死病的“零时”，大灭绝的闸门就此打开。
没人能准确地知道那个日子。我们能知道的是：鼠疫杆菌就此离开了荒漠，来到了外部世界。热海恰巧位于丝绸之路上，黑鼠就从这里出发，踏上了它的征程。它们藏身在香料包里，藏身在丝绸卷里，藏身在骆驼队里，流散到四面八方。
十二艘船将黑鼠（连同它们身上的客蚤、客蚤血里的鼠疫杆菌）带到了墨西拿，就此欧洲向它们敞开了怀抱。
而欧洲也确实适合它们。
中世纪的欧洲确实脏得可怕。罗马人要是造访中世纪的巴黎，会觉得那不是个城市，而是片连在一起的茅房。街道上到处跑的都是猪，鹅群大摇大摆在城市里一边遛弯，一边拉粪。所有人对这些动物都习以为常，巴黎市长就曾在巡查时候，被一头猪当场撞倒。
大多城市都没有下水道系统。一到雨天，城市里污水横流。大家都要注意脚底下，一不留神就可能滑进水坑。头上也要注意，在巴黎，住在楼上的人习惯随手从窗口倒尿壶。法律规定，他们应该对窗外大喊三声“小心”。之后，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市民，他们就可以问心无愧地往外倒尿壶了。
伦敦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当时没有多少工业污染，但这并不意味着河流就不臭。要想河水变臭的话，可以有很多办法。泰晤士河就是一个例子。泰晤士河岸边是粪，水里是尿，周围是垃圾。碰到暴风雨天气，水流会把污物冲入大海，此时情形还好一些。平时那里的味道让人作呕。国王陛下巡幸时，就被泰晤士河活活熏倒。他龙颜大怒，痛斥市政官员无能。
市政官员其实也在努力：他们雇了不少清洁工，去打扫街道；也雇了不少纠察员，去视察卫生。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也是有惩罚的。就在黑死病爆发的前一年，伦敦政府还逮捕了两名罪犯。他们的罪名就是为了省事，偷偷往邻居家倒垃圾。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整个大环境就是如此。没有完善的下水系统，没有垃圾处理系统，市民也毫无卫生观念，市政当局又能怎么样呢？
黑鼠喜欢这个环境。对它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到处都是垃圾、泔水。空气很好，食物几乎是无限的，做窝也很方便。用某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中世纪的建设工程似乎都是经耗子议会审批的—它们完美地保障了耗子的福利与安全。从亚洲辗转而来的黑鼠，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和鼠疫杆菌一起。
当时有一样东西能拯救欧洲人。
——猫。
猫比医生有用得多。医生对黑死病毫无办法，猫却可以阻击黑鼠（以及鼠疫杆菌）的入侵。如果有足够的猫，黑死病也许会爆发，但是千千万万人可能幸免于难。
可欧洲人刚刚消灭了猫。
不知什么缘故，欧洲人恨上了猫。也许是因为猫有一种神秘的气息，也许是因为猫习惯于夜间活动。总之，许多欧洲人狂热地憎恨猫。据说只有巫婆才喜欢猫，因为猫—尤其是黑猫—有一种来自地狱的超自然能力。无数人相信：邪恶世界在黑暗中窥伺人类，而猫就是那个世界的鬼蜮使者。
这只是民间迷信，但竟然教皇也出来凑热闹。在黑死病爆发一百多年前，一位教皇宣布魔鬼本人曾变形为猫，蛊惑别人崇拜它。猫是邪恶的。任何人—尤其是女人—如果表现出喜欢猫，都会遭到大家的怀疑。
欧洲人开始屠猫运动。前后有一百多万只猫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更多的猫被悄无声息地遗弃、杀害。到了1348年的时候，欧洲几乎找不到家养的猫了，只有少数地区存在着一些野猫。
欧洲人亲手消灭了唯一的救星，现在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其实客蚤并不喜欢人，因为人没有毛皮。一般来说，它们宁肯留在黑鼠身上。如果黑鼠死了，它们也会优先选择羊、牛、狗等等。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们才会扑向人类。
即便如此，黑死病依旧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世界。这是因为鼠疫杆菌对人类，远比对鼠类危险。它不仅导致惊人的死亡率，还会产生复杂的疾病类型。
乔立克发现存在两种瘟疫。他是正确的，但不够全面。
鼠疫杆菌进入淋巴系统，会引发腺鼠疫。它的典型症状就是在腹股沟、腋窝等处长出肿瘤。病人会持续高烧、头疼、疼痛难忍，后来还会出现呕吐和谵妄。病人大多在一个礼拜内死亡。腺鼠疫的死亡率可以高达75%。
鼠疫传播还要靠黑鼠身上的客蚤，而且不是所有客蚤都会传染鼠疫，甚至也不是所有携带病菌的客蚤都会传染，只有消化道被堵塞的客蚤在咬人的时候，才会把病菌吐在人的血液里。许多客蚤虽然被病菌感染，但消化道并没有堵塞，这时它们也没有传染力。
如果一切仅限于此，那么黑死病也不会如此恐怖。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鼠疫杆菌进入人体后，开始攻击肺部。于是产生了另一种鼠疫—肺鼠疫。
病人感染肺鼠疫后，会严重缺氧，身体会出现可怕的黑斑。他会发烧，然后剧烈地咳嗽，喷出血沫。病人将在三天之内死亡，死前要承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肺鼠疫的死亡率高达95%。
而且最可怕的是：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
到了这个时候，人与人的接触可以直接传播鼠疫，甚至不需要触摸，仅仅呼吸就可以传播。黑死病已经不是一条死亡的河流，而是死亡的大海。
乔立克精确地描述了腺鼠疫和肺鼠疫，但还有一种鼠疫被他漏掉了。黑死病还有第三种形式：败血性鼠疫。它相对比较罕见，但最具杀伤力。病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就会死亡。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是100%。
这三种鼠疫混在一起，会聚成了黑死病。
面对这样的疾病，当时的医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们只能等待—等待着黑死病燃尽自己全部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