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祥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组织上派我到妇女独立团任二营营长。不久，妇女独立团随西路军总部渡过黄河，血战河西走廊，开始了悲壮的西征，我们先后参加了一条山、土门子、永昌等战斗，胜利完成了上级给予的任务。1937年1月21日，西路军供给部和妇女团一部，被马家军五个多团围困在临泽县城，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们妇女团的战士，既是战斗队，又是救护队，个个表现得英勇顽强，许多同志战斗在守城第一线，运砖石修补城墙。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滴水成冰，我们就发动同志们用水冻冰补筑城墙，这样又快又好，敌人干着急爬不上来。子弹打光了，我们又把砖头、瓦片和木料运到城墙上，打击敌人。坚守了三天三夜，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到了倪家营子。
3月中旬，石窝分兵后，妇女独立团剩余的战士由团长王泉媛同志带领，在风雪茫茫的祁连山中打游击。这时，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伤病员又多，行军极为艰难。凶恶的马家军骑兵穷追不舍，到处搜山。敌人来了，同志们就钻入雪山松林躲避，跑不及的就和敌人展开拼杀，有枪的用枪，有刀的用刀，没刀枪的用石头、棍棒打。3月17日，我们走到牛毛山时，敌人又追了上来，这伙凶狼恶虎大声叫喊：“弟兄们，她们都是女的，抓住一个给一个作老婆！”我们拼死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还是被俘了。
我们被押往张掖关了几天，又被押上去青海。走到民乐县扁都口时，住在一个叫炒面庄炒面庄：村名，位于民乐县南部，地近扁都口，今属南丰乡。
的村子里，我悄悄向看管的一个马家军士兵说：“老总，要把我们送到什么地方去？”那个士兵是重庆人，对我们有点同情心，就低声说：“青海有个万人坑，那里活埋了不少红军，你们也要去那里，瞅空子能跑就跑吧。”我赶忙告诉李开英、李文英两个战友，要她们做好逃跑的准备。第二天黎明前，我们借口去河边担水，就逃走了。
一天，我们走到山丹大马营，去一个牧场帐房要饭，忽然窜出十几条恶狗，咆哮着猛扑过来。我和李文英一面用棍子挡狗，一面跑，李开英因作战负伤，跑不快，小腿肚被狗咬掉一块肉，摔倒了，几条恶狗又围住咬她，我和李文英又跑来打狗，等把狗赶走，李开英的肠子都被咬出来了。我们两个人把李开英背到一个窑洞里，包扎好伤口，又出去讨饭。等我们讨回一碗面条送到李开英嘴边时，只见她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咬着牙，只有微微一点气息了。我们叫了半天，李开英才睁开眼，含着泪水，断断续续地说：“我已经不行了，你们快走吧，如果能找到我的儿子鲜斌文，就告诉他我已死了，让他革命到底。”说完，她就断了气。我猛然想起一样东西，连忙把手伸进李开英的衣襟底下一摸，那块换饭吃的烟土不见了。她为了不连累我们，就吞了烟土，悲壮地牺牲了。李开英是个模范党员，送丈夫和儿子参军，后来她自己也参加了红军。她的丈夫已牺牲在川西，儿子在红九军当兵，不知生死如何。
我和李文英守着战友的尸体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第二天在一个毡匠的帮助下，找了一块草席，埋了李开英，又继续往东走。走了一天多，路过一个村子讨饭，被民团发现了。民团的一个头目指着我说：“看这个共产婆胖胖的，长得挺富态，一定是个当官的，把她抓住。”
李文英见势不妙，就壮着胆子上前，拦住那些民团说：“走，见你们的韩旅长去，是韩旅长放我们走的。她胖，是个做饭的，不信去问韩旅长！”敌人被李文英的一番话蒙住了，就放过了我们。
我和李文英躲躲走走，沿途又碰上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同行。走到永昌、武威、民勤三县交界地时，又落入了马家军骑兵手中。敌人把我们的手反绑起来，一边走，一边打，还逼我们光脚从结冰的河里淌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划满了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看到敌人对女红军这样残忍，许多人都流下了同情的眼泪，有的偷偷地骂敌人，有的跪下为我们求情，有位老大娘拉住敌人的马缰绳说：“老爷，饶了她们吧，这些女娃娃真可怜，你们也有儿女，积些阴德吧！”
敌人把我们押到武威，关进了马步青特务团设的一个监狱里，这里已经关了100多名女红军。敌人把抓到的女红军编为十个班，每天只给一些黑面烂菜汤，大家饿极了，放风时就抢着吃院里种的黑花叶子。我和战友们秘密串联，同敌人展开了各种巧妙的斗争，有时咒骂可憎的敌人，有时高唱红军歌曲，把敌人搞得坐卧不宁。敌人软硬兼施，红军宁死不屈，100多名女红军，像一个娘生的一样，坚持斗争。
8月的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名女红军押到军部大院，排成一列长队，先由马步青“训话”，他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呀，要释放在押的红军呀，一大串甜言蜜语；接着就宣布第一批“释放”红军的名单。大家感到蹊跷，“难道敌人真的要释放我们？”忽然，院中的马家军官兵乱作一团，他们趴在地上抢纸球，抢上的个个眉开眼笑，原来，马步青是要把女红军分配给他的部下当老婆。战友们气愤地和敌人扭打起来，高声叫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要命有一条，宁死不受辱！”经过几十分钟的拼搏，眼看着30多个姐妹被这伙豺狼抢走了，我们满腔怒火。这天夜里，我难过得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和战友们生死与共的经历，又想起姐妹们如今的不幸遭遇，对敌人的仇恨，对党的思念，鼓起了我斗争的勇气和决心：“我是党的人，要设法回红军，坚决不给敌人当老婆！”
敌人对我们不屈服的女红军，施用各种非人的刑罚，把我打得死去活来。经过几次拷打，把我的一条腿打断了，我还是不屈服。到了1938年秋天，姐妹们都走光了，我还在监牢中受苦受难。监狱旁边有一家姓高的大嫂，听说有个女共产被折磨得很可怜，就让她的弟弟半夜翻墙进来，拧开门锁，把我救出，我随即离开武威，一心想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找党。一路上翻山越岭，好不容易走到永登，又遇到民团的堵截，我怕重新陷入敌人的魔掌，只得再入祁连山，逃到武威南山的张义堡一带，靠给人干杂活度日。
一晃就是10年，1949年9月，武威解放了，我立即到张义区政府，说了我的红军经历，并积极参加地方建政、剿匪、土改、反霸，帮助区政府做群众工作，带头给志愿军做鞋袜。不久，我当上了区妇联主任。当年冬天，有一股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我听到消息后，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土匪扬言要杀我，我说：“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今天，共产党已把全国都解放了，还收拾不了这几个残匪！”
解放后的新生活，给我带来了欢乐和幸福，可是有一件心事却一直萦绕在心头，这就是我的党籍问题。自从1939年流落到武威以后，我装作哑巴要饭好几年，到处寻找党的组织。1942年，我在石嘴子找到了原红四方面军妇女工兵营营长杨文局同志，我们约好一起去找地下党。有一天，我们遇到一个做买卖的四川人，以为他是地下党的，就带到家中，正在探问，被人发现，就惊散了。1949年刚解放，我就向区长说过自己的心事。1950年，我又向区委书记提出了口头申请。1951年我请人写了书面申请。此后，几乎每年都向区领导递交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但是，区上领导调动频繁，工作头绪多，顾不上调查我的问题，所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57年元旦，我意外地收到一件挂号信，地址是酒泉新生被服厂，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同志向我问好，她已经担任了新生被服厂的党支部书记，问我有什么困难，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来。我把信捂在胸口，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自己的组织问题解决有希望了。我连忙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在被服厂当了工人。我又向党支部提出了书面报告，申请恢复党籍。但是，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问题一搁再搁，一直未得到解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鼓起勇气，先后给中央组织部、省委、地委写信、写报告，要求恢复党籍。各级组织对我的报告很重视，一封封调查信寄了出去，一个个外调人员派了出去。经过几年的调查，我的历史终于查清。1985年12月，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调查报告，正式批准恢复了我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7年参加红军时算起。
1986年元旦，酒泉地委党史办的同志来到我家，把省委的决定宣读给我听，并向我表示祝贺。我激动得哭了，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厂里又开大会，宣布恢复我的组织生活，我把从1957年起逐月积攒起来的党费，共计200元的一红包分分钱，交给了党组织，表达我对党的深情。
王文焕整理，酒泉地委党史办供稿，收入本书时作了一些删节。何福祥同志，女，湖北红安人，生于1911年，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参加地方游击队，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医院任护理员、护士长、医务主任，四方面军供给部排长。1936年10月任妇女独立团第二营营长，随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西路军失败后流散河西，1949年解放后重新参加工作，历任武威县区妇联主任，国营酒泉被服厂工人，离休后定居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