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战书首先汇报我们受党的委托，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已基本掌握了两种飞机的驾驶和维护技术。接着，向中央反映盛世才对我党学员的冷淡情况，再等下去也难于学到更多的技术。我们向党中央请求：（1）如有可能，让我们全体回延安，力争苏联援助我党飞机，组建我八路军航空队，从空中打击日本侵略者；（2） 如暂时无条件组建我军航空队，请求批准我们回延安参加地面部队，到抗日前线去作战；（3）如党中央认为现在不宜回延安，最好与苏联联系，让我们到苏联空军去参加反法西斯战斗，或者商请苏联再给新疆提供一部分航空器材，使我们恢复飞行。请战书送往延安后，约摸过了一个多月，陈潭秋同志对我们说，党中央给航空队的同志回电了，电文只有八个字：“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我们立即组织传达、讨论。大家认为，虽然我们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想通，但党中央的指示应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我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了，克服了急于求战的情绪，又开始埋头钻研航空理论。
这段时间，盛世才航空队的军官也不管我们，所有时间都由我们自行安排。陈潭秋同志指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认真组织自学，为将来革命斗争的需要，积累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就三天两头跑书店，用积攒的津贴，集体购买各种新书，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政治、军事、历史、地理、语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俄语等十多门自修课程。各人按兴趣选学几门。那些日子，大家起早贪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暂时忘却了外界带来的烦恼。
1941 年初，苏联援助了盛世才六架伊尔-15战斗机和两架伊尔-16战斗机，还有一批其他军事装备，盛世才对苏联及我党的态度才有所缓和。在陈潭秋同志的积极交涉和苏联顾问的大力协助下，我们终于在停飞8个月后，又恢复了飞行训练。
沉渣
盛世才的航空队在苏联顾问主持下，有着比较严格的训练作风，有些军官，如第三中队中队长黎焕章上尉等，也比较进步。但其中大多数军官终究摆脱不了资产阶级军队的恶习，在盛世才高薪的笼络下，沉醉于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中。这种旧军队的恶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腐蚀周围人的心灵。
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在党中央代表的直接领导和教育下，经受住了这些“香风毒雾”的侵袭，保持了共产党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品质，但也有两个人不注意思想改造，在纸醉金迷的环境腐蚀下，对资产阶级糜烂生活由好奇到羡慕，从羡慕到追求，终于蜕变成革命洪流中的沉渣。
龚廷寿原是红军，来到航空队学飞行后，总是赞叹盛世才的飞行教官穿笔挺的军服，有漂亮的女人和宽敞的住房。他慢慢地嫌发的学员服粗糙，贪婪地积攒钱，自己到缝纫铺做衣服，还与那个缝纫匠的老婆眉来眼去。党支部及时发现了他的问题，几次个别谈话教育，直至开小组会帮助他改正错误。但他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鉴于龚廷寿屡教不改，为了严肃党纪，经陈潭秋同志批准，决定给予他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航空队，送回延安。龚廷寿拒绝党组织的挽救，在等待回延安期间，开小差逃跑了。
1941年，飞行班的邓明，又从羡慕旧军官嫖娼宿妓的生活，发展到道德败坏，屡经教育，坚持不改。经党支部决定、陈潭秋同志批准，给予他留党察看处分，也调离航空队。1942年我们被盛世才逮捕，邓明又成了可耻的逃兵。清除了败类，我们的队伍不但没有削弱，而是更加纯洁、坚强了。
风云突变离开航空队
1942年4月，第三期飞行班正式毕业。我党21名毕业学员，都留在盛世才的航空队，继续巩固、提高飞行技术。
当时，国际上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艰难时期，国内蒋介石加紧拉拢盛世才。在这种形势下，盛世才加快了从“亲苏联共”转向反共亲蒋的步伐，竟捏造“共产党枪杀盛世骐”。
盛世骐：盛世才四弟，他在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后，任盛世才的机械化旅旅长，因思想进步，倾向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盛世才的拥蒋反共政策，于1942年3月19日被盛世才秘密枪杀，并嫁祸于中共人士。
“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四一二”阴谋案，找借口，不给第三期飞行班毕业生授衔，也不按飞行军官发薪响。1942年7月，蒋介石派宋美龄等人到新疆，与盛世才达成联合反共计划。刹那间，新疆上空的反苏反共妖风喧嚣尘上，遮天蔽日。
7月10日上午，我们正在高家户机场飞行，忽然，盛世才航空队的教官任兆祥驾飞机来到高家户，说：“盛督办叫你们下午就回去。”他没有告诉回去的原因。
我们把帐篷一收，分乘两辆汽车返回迪化市。下午2点，我们刚到航空队宿舍门口，航空队大队长张炳光就来找我，说：“盛督办请你接电话。”我来到队部，拿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盛世才嘶哑的问话：“你叫李维先吗？” （我在新疆的化名，一直用到释放回延安）我说：
“ 是。”他接着说：“我是盛督办，我决定你们所有同学，今天下午离开航空队，搬到南梁招待所。”我实在费解，便追问了一句：“为什么？”盛世才口气生硬地说：“徐杰先生（陈潭秋同志对外用的化名）知道，你问他就清楚了。”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我当即和党支委紧急商议，决定派金生同志去请示陈潭秋同志如何处置。中央代表驻地离航空队约有五里路，金生同志去后很快赶回来了，说陈潭秋同志证实有这回事，并指示我们说：“现在情况很复杂，你们先搬出来。”我立即把盛世才的电话内容和陈潭秋同志的指示，向全体同志作了传达。当天下午，我们整好行装，搬出了航空队。
长达四年五个月的新疆航空队学习生活结束了。我们进入航空队时共43名同志。1938年冬吴茂林同志患肺结核退学，后来病故；1940年夏，彭仁发同志在维护飞机时，由于盛世才的一名机械员违反操作规章，不幸被突然启动的螺旋桨打死；1941年龚廷寿、邓明犯错误先后停飞，后逃跑；1941年春，严振刚同志因工作调动离开了；1942年6月，汪德祥同志飞行失事，牺牲于新疆昌吉县。我们离开航空队时，还有37名同志，其中21名飞行员，全部完成P-5侦察轰炸机的技术、战术训练，9名飞行员基本完成伊尔—15和伊尔—16战斗机的战术训练，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个小时。16名机械员已熟练掌握了上述机型的维护。
这批同志成了一支空地配套、完全能战斗的航空技术队伍。
“党中央批准你们赴苏”
搬到南梁的“红房子”招待所后，陈潭秋同志马上看我们来了，他沉着地介绍了盛世才与蒋介石的秘密勾结、开始反苏反共的一些情况，并告诉我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延安已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此后，形势越来越紧张，南梁招待所周围，日夜都有盛世才的特务盯梢，但还没有公开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陈潭秋同志繁忙地布置我党在新疆地区同志的撤退工作，百忙中又先后几次看望了我们。这期间，我们党支部按陈潭秋同志指示，组织整风学习，学习了延安发来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等文件。
我们又集体整理归纳了四年来学习航空的经验体会、训练资料以及技术笔记，誊抄了厚厚的两大本，我们准备一旦赴苏时，带走一份，另一份请陈潭秋同志转送党中央。1942年9月10日，陈潭秋同志把我叫到他的住处，一见面就兴奋地告诉我：“党中央已回电，批准你们赴苏，在新疆工作的其他同志也都撤到苏联去。苏联领事馆正在准备汽车，大约10天后就可以动身走了。”陈潭秋同志又说：“由于人多车少，要分批行动。你们航空队第一批走，老弱病残的第二批走，我最后走。你们现在就可以秘密地作出发准备。”在我离开时，陈潭秋同志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盛世才阴险毒辣，我很可能离不开新疆，有坐牢的危险。一旦有突然事变，希望你们继续坚持斗争，多加保重。”谁料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正当我们做好了赴苏的一切准备，三天后就要乘汽车出发时，阴险狠毒、背信弃义的盛世才，向我们举起了血腥的屠刀。
这是吕黎平同志《星光照西陲》第三章的一部分，由于篇幅过大，本书作了删节。原标题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本书编者改为现标题。吕黎平生平简介，见本书第346页。
