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一章）
这里是一个古代哲学家进入气功入静状态，在冥冥中沉思，以直觉感悟深邃、神秘、微妙的“天地之始，万物之母”的形象。
一个外国人写道：中国道家对自然的观察和对道性的揭示所获得的一些深刻洞察，为现代科学理论所证实。东方神秘主义思想，受到现代西方注目。他们发现，现代物理学概念与东方宗教哲学表现出来的思想具有惊人的平行之处。甚至认为，东方神秘主义思想为当代科学提供了坚固、合适的哲学基础。
这种相隔数以千计岁月而各自产生出来的思想所达到的平行，令人震惊。于是西方出现对东方古文明的追寻热。被东方神秘主义吸引的人向《易经》求教（顺便记起，不久前在南斯拉夫，他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易经》的问题），实践瑜伽术以及其他东方形式的反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著名丹麦科学家玻尔被国家封为爵士时，选择中国的阴阳太极图作为他盾形纹章的主要花纹。
因此，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惊喜和自豪。
然而，我们都不能不十分冷静地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在看取传统的思想财富时，我们和现代西方的思维立足点所处的不同层次。
现代西方对东方文化渊源的发现，以及由这种发现引起的思维复归，是经过了科学洗礼的否定之否定。他们通过运用高度精确的科学手段，对微观世界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索，揭示了亚原子世界超越语言和推理的实在，才认识到仅仅凭借测量与定量化，分类与分析在现代科学中的局限性。因而洞察东方的某些核心教义，并把它们同自己领域的经验联系起来。这是科学的进步。
老子的思维，虽然充满了辩证法因素，有其符合客观事物实际的一面，但毕竟是处在原始朴素单纯的状态，是以直观、模糊的方式来理解自然，以抽象思维包容一切，不受公理逻辑论证规则的制约，缺乏对自然界现象和事物作具体的解剖和分析。所谓“玄之又玄”，与其说是理论上的神秘，不如说是认识上的模糊和叙述语言的拮据。老子自己也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二十五章）。这种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成为对构造正确科学理论的阻碍。
认识到这个事实是不愉快的，然而是必须的。以拥有传统的思想财富为满足，以为不必寻求我们思维模式现代化的现实道路，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懒惰主义。倘若更有甚者，以为既然西方都已视现代技术为邪恶，转向东方式的精神解放道路，我们便似乎真的可以“绝圣弃智”（十九章），“无事而民自富”（五十七章），那是一定要吃大亏的了。对我们来说，恐怕最要紧的还是把十分沉重的历史包袱先放下来，只带上那些值得带上的东西——其所以值得带上，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接受人类文明的最新成就，迅速摆脱迷惘和徘徊，大踏步地赶上现代生活的进程。
二、“……使之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八十章）
这也许是最早用理论语言表述出来的复归思想了。
老子之后的庄子走得更远：
“同乎无知，同乎无欲，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干脆主张人们取消智能，取消社会性欲望，与禽兽为伍，同自然万物化为一体。
这种社会史观出现之时，已经有了初步成熟的科学和艺术。然而，“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十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二章）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看来真是罪莫大焉。
老庄生于乱世，目睹天下利害相争，说出一些激愤的话，企图以遁世避俗而超越现实，并不难理解。难于理解的是后人，尤其是今人对这种历史迷恋的迷恋。
由此想起当今文坛上的“寻根”说。
“寻根”说呼吁寻找一个民族、一个地域文化的源头。从对历史积淀的挖掘中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和心理的形成和流变，从而使当代文学的发展获得一种深蕴在传统中的活力。寻求是为了发展，回顾是为了现实和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李杭育的小说，给历史的沉积以鲜明的时代观照。我还喜欢《小鲍庄》和《远村》。前者以清醒的现代文化意识提示文化蒙昧的现实；后者则在对几乎保守着原始面貌的心态的描写中发出变革的激愤呼喊。
然而，听到另一种议论。这种议论根据所表现的题材把当代文学分成四个等次：改革小说；社会问题小说；道德伦理小说；文化小说。以“文化小说”为当代文学之冠，最低级的是“改革小说”。
文化小说——姑不论这个定义是否精当——之所以取得这种地位，据说主要在于它有最深厚的传统文化色泽。其人物，往往是化外之民，保留着《楚辞》中记载的口语；其环境往往是旷古幽闭之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若写现实，便人去人来，不知所由，偶留踪迹，即如烟逝，空以至无。连遣词造句，也极力拟古。因为这一切，而得到许多人，包括大方之家的盛赞，以为有最高的审美以及传世的价值。
当然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判断来评价这种努力的是非得失。开放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而文学艺术是最有权力多姿多态的。问题在于，把对民族传统的轻视反拨变成对现实表现的轻视，把“文化小说”之外的小说都从文化中开除出去，那就清高得有些可以，而至于粗暴了。以最低档次（姑遵上述分类）的“改革小说”论，原是不可能不包含社会问题，道德伦理问题，以至它本身就不可能不是一种文化现象的。作家的才华、作品的艺术自有高下优劣之分，以题材划分等级则完全没有意义。偏爱传统，而至于迷恋，而至于食古，固无不可；从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中，从现实生活的各个侧面、其中必然包括居于社会矛盾中心地位的变革中直接获取审美表现的源泉，未必就只能受到鄙薄。恰恰相反，文学的最热烈、最丰腴、最有活力的生命，正存在于最新鲜的现实当中。我们所以在“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正国雍《宋元戏曲序》）之后，在中外无数不可逾越的文学高峰之后，还敢于写作，就因为我们不仅拥有历史的巨大遗产，还拥有的历史巨人都不具有的另一笔巨大财富——现实生活。
使当代文学发展成为可能的主要因素，不可能是传统思维方式的溯古的相似性，不可能是审美观念的复归，恐怕更重要的是以未来学的眼光直面现实。
三、“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 （十一章）
老子提出的“无”，作为一个负概念，给一部哲学史带来许多引人入胜的篇章。
政治上，以“无”、“无形”、“无物”、“无状”这些否定性的词描述的“道”，发展成帝王的南面之术。
而历来的文学家、艺术家则从中发掘出美学的意义。
十分富于意味的是，以儒家为正统，以道佛为补充的中国思维传统对科学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对哲学、艺术、美学的发展，却不能不说起到积极的作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渊兮，似万物之宗”（四章）。显然，这里的“无”并不是绝对的“没有”、“不存在着”，而是万物的根本，万物的源泉。
老子之前，《周易》有类似表述：“天地氤氲，生化万物。”
苏辙有一段话可以看做十分生动的描述：
“……若真空，则犹之天焉；湛然寂然，原无一物。然回时自尔行，万物自尔生，灿为日星，为云雾，沛为雨露，轰为雷霆，皆虚空生。”（《论语解》）
在老子哲学的这个“无”的范畴里，充满着生生不已的创造力。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并不是没有“音”，没有“象”。“大音者，不可得闻之音。”这里要求的是全部身心去觉悟浩茫宇宙之间，混沌万象在不言中的消息和律动。
后人加以阐发，使之为艺术创作所用。
西汉《淮南子》作者刘安说：
“夫无形者，物之大祖也；无音者，声之大宗也……是故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循之不得其身。无形而有形生焉；无声而五音鸣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是故有生于无，实出于虚。”
从有限、有形感知无限、无形，又从无限无形回到艺术创造的有限、有形。于是有了“虚实相生”说，“境生象外”说。“意境”成为中国艺术重要的审美范畴，形成美学传统的特色之一。
“空白、虚实、含蓄，是中国艺术的最大学问。”（李可染语）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南宋四家”之一的大画家马远，多作一角，半边之景，遂有“马一角”之称。齐白石略事点染，几只小鱼小虾，便使人觉得满纸江湖，烟波浩淼，生气盎然。“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
文学也一样。“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偏举。”（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因而清代文论家刘熙载说：“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
这里面充满着艺术的辩证法。
我体会到其中的两点要旨：
1.行文的空灵感。“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明金圣叹语）
2.想象的空间感。“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清李渔语）
对于我那些泥实、拘谨的创作文字，其意义实在是太大太要紧了。不能从历史的纵向，现实的横向和文化的深层设置广阔的环境，创造多层次，多姿态，多氤氲的艺术氛围，才情所限固然是主要原因，修养的不足也是不能忽视的。
逻辑意义典型性及其他
——关于文学的一封信
从外地回来的这些日子，我除了一面上班，一面就是看带回的你这几本书。小说和外访故事还没有来得及读完，着重看了文论，有的章节看了不只一遍。生出许多想法，觉得有可能写一篇大的文章。但细想一下，又有些难处：一是有一种你常提到的“畏惧”感（你在书中多次提出。其实在你是不必要的，你并不真的“畏惧”），恐怕对你的想法以及你在书中所涉及的领域并没有深切的掌握，不能把事情讲清楚；二是时间上有问题，有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很新鲜，拖久了，便黯然，反倒弄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不如就这样拉拉杂杂地把一些随感记录下来，贡献给你，对与不对还可以由你指正。这样，日后如有可能写逻辑严密的文章的时候，还可多一些确凿有用的思想材料。
你这本书所显示出来的作者在观念上的自信与表述上的优雅毫无疑问是足可以令人激赏的。一个在当代文坛已经取得成功使海内外瞩目的作家，结合了自己的经验，将自己的对艺术的领悟作出如此肯定的理性表达，我觉得是很可以征服人的。无论是否认同其中的所有观点，但这书应该能够引起较广泛的注意。我在江西孤陋寡闻，不知文论界有些什么反应至少沉默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为当代文坛提供的新的思路、新的视野、它的新鲜而切实、它的平易而独到、它的真诚而敏锐，都使文论界一度甚嚣尘上的陈腐或怪异为之一扫。使文坛上无论是貌似圣人的指手画脚还是形同娼妓的哗众取宠，都应该觉得惭愧——如果这些人还有些自觉的话。
应该说，你走上文坛的路一直是顺的，在评界，同行，读者中，一直是受宠的，作为诚挚的朋友，这一直是我引为骄傲的事。但正因为诚挚，我才觉得没有必要去挤入赞美诗的合唱，相反却总试图找出一些什么你不曾提防的地方，来提醒你，使你避免些什么，又完善些什么。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以你的才情，是可在文学上成就很大很大的气候的，无如我辈，只是因为别无他计，以此营生罢了。然而我又迟迟不能启口，因为没有把握。倒不是怕你见笑（这你不会的），而是怕有妨碍于你本来清静的心境。到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这种担心也并没有消失，但是我想，如果是作为交谈，把我的一些想法提供给你，因为它的浅陋和不准确，你是不至于受影响的，但我却可以因了你的纠正而获得益处。这样想，便有了写出如下文字的信心。
为了叙述的方便，还是随心所欲地写些杂感吧，这也许是你在书中指出过的中国人的缺乏思辨力的毛病了。
一、关于逻辑
逻辑曾被古希腊人认作是世界的起源，一切事物的本体。应当说，这认识，在极大程度上显示了西人思辨的力量，对此认识的与生俱来的明白，也给西方文明带来了无穷的益处。按照逻辑的法则，对世上诸般事物进行了缜密、细致、精确的分析、实验、推理，造就了对人类生存发展影响至为重大的科学精神。这精神渗透到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一切从具体的个体出发（英文的“I”永远是大写的），一切都是分析的，从绘画的透视到吃饭的餐具，这一切，可以说同东方人是截然不同的。东方人，毋宁说中国人的思维总是从群体出发，把握事物总是从总体入手。是不是说，东方人就缺乏逻辑、缺乏理性精神了呢？不是。逻辑是先验的，并不因为谁的意志而可以取消。所不同的，只是对逻辑的把握方式。东、西方文明的起源，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思维方式的相异，我以为也是先验的，是一种宿命。这宿命的结果，一度为许多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所诟病。我却一直以为，那其实是无所谓高下，无所谓优劣的。两种方式，事实上都产生过伟大的果实，也同样遗留了许多的缺憾。以小说论，西方的思维固然结构出许多鸿篇巨制，然而循着科学方法而导致对潜意识对梦幻的复述，在结构上的结构与解构——这里指的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盲目接受其影响的创作实践等等，都导致了小说作为艺术的固有本质的丧失。这也正给中国当代的新潮小说带来了致命的伤害。所谓的意识流，所谓的呓语，所谓的访问梦境，所谓的语言颠覆等等，其在形式上的探求终归失败，其命运可说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剩下来的那一片世纪末情绪，如对个体存在的忧患意识，对永恒空虚的向往与恐惧，对人的终极关怀，对现实情境的荒诞感，绝望与幻灭感（表现上则也复归了精巧的故事）等等，倒是存留了些许意义，这方面较为优秀的作家我以为有××、××。这意义依然是社会学的，尽管他们本人也许不愿意承担。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及其结果和在现实中的影响，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专论，现随信附给你（见《老子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