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乐
我是西路军的。西路军在河西遭到失败，最后只剩下400余人，于1937年4月底，由陈云、滕代远等同志接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组成“新兵营”学习。1939年春，我从“新兵营”调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先是给邓发同志开车，后又给陈潭秋同志开车，职务名称是副官。
记得陈潭秋同志是1939年夏到新疆接替邓发同志工作的。当时新疆“八办”的工作人员中有吉合，先在“新兵营”任俄语教员，后调“八办”当翻译，又担任党支部书记；冯铉，来“八办”最早，也是翻译，1940年回延安；林超，到“八办”也较早，是共产国际1935年派到新疆来的，后来接上关系，调到“八办”工作，担任副官，管理伙食等；杨锡光，原是“新兵营”的医生，后调“八办”当医生；冯家树，1939年冬到“八办”开汽车；王顺志，为一般工作人员。另外，盛世才给“八办”派来两个副官、一个公务员、一个门卫、一个马夫、两个炊事员，这些人都是盛世才的特务，专门监视我们。
办事处对外的名称是第三招待所，对内称“八办”。在外县工作的同志不到“八办”联系工作，大多由我或冯家树同志开车，送陈潭秋同志到野外同他们谈工作，听取他们的汇报，向他们作指示。在迪化工作的同志也不到“八办”，而在离“八办”不远的新房子里进行联系。潭秋同志与在外面工作的同志联系的地点，大多在去伊宁的公路上和红湖边。
我党在新疆任职的工作人员的职务，都由盛世才委任，党代表和这些人联系也要通过盛世才。潭秋同志与盛世才的联系也是先打电话，取得盛世才的同意才去，一般多在晚间。督办公署戒备森严，进去经过五六道岗哨，架有机枪、冲锋枪。“新兵营”多数同志走后，我们自己就没有电台了，与中央的联系，一是通过盛世才的电台，这是公开的；一是通过苏联驻新疆领事馆，这是秘密的。与苏联领事馆的联系，均通过韩光同志，他是苏共派来的，在苏共领导下工作，是横的关系，有什么情况，大多是我晚间开车去，告诉他的爱人。
周恩来同志和邓颖超同志是1939年秋一起去莫斯科的。第二年春天从莫斯科回延安，途经新疆时，同潭秋同志住在“八办”楼上。周恩来同志和大家在一个桌子上吃饭，来去坐的车子也是我开的。
1942年春形势起了变化，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同我们的关系很紧张，潭秋同志曾与苏联领事馆联系，计划将我党在新疆的人员分三批撤至苏联境内：第一批是航空队，第二批是外地的工作人员及残废人员，第三批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陈潭秋同志计划在第三批走。潭秋同志教育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万一撤不走，被捕后要保持革命气节，学习季米特洛夫英勇斗争的精神。果然敌人先下手了，在我们还未撤离前，就将我们先软禁起来，后投入监狱。敌人提出，只要你们“思想搬家”，就放出来，但我们就是誓死不脱离共产党。
1946年，我们出狱回延安，走时共131人，在回延安的途中病死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回到延安的实际人数是129人。张治中送我们回延安时，共派了九辆汽车，我们坐八辆，张治中指派的刘亚哲坐一辆，负责打前站。每辆车上还派两名国民党士兵做警卫。在路上，刘亚哲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基本上顺利到达延安。
我跟随潭秋同志多年，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像老妈妈一样。对犯错误的同志，他团结教育，以理服人。记得有一次，一个同志把保密文件交给我看，我看完还给了他，但后来一时找不到，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我当时想不通，潭秋同志就找我谈话，告诉我保密工作的重要性，特别强调在秘密工作状况下，丢失文件是非常危险的，使我深受教育，思想也通了。
后在保密室文件柜里找到了这份文件，他又主动给我取消处分。
潭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八办”经常穿的是旧衣服，从国外带回的一套西装，只在外出时才穿，衬衣破旧了，他也不在乎。理发由我理，一星期到外面去洗一次澡。吃饭也不讲究，他不喝牛奶，爱喝清汤。起初，盛世才对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点照顾，每顿饭有酒有肉。
潭秋同志认为这样不行，主动提出给我们的伙食费由我们自己管理，降低了生活水平。潭秋同志的优良作风很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蔼可亲，诚恳待人，举止稳重。
录自《回忆陈潭秋》一书，作者徐明乐同志，安徽六安人，生于1917年。1932年参加红军，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在红三十军军部当警卫员，于1937年4月随左支队进入新疆，1939年春任新疆“八办”副官，后遭敌监禁，1946年返回延安。后历任人民解放军连长、营长、团长、副师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