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
1945年9月初，我从西安到重庆，向国民党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住在于右任先生家里。那时，我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做地下工作，我以国民党军委会高级参议兼顾问事务处处长、立法院立委、中苏友协秘书长、陆军大学教授的身份活动。蒋介石发现我不可靠，把我调出重庆，到陕西任建设厅厅长。这次到重庆述职，实际上是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
张治中先生提议我随他去新疆工作，我立即向周恩来同志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同志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去新疆，那是一件好事。张文伯（张治中字文伯）到新疆处理三区革命问题，一定很忙，顾不上释放我党在新疆被关押的一批同志。你去新疆，首先要帮助他办好这件事。
要经常提醒他释放政治犯。”
六次提醒张治中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和谈代表团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同以阿合买提江为团长、赛福鼎为副团长的三区代表团谈判。这次谈判非常复杂，张治中先生果然顾不上毛主席、周副主席托他办的释放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员的事。我提醒他说：“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恐怕要快办。要放，就赶快放，以表示我们的诚意。”张治中说：“别忙别忙。”这是我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第一次提醒张治中先生。
过了半个月，我第二次催他：“释放那批人的事，不能再拖了吧！”张治中说：“你先去监狱了解情况，这批人里面有我的师母杨之华和她的女儿独伊。你去监狱找她们，表示慰问，把准备释放他们的消息透露给她们母女，并带一笔钱去改善他们的生活，也看看监狱里的情况。”我去找监狱长，他说他无权处理此事，实权掌握在新疆省政府警备处长胡国振手里，胡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我把张治中的意见向胡国振作了传达，胡说：“他们都是共产党，有什么好了解的？他们的情况我都知道，要了解向我了解好啦。”胡国振不同意我去监狱。
那时，张治中先生只是中央和谈代表团团长，还不是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我也不是迪化市市长。胡国振拒绝我探监，我如实向张治中汇报。张治中火了，找胡国振来训斥：“你斗胆哩，违抗我的命令。”胡国振以“我无权批准探监，要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为由来搪塞，但又说：“可以折中，你不要去监狱，叫她俩到你这里来。”第一次叫独伊来，可没有叫杜宁（杨之华的化名）来，这还是胡国振捣的鬼。我向独伊谈了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周恩来同志受中央的委托，敦促国民党释放她们，周恩来同志关心她们母女等人的情况。独伊开始不相信，我把一笔钱交她带回去改善生活。
我把同独伊见面的情况向张治中汇报了，张治中又批评了胡国振：“为什么叫孩子来，不让同杜宁见面？”胡国振第二次才让杜宁同我见面。这次谈话更深了一点，她把狱中的情况向我谈了。我把同杜宁见面的情况报告了张治中，张治中说：“好，我心里有个底了。”
到12月初，张治中继续忙于和谈，又把这事放下了。和谈中一些重大问题要请示蒋介石，张要我同他一起回重庆汇报。在重庆，只谈处理三区“暴动”的事，有关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问题，张治中未向蒋介石谈。现在看来，他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蒋介石给张治中的任务是同三区代表和平谈判，以便稳定西北后方，放手打内战。如果两个问题一起谈，必然引起蒋介石的不快。
1946年2月中旬，张治中回新疆继续和谈。3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我为迪化市市长。张治中忙于和谈，又忘了这件事。我又提醒他，他要我到监狱去，把这批共产党员集合起来，由我向他们讲一次话。我讲话的内容是：当时的国内形势，特别是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共中央毛主席、周副主席同张治中主任进行了面谈，嘱咐张释放你们，请你们告诉我有什么要求、委屈、冤枉。他们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牢房恶劣，伙食如同鸡狗食；女监的同志要求男女合监，因为男女分监，互相不能见面；大家要求看报，要求自由。我把情况报告了张治中，他要新疆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党必刚照办。后来，狱中生活有了改善，也有了些自由，可以看报，但还未释放。
我提请张治中快把这批人放了，张治中说：“我哪有这么大权力？把一批共产党放了，我还要请示委员长。”这时，张治中第一次正式报告蒋介石，电报说，盛世才关押了一批共产党员，为了贯彻“双十协定”精神，取信于民，应当释放这批人。蒋介石根本不回电，张治中碰了钉子。过了一段时间，我提议再向蒋介石请示释放这批共产党员的事。第二次电报请示后，蒋介石复电问有无重要的共产党头子？张治中回电说重要的共产党员都被盛世才杀了，如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剩下的只是无关紧要的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这次发报后，蒋又无回电。
5月，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风声很紧，国共两党的战争已不可避免。我催促张治中：“这批人该放，就赶快放了吧。”张治中第三次电告蒋介石，电报说，这批共产党员不放，新疆和谈不会成功，三区代表已经向我表示，你们不是要释放政治犯吗？为什么关着的一批共产党不放？伊犁代表进一步说，你们同我们签订的释放政治犯（当时除关了一批共产党员外，还关了一批非党员）和其他协定，同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比较，当然是“双十协定”在国内的影响大。如果影响大的“双十协定”都不能执行，你们同三区代表签订的协定，更是一纸空文。
张治中拿新疆三区人民作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释放这批共产党员。5月10日左右，蒋介石复电同意释放，张治中便邀狱中一部分人吃饭，一方面表示慰问，一方面表示送行，记得参加的有杜宁、吉国兴、朱旦华、张奋音、李志梁、独伊等。开始狱中的同志不信任我们，张治中说，现在可以放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怀疑呢？他们表示要回去开会，研究研究，再来答复。
几天后，狱中的同志提出：第一，要先出狱，在迪化住一个时期；第二，要登报。张治中同狱中派出的代表们说：“这几条都不能同意。为什么呢？我老实告诉你们，新疆的局势我自己都不能控制，有另外一个特务系统控制局面。你们要先出狱，还要在报上发表释放你们的消息，你们的安全怎能保证？我看你们还是在监狱住着，从监狱直接上车回延安，我派得力的人护送，最为保险。这样，迪化的特务不能加害你们。你们不要在迪化休息了，车辆、护送人员准备好了就赶快走。住下去，恐怕有变。”
张治中电报训斥胡宗南
护送的负责人是新疆警备司令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这个人是党必刚推荐的，说很能干、很可靠。
车队到咸阳时，出了一点问题，幸亏刘亚哲机智，他带了一个警卫班，冲过了胡宗南设的关卡，进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刘亚哲处长从西安打电报说，胡宗南不准车队离西安去延安，实际上是要把这批人扣留在西安。张治中接到电报后，立即给蒋介石去电，说胡宗南违背释放政治犯的协定，委座应去电训斥胡宗南，以昭天下。张治中又给胡宗南去电训斥：“我奉委座令行事，你为何违令，应立即放行。”胡宗南是在张治中的管辖之下，接电后，只好放行。
周总理对这批干部关怀到底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一批一批的造反派找张治中，硬说是张治中同蒋介石合谋，诱降在新疆狱中的一批共产党员，然后放回延安，日后为国民党效劳。张治中被保护后，造反派就向我逼供。他们说：“你同张治中勾结，受蒋介石指派，去迪化诱降了一批共产党员，给他们为国民党服务的任务，送回延安。这批人都是叛徒。”
张治中先生的秘书余湛邦先生“文化大革命”中是自由的，他到处去看大字报。一次他看到一张大字报，说红卫兵为新疆关押的共产党一事去纠缠周总理。周总理说：“告诉你们，这批人是我经手办的。我是受中央委托，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们放出来。他们回到延安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重用。至于哪一个人有问题，你们拿材料审查这一个人，但是这一批人是没有问题的。这件事中央知道，毛主席知道，你们不要纠缠了。”余湛邦把这张大字报抄下送给张治中，张治中又叫人抄了一份送给我。后来红卫兵来找我，我就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给他们看。
录自《革命回忆录》第14辑。屈武同志是陕西渭南人，生于1898年。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参加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历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教官，军委会高级参议兼顾问事务处处长，立法院委员，中苏友协秘书长，陕西省建设厅长，新疆省迪化市市长。解放后先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副主任，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