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哲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平凡的事件，那就是敬爱的周总理代表中国共产党，嘱托张治中副委员长释放和护送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延安的事迹。事后我才知道，这批人是在1937年全国抗日高潮中，中国共产党为了建设新疆，与盘踞在祖国西北边陲新疆的盛世才，建立了统一战线，陆续派到新疆工作的，还有原西路军进新疆的一批干部。这几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到新疆后，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上，都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又在航空学校培训了一批共产党的空军人员。
1942年，由于苏德战争局势的变化和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盛世才这个割据军阀，为了找靠山而投降了蒋介石，背叛了和共产党的统战关系，疯狂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把新疆变成了人间地狱。1945年7月，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协定上有释放政治犯的条款，但国民党拒不执行协定的规定，对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置之不理。1946年4月，张治中将军出任蒋介石的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在他要离开重庆飞往新疆的前夕，敬爱的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亲自到张治中将军的家里，嘱托他到新疆后，将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人送到延安去，张治中将军答应了。
接受护送任务
1946年，我在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担任少将交通处长，负责军事交通工作。5月中旬的一天，陶峙岳总司令对我说：“张主任要释放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还要把他们送回延安，你拟一份护送计划吧。”于是我先到省政府警务处了解了一下情况，看有多少人，多少行李，都需要备些什么物资等等。
我到了警务处，接待我的是副处长刘汉东和主任秘书胡步虬。新疆省警务处，实际上是军统特务的机关，我向这两个特务头子说明了来意。刘汉东说：“搞什么计划，弄几辆车装走就算了。”可是我拟有计划，不管他的这些。
在拟计划当中，我回忆起八年前的一段往事，联想到这批人的艰苦危难的遭遇。那时，谢老谢觉哉曾告诉我：“干抗日救国工作，不一定都去延安，哪里都是一样。”我若自己主动去了延安，说不定也要到新疆工作，那就和这批人一起过囹圄生活了。
情况是这样的。1938年初春，我在兰州空军部门任政治指导员，上级指示我们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没有大地主、大资本家，只有大贫小贫。关于如何抗日救国问题，却避而不谈。当时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是谢觉哉、伍修权，我便想找谢老谈谈抗日问题，并提出我要去延安的想法。我的爱人高雪洁住在我岳母牟玉光家里。我的岳父高金城在河西走廊张掖开设了一个医院，他自己当院长，我岳母又在兰州开设了一个家庭产院，自己担任接生。这时我岳父已被青海马匪军暗害了！因为我岳父、岳母都是地下工作人员，归谢觉哉、伍修权领导，由王定国同志直接联系。谢老夫人王定国同志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我岳母的产院里生的，由我岳母接的生。有一次，我在岳母家遇到了谢老，我同谢老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谈话，除谈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问题外，曾向谢老提出去延安的想法。
从此以后，我就同王定国同志有了较多的接触，在谈话中接受了谢老、王定国同志许多的指教和有关抗日救国政策问题的解释，使我受教非浅。有一次，王定国同志说：“谢老叫我告诉你，抗日工作哪里都是一样，不一定要去延安。共产党是主张搞统一战线、抗日救国的，不抗日中国就会亡。要抗日，就要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王定国同志又说：“革命的工作是艰险的、困难的，要有勇有智，不作无代价的牺牲。必要时牺牲了，只要对抗日有利，也是光荣的。”王定国同志还给了我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十大纲领》，我精读了多次。我还去办事处听过谢觉哉、伍修权讲解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
军统特务们发现了这些情况，就在我岳母的产院旁设了一个特务据点，专门对我和我爱人高雪洁盯梢。我俩每次外出，都有特务跟踪。我发现了这种情况，当然也采取了警惕措施。问题终于发生了，8月的一天，我接到武汉空军政治部的命令，调我去武汉工作。我同爱人到了武汉，政治部主任简朴对我说：“你已经被撤职了，理由是学识平庸，工作不力！”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便一声不吭，接受了这种撤职处分。
我回忆在兰州的这段经历，自然会联系到这批人的遭遇。从而也证明了，当初谢老和王定国同志对我的一些启发教育是正确的。是啊，革命工作、抗日工作的确是艰险的，困难的！
我同情这批人的悲惨遭遇，他们都是为了抗日救国来到新疆的，结果都坐了监狱，有的已经被杀害了。我要在拟制计划当中，为这批人着想，为这批人服务，我的同情心浸润到了计划中。
从新疆到延安，这个万里长途非同小可，既艰苦，又困难，尤其是新疆境内，要经过热死人的火焰山、浩瀚的戈壁滩、八百里的瀚海。而这批共产党人，在监狱关了多年，体质虚弱，经不起长途跋涉，稍有不周之处，便难以回到延安。因此要让这批人在路途上能够舒适些，在车上能够躺躺坐坐，不至于累垮。绝不能按特务头子刘汉东说的那样，弄几辆车装上就算了。
我拟的计划安排了10部十轮大卡车，每车约坐十几人，可以说吨位宽，面积大，躺躺坐坐不成问题。计划中配备了军医、军需、通讯人员；每辆车上配备了一个照料人员；为了确保安全，还配备了一排武装人员。另外要用张治中主任的名义，通知沿途各省市军政警宪妥为保护。计划拟好后，送给陶总司令转张主任批阅。
5月底，陶峙岳总司令对我说，张主任要派你去送这批共产党，运送计划是你拟定的，沿途情况你都了解，出了事故，你要就地解决。陶总司令还说：“是张治中主任指定叫你去的，不是我推荐的。”接受任务后，我又想到，这样也好，通过护送，可以把对共产党的同情心，直接落实到他们身上了。
护送人员很快确定了，车辆设备的配备也很快调动完善。6月7日得到通知，定于10日出发，并要我在9日上午8时去见张治中主任。我见到张主任，他握着我的手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把力。路上情况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你送到兰州就回来。”我问张主任：“是护送还是押送？”张主任说：“当然是护送。”
我又问：“旅费怎么办？”他答复：“实报实销，回来报告单拿给我批”。
6月10日拂晓，我带副官李英祥来到第二监狱门口，护送班子陆续到齐了，我检查了人数，发现每辆车上配备的照料人员都是军统特务机关派的，我心里不禁为之一怔。进监狱后，我对姓侯的典狱长说：“把要送走的人集合起来，我说几句话。”我站在板凳上说：“从今天起，你们的生活归我负责了，马上就要出发，一共10部汽车，你们自己分配安排。”其实他们早已分配好了，很有秩序地装好行李，大家上了车，离开了这座监狱。我在想，此时此刻，他们的心情该是多么愉快啊！这一天的到来，真是不容易呀。
护送路上
由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发，当天的宿营地是吐鲁番。由吐鲁番到七角井是最艰险最困难的一段路程，全是一片焦红不毛之地，两侧是连绵的山岭，公路在山谷穿行。这一带经常有土匪出没，拦截汽车过客，若是从两侧山上崩落一块石头，也会把人砸死。
更使我担心的是：特务机关不同意张治中将军释放这批共产党人，如果他们派武装特务在途中截击，这段路是他们利用的最好地方，尽管我有一排兵力，也是无济于事的。如果真的发生截击事件，不仅这批人的生命没有保证，恐怕连我的命也要搭上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连夜去找当地驻军负责人。当地驻军负责人是我的熟人，答应立即派一连兵力，连夜出发，在那一带布岗。第二天我们出发时，他又派出两辆装甲车前后保护，保证了这一段路的安全。
6月中旬的火焰山、戈壁滩，骄阳似火，酷热难忍，白天的气温高达50°C左右。这一带的居民，这时都住在地窖里，白天还要泡在水缸里。将近中午，车队刚刚驶出山谷，一辆汽车的十个轮胎热化了六个，车队停了一个小时，换上了备胎。我担心出事，向四处瞭望，只见公路两侧的山上确有哨兵守望，我才放心了。车走不久，又出事了，车上一个女孩热死了，于是就地掩埋，继续行军，总算顺利到达七角井宿营地。
因为途中热死了一个孩子，使我想到这批人的健康问题、营养问题，营养不够，身体就没有抵抗力，所以发生了死亡事故。我决定在七角井召开会议，安排生活标准问题，并通知共产党人也派人参加。他们派出的是杨之华、吉合、高登榜。
在会上我宣布了伙食标准：每餐四菜一汤，两荤两素，六个人一桌；每日早餐，每人发两个鸡蛋。军需人员不同意这样，因为有关部门规定这批人的标准是每人每日七角钱，只能吃窝窝头喝开水。我说：“这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一切开支，由我负责报销，军需人员只管付款，保存单据就行了。”会议结束时，我向三个联络人说：“你们三个人要随时和我联系，及时把车上的情况主要是健康状况，向我反映！”从此以后，杨之华、吉合、高登榜三人就直接和我联系了。我还规定中午打尖和晚上宿营时，医务人员不能休息，要先给病号检查治疗。
这批人中，有二十几个孩子，有的才四五岁，普遍都营养不良，差不多都有病，特别是张文秋的三个女儿——刘松林、绍华、绍林（刘松林是毛主席的大儿媳妇，绍华是毛主席的二儿媳妇），每天都要打针吃药。高登榜身体较好，都是他跑前跑后。
每在中途休息，杨之华就和我谈天，我们都是用俄语谈话。杨之华说，她是瞿秋白的妻子，杜宁是她的化名，她的女儿也在车上，真名独伊，化名杜伊。从和杨之华的谈话中，我得知张治中将军刚到新疆时，就派了党必刚、屈武到监狱去探望、了解情况，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还发了些零用钱，夫妻可以同居了。这次临出发前，张治中将军还给他们饯了行，有六个代表参加了宴会。有一次杨之华、吉合和我谈话，杨之华问我：“刘处长你为什么对我们这样好？”我笑了笑说：“我是同情你们，我也是穷人出身。”吉合说：“这是阶级友爱嘛！党必刚你认识吗，他和我是苏联军校的同学。”
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对杨之华说：“张治中主任之所以派我护送你们，是因为我是交通处长，我能完成这个任务，他对我信任。”我还对她说：“在八百里戈壁滩上，能够搞到肉蛋蔬菜，这就是我交通处长的条件。七角井开会后，我每天派一辆生活前站车，提前一天出发，到宿营地采购副食，安排食宿。在这荒凉不毛的大西北戈壁滩上，有的汽车抛了锚，司机修不好车，就地冻饿而死的人是很多的，热死的人也不少。可咱们的汽车热化了六个轮胎，一个小时就能换上。这些，当然和交通处长的条件是分不开的。”
又有一次，杨之华对我说，她是从苏联回延安去的，经过迪化时就被盛世才关起来了。在监狱里这么多年，搞了一身病，得了肺结核。我知道这些情况后，立即告诉我的副官，每到休息时，专为她搞开水喝，副官就特别照顾她。
到达兰州以后
护送计划是12天到兰州，由于超越了几站，九天就到达兰州了，这是6月19日。当我向这批人说明我已完成了护送任务，从兰州由行营派的谭高参继续护送的时候，这批人异口同声地说：“不同意换人。”我向大家解释说：“我的任务是护送到兰州，对你们照顾得不够，请原谅，再见吧。”这批人问：“我们可否全体联名打电报给张主任，要求刘处长继续护送到延安？”我说：“这是你们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在兰州等候张治中将军的电报。五天后，电报回来了，派我继续护送到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